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1]

先生们，你们中间不少人当会记得几个月以前结束的课程的目的和性质。那课程讲得很概括，也很匆促。我那时试图在很短期间里把欧洲文明史的概貌展示给你们。我可以说是急急忙忙从一个问题讲到另一个问题，几乎总是只限于一般的事实和论点，顾不得大家是否都能充分理解和相信所讲的内容。

先生们，你们知道，我采取这种方法是迫不得已的；虽有此必要，但如果我没有预见到我可以在以后的讲课里加以弥补；如果我不是在那时就打算以后再把我描绘的轮廓加以充实，使你们能循着我曾走过的道路，即认真而全面地研究具体事实这一途径以达到我有幸向你们提出的那全面的结果的话，我将由于因此而产生的种种不便而深感苦恼。上述打算就是我今天所要实行的方案。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面前有两种方法。我可以把去年夏季的课程从头开始，从整个欧洲的文明通史开讲，把我以前只能笼统讲过的再讲个详细，把我们过去匆忙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所讲过的问题再从容地讲一遍。或者我可以研究某一个大国、研究某一个文明已经得到发展的主要欧洲国家的文明史，这样，由于限制了我的研究范围，反而能更好地使我们对它进行透彻的研究。

先生们，这第一种方法我认为有很大的缺点。在讲述一部范围如此广泛、而且同时在其一切细节上都得完整无缺的历史中要保持——我强调说：要在那里“保持”——某种统一性，那将是困难的，姑且不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去年夏季已经认识到在欧洲文明里有一种真实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实里，在一些巨大的结果里显现出来。只有登上山巅，地面上小的起伏和不同之处才会在眼底消失，才能发现整个地面的总的外貌、它的真实的和基本的自然面貌。当人们从一般事实中摆脱出来，当人们想深入观察种种特殊事实时，统一性便消失了，特殊性也就重新显现了；人们在形形色色的事情中往往会看不到原因和结果；因此为了详细地讲述历史，而又能保持某种协调一致，那就绝对必须缩小研究的范围。

然而这种方法，不论对讲课的人，还是对听课的人来说，都要求和必须具备非常广博和多种多样的知识，这就不免会引起很大的不同看法。谁想对欧洲文明的进程稍作正确的叙述，他必须不仅对不同民族发生过的事件、对他们本身的历史，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语言、文学、哲学、最后还要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这当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至少从我们的时间安排上来说是如此。

先生们，我觉得如果我专门讲述欧洲一个大国的文明史的话，我便可以更快地跟你们共同达到所追求的目的。那么，讲述的统一性便有可能同细节取得一致；每个国家都有由于风俗习惯、法律、语言、情况的相通而形成的民族的统一性，它在文明中留下了烙印。我们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叙述那些事实而不放过其整体。最后，这样做便“有可能”（我不想用“容易”这个词）把各种必需的知识联合在一起了。

先生们，我因此决定宁愿采取第二种方法而放弃所有各民族汇合形成的欧洲文明通史的方法，我只给你们专门讲某一国家的文明，如果我们看到它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之处，它可以为我们充当整个欧洲命运的一个典型。

方法一经选定，选择哪个国家就并不困难了；我选取了法国史，选取了法国的文明史。对这番选择，我当然用不着否认我为此感到的愉快心情；谁也不会否认，爱国主义的一切情绪和敏感性都是正当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合理和有没有充分的根据。今天有些人似乎担心爱国主义会因欧洲文明的现状所产生的思想感情的扩展而大受损害：他们预言它将在世界主义中变得软弱无力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杞人之忧。今天，爱国主义正像人们的一切意见、一切行动、一切感情一样，都有这种情况。我同意，这种爱国主义同样在经常遭受广告、议论、审查等的考验；它必须不再成为一种偏见、一种习惯、一种盲目而固执的激情；它必须具有理性。先生们，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它同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感情一样，是决不会垮掉的；正好相反，它将会纯化和昂扬起来。它所遭受的将是各种考验；它将从此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我可以肯定说：我如果相信有另一种比法国文明史更伟大、更有教益、更适宜于代表欧洲文明过程的欧洲历史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它。然而我有理由选择了法国。这不是由于我们对它的历史特殊关心，很久以来欧洲的舆论认为法国是欧洲文明最高的国家。每当斗争不牵涉到民族自尊心，当人们想在间接的和不带争论方式表现的思想和行动中寻求人民真实而无私的意见时，大家都会承认法国是文明最完美、最有感染力，且又最有力地冲击着欧洲人的想像力的国家。

