细菌战印迹

衢州城池虽固，战争还是给这里的老百姓带来“毁城廓、漂民庐、滋瘟孽”的悲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战争的记忆已经逐渐淡出。但发生在70多年前那场战争，却是给水亭门街区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今天仔细留意，到处还能看到这场战争的印迹。

浙江衢州。1940年10月4日凌晨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一架日机飞临衢州城上空，盘旋一周以后开始向下俯冲，到了200—300米的低空后，即沿衢州城的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柴家巷、罗汉井、县西街一带的居民区飞，一边飞一边散下了大量的麦粒、粟粒、破布、纸包和传单等物。来回往返两次后飞离衢州上空。

这是《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一书中对衢州细菌战的记录。今天这一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在水亭门，到处还留着细菌战的痕迹：许多民居因为细菌战的缘故而烧掉重建；许多人家如今还住在细菌战时用砖块代替隔板的房子里，据说是为了防止老鼠打洞；而水亭街两边的店面格局，也是因细菌战封闭街区时重新改造；今天在水亭街漫步，身边走过一位老人，很可能他的亲友中，就有细菌战的受害者。水亭街区就是日军细菌战留下的一个开放博物馆。

祸从天降

水亭街当年是衢州最繁华的地区，日军的飞机几乎就是沿着这一街区撒下病菌。柴家巷与罗汉井最先报告发现日军撒下的麦粒与跳蚤。1940年12月浙江省卫生处致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电文中是这样汇报的：“衢县于10月4日上午六时半，敌机一架侵入市空，飞行极低极速。警报解除后，在柴家巷罗汉井一带发现大麦、荞麦、粟米及死蚤等颇多，当时目睹者均以为奇，有柴家巷阜成纸庄许静山者，拾集麦粟及死蚤等送该县防护团转省查验。”〔49〕

细菌包落在罗汉井3号（现罗汉井5号）黄石麟家。据黄石麟儿子黄运鑫回忆：“空袭警报响过，我们全家人躲进自家院内的防空洞里，日本飞机过后，警报还未解除，外面就有人敲门，家人出去开门，见有几个警察问：‘飞机有什么东西投在你们家里?’他们边问边进屋查看。这时，我跟在大人后面走出防空洞，看到院子里、天井里满地都是麦粒和死跳蚤，门口和巷内都有，这种跳蚤特别大，比平常看到的跳蚤大一倍。我有两个姐姐都是学医的，父亲也有点文化，懂得一些科学知识，他们说：‘日本人正在施行细菌战，这些东西一定带有细菌。’马上叫家人扫干净烧掉，还用臭药水洒地消毒。后来发现屋背瓦上也有麦粒，下雨天的檐头水接起来也作消毒处理后倒掉。家里养有两只猫，平时老鼠也没有，所以我们一家人未传染上鼠疫病。”

隔壁罗汉井5号的黄权一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黄运鑫说:“他们把日机投下来的麦粒扫起来喂鸡，不到一个月时间，黄权的大、小两个老婆，还有住在他家的房客共9人，先后染上鼠疫病死亡，防疫部门很快就来封门、封巷，后来把黄权家的房屋也烧掉了。”〔50〕

10月4日中午11时，衢县防护团总干事、县卫生院长等人接到阜成纸庄（柴家巷22号）经理许静山报告后，带领医师、护士赶赴现场察看，并收集空投粮食、物品，其中包括在黄石麟家金鱼池中捞出的跳蚤和门前地面上收集的跳蚤及小纸包（每包内有10多个跳蚤）。下午1时许，县防护团及县卫生院向衢县县长崔履坤当面报告。下午2时许，衢县县政府对峥嵘、鹿鸣两镇镇长下达“立即发动城区居民，全面开展清洁卫生大扫除，焚毁一切空投物品、食物及跳蚤”的指令。〔51〕

然而，当局的快速反应并没能阻止疫情的扩散。像许静山和黄石麟这样警觉的老百姓毕竟是少数，多数老百姓还是“均以为奇”，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一个月之后，疫情爆发。11月12日上午柴家巷3号12岁的吴土英首先发病，同日下午罗汉井巷4号的郑冬弟和罗汉井5号的黄廖氏也随后发病，三人都有鼠疫症状。接着，陆续有多人染疫死亡。11月22日，衢县警察局向县政府报告：“衢城罗汉井、水亭街、宁绍巷已有8人先后患鼠疫死亡。”同一天，浙江《东南日报》报道：“衢发现鼠疫，死亡人数已达10余人。”〔52〕

宁绍巷：隔离的伤痛

宁绍巷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巷子，东接县西街，西贯上营街。巷东口有宁绍会馆，巷中转弯处有药王庙。11月22日下午1时，浙江省第五区（衢州）行政督察专员鲁忠修召集衢城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议决：“将已发现鼠疫病人之柴家巷、罗汉井、水亭街、县西街、进士巷、宁绍巷、美俗坊、上营街等8条街巷严施封锁”；“准备船只，劝谕疫区住户避居船上（小西门外衢江水域），避居时间一星期。”〔53〕次日，衢县防治鼠疫委员会决议“设置隔离室，令患者迁入疫区内之药王庙及宁绍会馆隔离治疗。患者家属及疫区未患病住户除登船避居留验外，也可迁入天妃宫避居留验”〔3〕。

药王庙又称神农殿，是祭祀炎帝神农氏的地方。据民国《衢县志》记载，“元刘光大至元间授衢州路医学教授创神农殿讲堂”。1940年11月22日下午就在衢州药学殿堂的神农殿设立了临时隔离病室，置简易病床20张。由县卫生院院长张秉权兼任医务组长，派医生、护士共5人驻隔离病室。首批收治的鼠疫病人有郑冬弟、周冯氏、廖望国、黄郑氏、江柏林、程凤娜、陈龙生、俞小珊、江清林、周毛毛、朱冯氏、李炳坤、周刘氏、黄徐氏等14人。

住在杨家巷84号的程秀芝老人对当年姐姐被隔离的情形有清晰的记忆。1940年12月6日，程秀芝的姐姐程凤娜被确诊为患上鼠疫。“医生说已无法医治，叫我们马上去报告。随后衢州防疫部门来人，立刻将我姐送往宁绍巷药皇殿（药王庙）实行隔离。隔离室共有八间，我姐被安置在第二间。我和父母也被强行留在隔离室外，从门缝里望去，只见姐姐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气无力地连声喊叫，痛苦万分，后来处于昏迷状态不能讲话，直到第二天早上四时左右死亡。死后尸体用草席捆扎送往他处，至今不知去向。”〔54〕

除隔离所以外，衢州当时还设立了许多的留验所，用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并对其进行留验观察。1940年11月22日，衢县首先在疫区宁绍巷的宁绍会馆设立临时留验所，首批收容鼠疫患者家属留验65人。后随着病人的增加，又将宁绍会馆的临时留验所改为临时隔离病室。11月25日，由警察局负责征用民船，在衢江上设立水上留验所，劝谕疫户迁居船上留验观察。留验期间，亲戚朋友给留验者送衣服、食品时，不准直接入船，只能交给站在留验船跳板上的守护警察转交。对于疫区的一般住户，则动员迁入老天妃宫（址在天后街）及天皇巷的天妃宫内留验观察；对拒不离家避居的疫区住户，规定在封锁区内不得自由通行；而对疫户家属则一律强行迁居船上留验观察一个月，在此期间未发病者，即可解除留验。

衢州市细菌战受害者筹备会会长杨大方曾有过在衢江船上留验的经历。杨大方的父亲当年是在县城里修理钟表，因为舍不得生意，又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就没有选择逃亡，坚持留在疫情已经开始蔓延的县城。“1941年3月，我父亲杨惠凤染上鼠疫死亡了，是鬼子的细菌战杀害了我父亲。直至今天，我也不能忘记父亲临死前的那双眼睛。父亲的眼神在告诉我们：他不想死，他要活呀！父亲去世后，遗体只用白布包裹，连棺材也没有就运到花园岗深埋了，让我更感悲痛的是，父亲被埋葬的地点至今下落不明。父亲死后，钟表店被封锁了，母亲和我被带走，送到衢江的船上隔离留验。在飘摇的衢江民船上，我和母亲被隔离了大约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疼痛。”

“烧拆”水亭街

1940年11月之后，面对迅速蔓延的疫情，国民党采取了烧和拆的办法。12月12日，衢县防治鼠疫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根据会议记录，该会“修正通过疫区改筑马路办法”，决议“疫户房屋由本会勘定焚毁，先由医务、工程组会同镇公所调查应焚毁房屋之间数，并估计其价格，报本会核定后施行”。

12月19日，衢县县政府下达定期焚毁疫户令，称“事关特饬要政，不容稍误为要”。“定于本月22日焚毁水亭街疫户，23日焚毁柴家巷，罗汉井疫户，24日焚毁上营街疫户，时间均为下午3时。”以下是当时被焚毁的房屋：

水亭街区因细菌战被焚毁的房屋

今天，这些当年曾经蒙受了失去亲人和房屋双重痛苦的人们或已不在人世，或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1940年，住在上营街32号的程秀芝年仅15岁，几十年之后，在作为细菌战死难者家属代表控诉日军恶行时，她仍清楚地记起姐姐临死前在隔离室孤独地痛苦挣扎的样子，以及之后全家400多平方米的房屋、米行里百余担粮食全部被查封焚烧的情景。日军的暴行不仅给水亭街区留下了累累伤痕，也在衢州老百姓的记忆中留下了一笔抹不去的痛。