先生们，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国家的这种优势应完全归功于我们社会关系的有吸引力、我们风俗的和畅、我们生活的轻快和生动，这些是人家往往到我们国家来寻求的。这些理由无疑在某些地方是存在的；但我说的事实却有更普遍和更深刻的原因：这完全不是像人们所指路易十四时代的文明的那种贵族气派，也不是看了一下我们时代的情况之后使我们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热情奔放。欧洲公正的意见对法国文明的偏爱从哲学上讲是合理的；是一种本能的判断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它无疑是模糊的，但却是很稳固的，是以文明的一般性质和基本因素为根据的。

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还记得我去年夏季开课时试图给文明下的定义。我思索过，在人们的常识中有哪些概念跟这个词搭配得起来。我觉得按一般见解，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

先生们，文明不仅包括这两点；要使它完善，那么它们的同步性，它们内部的和迅速的联合，它们相互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曾经指出，如果它们不是常常配合好，如果一个时候是社会的发展，另一个时候是个体的人的发展推进得更快和更远的话，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因此而就不太需要了；它们互相激励，而且迟早总会提携并进。当它们长久不能齐头并进，当它们的联合长久没有实现时，难堪的缺憾的感觉、尖锐的不满和不完善的感觉就会袭上目击者的心头。一项重大的社会改良、一项巨大的物质福利上的进步，如果不伴随着智力发展和精神上的相应的进步的话，它能在人民中间出现吗？这种社会改良就显得是不牢靠的、无法理解的、几乎是不合理的了。人们便要问是什么总的思想产生它和证实它的，它是和哪些原则联系着的。人们要使它不致局限于若干特殊的世代，局限于某一地域，而要使它能传递和流传出去，播及每一个国家。然而这种社会改良如果不靠思想、不靠学说的翅膀，它自己能够传递和流传吗？只有思想可以不受距离的限制，它可以跨越海洋，到处都能理解和接受它。再说，人类高贵的本性就在于一旦物质力量有了重大发展，它必然渴望精神力量能与之联合并指导它；只要社会改良除了纯粹的物质繁荣之外没有带来其他成果时，只要它没有把人的精神提高到与他的地位同样的水平时，某种次要的东西就会在它身上留有烙印。

反之，在什么地方突然出现一种巨大的智力发展，但没有随之出现任何社会进步时，人们就会惊讶，就会忧虑。这就好比看到一棵好好的树没有开花结果，太阳不带来温暖也不兆丰年一样。人们便会蔑视这种不能开花结果的和不能控制外在世界的思想。人们不仅蔑视这类思想，而且最后还会怀疑它们充分的合法性和它们的真实性；当它们显得软弱无力和不能控制人类的地位时，人们便会相信这类思想是虚妄的。人类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世上的事业是把理想转化为现实，按照他设想的道理把他居住的世界改造和安排好；文明的两大要素，即智力发展和社会发展，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的完善的的确确不仅在于它们的结合，而且也在于它们的同步性，以及它们互相激发并产生自身的那种广度、便利程度和速度。

先生们，现在让我们用这种观点来考察欧洲各国的情况；探讨各个国家的文明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这基本的、主要的、庄严的事实符合到什么程度，而这事实如今在我们看来便是文明的完善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欧洲的各个不同的文明里，哪一个最为完善、最符合于文明的一般类型，从而最值得我们首先研究，而且最能代表整个欧洲的历史。

我从英国讲起。英国的文明一直是特别向着社会的改善，向着人的外界的和公共的条件的改良，向着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也是精神条件的改良，向着使社会更公正更繁荣，向着使权利和幸福得以发展的方向前进的。但总的说来，在英国，社会的发展比起人性的发展来是更为广泛、更为辉煌的；在那里，社会的利益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要比一般的思想占有更显著的地位，发挥更大的力量；民族比单个的人更伟大。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在英国即便是似乎以献身于纯智力的发展为职志的哲学家，像培根、洛克和那些苏格兰哲人，他们都属于可称为实验派的哲学家；他们主要关心直接的和实证的成果；他们既不相信想像的冲动，也不相信逻辑的演绎：他们具有的是掌握常识的能力。我把注意力放在英国智力活动最重大的时期，放在它历史上精神和思想活动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时期：我试以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政治危机和宗教危机为例。大家都知道那时英国发生过异乎寻常的运动。可是谁能告诉我，这个运动曾经产生过什么伟大的哲学体系、什么一般的学说，而且还成为全欧洲的学说的呢？这运动有过巨大的和可喜的结果；它创立了一些法律和道德规范；它不仅有力地影响于社会关系，而且也影响于精神；它产生了宗派和热情的信仰者；但它几乎不曾使人的精神的境界有所提高或扩大，275至少没有直接地起这样的作用；它丝毫没有点燃那些能照耀整个时代的巨大的精神火炬中的任何一个火炬。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能像在英国那样被掌握过、而且至今还拥有着那么多的权威；然而这些信仰多半是实际的；它们在人们的品德、幸福、感情上起着巨大影响；但在整个人类理智方面所产生的一般的和理性的结果却是很少的。无论你们从什么观点来考察这种文明，你们总会在它身上看到这种基本是实际的和社会的性质。我可以把这种发展查究得更远得多，我可以把英国社会的各阶层逐一检验；我会到处发现同样的事实。比如说，在文学里，实际的功绩至今还是居于统治地位。没有人会说英国人擅长于写一部书，整部书写得合理而合乎艺术的安排，在各部分的分配方面，在技巧方面，都能以其艺术和形式的完整打动读者的想像，而读者主要渴望的是智力上的满足。精神作品的这一纯智力的方面，正是英国作家薄弱的地方，他们擅长于用明白的叙述，用同样思想的不断反复和极明显的常识，用一切能导致实际效果的方法来使读者信服。

在英语本身也显露出同样的性质。它完全不是一种有系统的、有规律的、合理地构成的语言；它在各方面向十分不同的来源借取词儿，毫不考虑到对称与和谐；它主要缺乏希腊语和拉丁语显示出来的那种优雅和逻辑的美；它具有那种说不出的支离破碎和粗糙。但它却是丰富的、柔韧的，什么都能适应，能够满足人们在外部生活过程中的一切需要。在英国，到处占压倒优势的是功利和应用的原则，这便是它的文明的面貌和力量。

我从英国讲到德国。德国文明的发展曾是缓慢的和落后的；德国的风俗的粗野，若干世纪以来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人们从如此粗野的外表之下探寻文明的两种基本组成部分的哪一种发展比较快时，他们发现智力的发展在德国总是赶过和超越社会的发展；而人的精神在那里比人的状况要繁荣得多。请比较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 ^[2] 、梅兰希顿 ^[3] 、布塞尔 ^[4] 和其他许多人的智力状态；我说，请把他们著作中显示出来的精神发展，同这个国家当代的风尚，也同他们本身的风尚比较一下，有多么的不同呀！请看十七世纪，试把莱布尼茨的思想，把他的门徒们的著述和德国的大学等的情况同当时不仅在平民中，而且也在上层阶级中占优势的风尚相比；也请一方面读读哲学家们的著作，而在另一方面也读读那些描写勃兰登堡或巴伐利亚的选帝侯的宫廷的回忆录，两者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当我们转到我们的时代，这对比的差别还要更明显：今天，这已是一句常言，说是在莱茵河那一边，思想和事实、知识阶层和讲求实际的阶层几乎完全是分离的。没有人不知道，近五十年来德国的精神活动是怎么个情况；在哲学、在历史、在文学、在诗歌等一切领域里它都进展得非常快；可以说它并不总是循着最好的道路发展的：人们可以对它所达到的部分成就加以争辩；但对它的广泛的发展和充沛的活力，那是无可争辩的。当然，社会的状况，公众的条件，那是并没有按同一步调前进的。毫无疑问，那儿也有进步，也有改善；然而在两种现象之间是不可能进行任何比较的。所以德国的所有诗歌的、哲学的、历史的著作的特征是对外在世界缺乏认识，对现实缺乏感受力：在读这些书时可以看出生活和现实对这些作者的影响很小，完全没有干扰他们的想像力；他们过着离群索居的，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富有理智的思想生活。英国文化的特征是到处出现实际的天才，而纯粹的智力活动则是德国文明的主要特征。