家住柴家巷9号82岁的吴土福指着自家的房子告诉我们，他家的房子也曾经被烧。细菌战之前吴家在柴家巷做箍桶生意，经营着被郑怀棪老人称为“衢州城里第一高”的“吴鸿兴箍桶店”。箍桶店原来有六间房，其中两间租给了对面郑怀棪家的“顺昌南货店”。细菌战一开始，吴土福12岁的姐姐吴土英就成了第一批受害者。回忆起1940年11月12日的晚上，吴土福还记得姐姐先是“全身高烧，面色发红，后来引起淋巴结肿大，大喊大叫头痛难受，拼命抓自己，喊叫要喝水。当时我只比姐姐小一岁，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在床上抓挠，第二天早晨姐姐就死了”。〔55〕姐姐死后，房子就被烧掉了，对面的“顺昌南货店”也同时被烧。吴土福自己身上还留着那场残酷战争的印迹。因为细菌的感染，他的腿上有很多灰色的霉斑似的斑点。

焚毁住宅的措施并没能有效遏制鼠疫的蔓延。72岁的老中医张玉恢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国民党政府采取这个办法，以为这样可以消灭老鼠，于是放火烧了。但是一烧以后老鼠要逃了，一逃呢鼠疫的面积就更大了，反而不好。”此外，培养后的跳蚤生命力之顽强也是超出人们想象的。郑怀棪老人曾很形象地向我们讲述了这种跳蚤有多“强壮”。“这个跳蚤是专门培养的，一般的手段它不会死。钢板烧红了，把它放上去，它可以爬到自己身体六倍半长度的距离才会死！”曾在侵华日军1644部队服务的美术兵石田甚太郎在回忆起解剖这种跳蚤的经历时，也提到这种跳蚤的特点：“经培养的跳蚤，要比野生的跳蚤稍大些，颜色也不是红褐色的透明体，一眼看上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种古怪而又顽强的跳蚤就这样在衢州的土地上肆虐开来，吞噬生命，毁坏家园，给这里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1941年4月5日，衢县防治鼠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议决“疫户天花板，地板应拆开严密消毒”；“决定以疫户消毒封闭措施，取代焚毁疫户住宅”。这以后，水亭街的很多老房子才得以保存下来。4月9日，衢县防治鼠疫委员会又召开扩大会议，决议“布告民众自动拆建开窗、改善黑暗居室，限时一个月”。两天后，防治鼠疫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决议“对疫户房屋污秽破败不堪而房主无力整修者，可补给津贴而拆除焚毁之，由警察局协助环境卫生组办理”。从会议紧锣密鼓的程度，可以看出国民党对鼠疫的重视和控制鼠疫决心，之后对房屋的拆除和焚毁就仅限于“污秽不堪”的房屋了。

关于房屋的修缮，县政府在1941年7月29日颁发了《衢县房屋防鼠改善暂行规则》，详细规定了天花板、望板望砖、瓦缝、夹墙板、空心墙、地板、墙壁地面、阴沟、黑暗所等房屋各个易藏鼠部分的改造办法。其中仅地板的改造一项就给出了六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如需全数拆除不良之地板，地面可改筑石灰三合土，或用砖块铺砌；先拆去地板，填塞鼠穴后，满放散沙煤，再上钉地板；拆去一部分地板，做成活动式，须随时揭开清理，如发现下有鼠穴，应加填塞等等。

此后，水亭门房屋修缮工作大面积铺开。在衢县防治鼠疫委员会会议记录中，几乎每份报告都有有关房屋拆除的内容。当时记录，仅一周之内，就拆除地板2217平方米，天花板423平方米，夹墙板144平方米。这么大规模的拆除，老百姓难免有不配合，因此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特别提到“拆除地板、天花板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要多做解释、态度和平，以得到对方谅解，避免与民众发生误会，必要时由警察局协助执行之。”〔56〕

关于地板、隔板改造。下营街的王汉卿老人说，他屋里的板壁就是为了防鼠疫敲掉的，现在都是砖砌成。王家过去在水亭街上经营着“王震大”茶叶落花生店，日子本还殷实。日本人占领衢州后，全家逃到山上避难。“水亭街上日本人要来抓夫，抓夫叫你大概背东西，于是我们逃到山上。他们一半抓人，一半来掳东西，把你箱子撬开，值钱的东西拿去。在外面躲了两个月光景，回来后房子被搞得一塌糊涂。我家本是很好的，茶叶水果花生瓜子很多，结果落花生瓜子香烟弄得干干净净。茶叶他不要，翻翻弄到地下。”王汉卿的母亲为了躲日本人逃到三圣庙，结果脚骨折断了，他的父亲只好把她抬回来。六七个月后去世了。小兄弟也死于鼠疫。黄衙弄16号中医张玉恢的祖宅时也被改造。他说“所有的天花板地板都撬掉了”。