在意大利我们找不到上述两种性质的任何一种。意大利的文明既不像英国那样基本上是实践的，又不像德国那样几乎完全是思辨的；个人智力的巨大发展，社会的技巧和活动力这些东西在意大利都并不缺乏；个人和社会在那里都表现得很辉煌；意大利人在纯科学、在艺术、在哲学方面，也像在事务的实践和生活方面一样，都是很卓越和擅长的。不错，意大利在某个时候在这两方面的发展的确好像是停顿了；在那里社会和人的精神似乎是软弱无力和瘫痪了；可是如果仔细观察起来就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一种内部的和民族的无能力的结果，而是外界的压迫阻碍了意大利：它好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美丽的花，可是有只寒冷而粗暴的手却从各方面压制着它。精神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都没有在意大利灭亡；它缺少的是它一直所缺少的那种在任何地方都是文明的重要条件之一的东西，——它缺少信心，缺少对真理的信心。我希望大家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不要因为我使用的字眼儿而误解了我的原意。我这里说的“信心”的意思是指对真理的一种信赖，这种信赖不仅能使真理被认为真理，使人的精神得到满足，而且也使人自信有统治世界和管理事务的权力，并且相信自己有力量取得成功。人一朝感到开始掌握了真理，他便觉得应把真理运用到外界的实际中去，改良它们，按照理性来支配它们。这个正是意大利几乎普遍缺乏的；意大利向来富于伟大的才智之士；它同时还有大量具有罕见的实际才能的人，他们熟谙外部生活的一切条件，精通领导和管理社会的才能；但这两种人和事务却彼此一直各不相干。有一般思想的人，有思辨能力的人都不相信自己有责任来影响社会，甚至不相信自己有此权利；他们虽然相信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他们却怀疑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实行家、社会上执牛耳的人几乎全不考虑一般的意见；他们几乎从来不想按一定的原则来管理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这部分和那部分人的所作所为就仿佛仅仅认识真理就可以了，仿佛真理再也没有别的作用，而人们也没有更多的事有求于真理了。这就是十五世纪和其后的意大利文明的弱点所在；正是这种情况使它的思辨的天才和它的有实际能力的人往往予人以某种思想贫乏的印象；在这里，这两种力量一直没有能在互相信任、配合和不断的作用和反作用之下共存。

另外有一个大国，老实说，我是为了对一个高贵而不幸的民族表示重视和尊敬而不是为了必要才把它提出来的，我指的是西班牙。在西班牙，既不缺乏伟大的才智之士，也不缺乏伟大的事件；那里的智慧和人类社会有的时候显得十分繁荣昌盛；然而那只是些孤单单的现象，就好比沙漠里的棕榈树一般零零落落地被抛散在西班牙的整个历史里。文明的基本性质，它的一般的、持续的进步，在人类精神和社会两方面在西班牙都仿佛被排斥了。这是种庄严的静止，或者是没有结果的周而复始。试举出一种伟大的思想或一个重大的社会改革、一个哲学体系或有成果的制度是欧洲得自西班牙的；一样也没有：这个民族是与欧洲隔绝的；欧洲从它那儿所得很少，给予它的也不多。我如果把它的名字抹掉，那我将谴责自己；但它的文明在欧洲文明史里是并不重要的。

先生们，一般文明的基本原则和卓越的事实，思想和事实的密切而迅速的结合与和谐的发展，这些在我们方才观察过的四个大国的知识界和从事实际事业的阶层里都没有产生过。所有这几个国家就文明方面说来，它们都缺乏某种重要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国家提供给我们处在各种环境中的文明的全貌、纯粹的典型及其一切巨大的特征。

我认为法国的情况就不相同。在法国，精神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彼此从未相失过。那里人们和社会总是在进展和改善着，我不说两者并驾齐驱，但彼此差距是很小的。在我们的历史里，在那些重大的事件，在一些革命、公共的改良之外，人们总能看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思想与相应的学说。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每件事，知识界都能立刻抓住并从中引申出新的财富来；知识界里的每件事都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反响和结果，而且反响和结果几乎总是很迅速的。实际上，在法国，思想一般都是领先于社会阶层，并促使它进步。思想在事情完成之前总是在学说里先进行酝酿，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思想总是居于领导地位。智力活动和实践才干、思考和应用的这种双重性在法国历史的一切巨大事件和法国社会一切大的阶级里都留下了烙印，赋予它们以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面貌。

举例说，十二世纪开始时爆发了公社的解放运动，这当然是社会情况的巨大进步；与此同时也展示了人们强烈渴望思想解放。去年夏天我曾指出过这一事实。阿培拉尔 ^[5] 是拉翁 ^[6] 和韦兹莱 ^[7] 的自由民的同时代人。在知识界中自由思想反对专制权力的第一次大搏斗是跟自由民争取公众自由的斗争同时期发生的。这两个运动实在说来，表面上彼此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些哲学家对揭竿而起的自由民抱着很坏的看法，把他们视为粗野的人；反之，自由民一听到哲学家谈到他们时，总是把哲学家看作异端。但这双重的进展有不少是同时进行的。