为了方便治疗病人，1942年，国民政府开始拆宽水亭街马路。旧水亭街宽度仅二丈，而且街道上建有牌坊三座，影响通行。1928年，《浙江民政月刊》在《衢州状况调查》中称，衢州城内道路狭隘，如水亭街。当时水亭街是卵石石板路，宽5米。1942年，衢县县政府将水亭街拆建为宽12米的泥结路面马路。这一次拆宽水亭街马路加上侵华日军飞机轰炸，水亭门街区明、清建筑景观消失是最为严重的一次。〔57〕

再访创伤

今天，水亭街经历过那场战争创伤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当再访他们的战争记忆，无不刻骨铭心。讲起当年逃日本人的经历，84岁的毛林江老人说，日本人一来，他们丢下店面就跑了。一共跑了两次，第一次跑九华山，第二次跑开化。“细菌战来了，我身上都生疮了，生得一塌糊涂，动都不能动。手是这样子的，早上起来，用棉签挑。这就是日本佬的细菌啊。”毛林江老人自己也不清楚是如何被感染的。“睡觉，没有好好的地方睡觉，开始发痒，生泡，发脓，你们叫发炎。脓流到哪里哪里就发。哇，那痛啊，最后什么办法呢，那时候没有条件啊，用硫黄，做火炮的，弄点烧酒啊，调起来，手进去，痛是很痛的，但是很舒服，不痒。那时候没有条件（用）盘尼西林，就用硫黄，还有盐水，盐水痛啊，我就浸盐水。”

缺医少药的艰难条件下，老百姓疗伤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现在在水亭街上开中医诊所的王成德医生小时候喜欢光着脚跑，结果一次脚被弄破后就感染上了细菌，于是腿和脚都开始烂，那时他才十几岁。他的哥哥和弟弟也被感染，讲起那段经历，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把脚放在溪里，再那个鱼啊，（游过来）吧嗒叭嗒，把烂的吸掉。”

戴明新老人也曾讲起他逃亡的故事。日本人来时，他大概是十四五岁，曾被日本人抓去过。“我没有地方躲。逃到乡下，躲在床底下。他看到我躲在床底下。”抓去后日本人让他背包。“那个马好高好高的，这个日本人骑着个马，把他托上去。”后来戴明新被一个大概是抓夫抓来的萧山人带走，“我很小，不知道他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说我要解大便，他帮我这个包拿起来，我就往山里树林里面跑去，这样我就跑出去。日本鬼子看到小孩很喜欢的。”

然而也是这“喜欢”小孩子的日本人打死了戴明新的叔叔。讲到父亲和叔叔被抓去的原因，戴明新说是因为两个人“老油条了”，没有及时躲起来才被抓。“那个时候（人们）逃日本鬼子出去咧，把银元藏到老酒坛里面，一层稻糠一层银元，地上挖个洞，把它填进去。”戴的父亲和叔叔弄了个“假楼”，听到日本鬼子来了顺着楼台躲上去。但后来听到的常常是假消息，他们就放松了警惕，“胆子大起来，不跑了……结果真的来了，把他们抓了。两个人抬一箩面粉”，“我的叔叔没力气了，抬也抬不动，日本人就‘梆（音）’一枪，把他打掉，打死了，死在田里面了。我的父亲抬（面粉）到城里，然后放回去了。日本鬼子把他放回家，回家有路条的，通行证一样的，你在路上如果碰到日本鬼子，（要）给他看这个条子”。

中医张玉恢回忆：“细菌战以后，我们全家都跑了，到开化去了，那我后来就出生在开化。我的名字也有抗日战争的味道的，张玉恢，这个恢呢就是要恢复失土。”从开化回来以后，张还记得大门上日军留下的枪托刺刀印。张玉恢的姐姐也是细菌战的受害者，日军投下的伤寒菌落在他们家井里，“所以我姐姐也得了伤寒病。还好头发掉光，发高烧嘛，人没死”。为了牢记细菌战给衢州人民带来的苦难，张玉恢医生还画了一幅油画《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平民受难图》。油画以张的老师周明霞家里为背景，细菌战中他一家死了五个人。

已是91岁高龄的郑怀棪老人一提起日本人还是义愤填膺。日本人占领衢州时曾把郑家的二楼作瞭望台（见前页图）。等日本人撤出后，返回自家的郑怀棪发现黄衙巷一侧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打通了，日本人把老百姓的房子用来做营房，为了方便通行，在各家的板壁上都开了门洞。郑怀棪老人反复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无恶不作，做尽坏事。什么事情都做过啦。说了怒发冲冠，现在说打日本鬼子我都去打咯。我跟你讲，我同他拼到，杀到我都会杀啦。”

（杨建平、吴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