撇开十二世纪，看看法国思想史上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机构之一的巴黎大学的情况吧。没有人不知道从十三世纪起，巴黎大学在科学工作上做得怎么样；它是欧洲这类机构中的第一个机构。在这个时期像这样重要、这样活跃的政治性的事物并没有第二个。巴黎大学配合国王的政治和法国教会人士反对罗马教廷的一切斗争，参与教士反对教皇的俗权的斗争；一些思想发展了，一些学说在它内部建立起来了；它几乎立即努力把它们在外部世界里传播开来。巴黎大学的一些原理成了康斯坦茨主教会议 ^[8] 和巴尔主教会议 ^[9] 里一些改革者的旗帜，它们促成并支持了查理七世 ^[10] 的国事诏书。智力活动和积极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总是与这所大学分不开的。我们再进到十六世纪，试看看法国的宗教改革的历史：它在这方面不同于别国；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为明智（至少是同样明智），而且更为稳妥，更为合理。反对天主教会的博学和学说的主要斗争是受到法国宗教改革家支持的；无论在法国或在荷兰，为这一斗争而写的许许多多哲学的、历史的、论战性的著作总是用法文写的；在这时期，德国也罢，英国也罢，肯定都没有在这方面运用更多的智力和学问；而同时法国的宗教改革对德国的再浸礼教派教徒和英国的分裂教派分子也是格格不入的；宗教改革很少和缺乏实际的明智，然而大家不会怀疑它的信仰的力量和真诚，因为它长时期抵御了最困难的逆境。

于是我们看到有四个或五个伟大的时代、四个或五个伟大的事件，其中显示出法国文明的特殊的印记。我们举我们社会的各个阶级为例；我们如研究它们的风俗、它们的面貌，我们就会被这同样的事实所感动。法国的教士既博学又积极，他们参与一切脑力工作和作为辩论者、学者代管教区的行政官员要做的一切世俗事务；他们可以说既不完全献身于宗教，也不完全献身于科学，也不完全献身于政治，而总是竭力把这几方面联合并调和起来。法国的哲学家也总是以思辨和实际知识的罕见的混合体的姿态出现；他们深沉地、大胆地思考；他们寻求纯粹的真理，毫不重视它的应用；但他们总是与外在世界、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种种现实保持一致；他们上升得很高，但目光从不离开地面。几乎所有法国的伟大的哲学家、诸如蒙田 ^[11] 、笛卡儿 ^[12] 、巴斯加尔 ^[13] 、裴尔 ^[14] ，都既不是纯粹的逻辑科学家，也都不是狂热者。去年夏天，就在这同一地方，你们听了他们雄辩的诠释者刻画出了笛卡儿这个同时是世俗的又是科学的天才的性格：“爽直、坚定、有决断而又果敢，在自己的书房里思考问题如同他在布拉格城墙下打仗时一样勇往直前”；对生活的运动也像对思想的活动同样爱好，我们的哲学家们并非全都有笛卡儿的天才，也没有经历过像他那样有危险性的命运，但他们几乎全都同时寻求真理并了解世界，全都善于观察和思索。

先生们，最后在法国历史里，还有唯一的一类人，他们曾起到了真正为公的作用，他们试图把国家完全纳入它的行政管理之中，使国家得到一个合法的政府、法国的地方行政官和律师、议会和它们周围的一切机构，这唯一的一类人有什么特征呢？难道不正是知识和实际智慧的这种结合，对思想和事实以及对科学和应用的这种尊重吗？在纯粹的知识起作用的一切场合里，在博学、哲学、文学、历史里，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法国的国会议员和律师，他们同时参与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事务；在社会一切真实的和实际的利益里他们都插手。

随便从哪方面去观察法国，人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两重性；文明的两种主要的要素在那里以紧密的配合发展着。那里的人从来不缺乏个人的自尊心，而他的个人的自尊心也不缺乏公众的重视和效用。人们对于常识是法国国民性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一事谈得很多，特别在近来一段时间里更是这样。这确是如此；可是这绝不是一种完全为了在其事业上获得成功的那种实际的常识，它能深入思想深处并理解和评价这些思想的全部意义、而同时又考虑到外界事实的哲学的常识。这种常识就是理智；法国人的头脑既是理智的，又是通情达理的。

先生们，法国因此就有这样一种荣誉，即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忠实地重现了文明的普遍的典型和基本思想。这是最完全、最真实，也可以说是最有教养的文明。这便是欧洲的公正意见之所以承认它占首位的道理。法国表明自己是既明智又强大，既富有思想又有办法使这些思想产生效果。它既依靠各方人民的智慧，同时又依靠他们的改善社会的意愿；它调动了他们的想像力又激发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它显得既能发现真理又能使之取得成功。由于这双重资格，它使自己深得人心，因为人类的双重需要就在于此。

先生们，我们因此有权利把法国文明作为最重要和最富有成果的文明来首先进行研究。而这就需要像我方才提出的那样从社会的发展和智力的发展两个方面加以研究，这就需要我们密切注意人的思想、精神，人的内部、外部和一般的情况。根据这个原则来考虑，那么欧洲通史里任何一件大事，任何一个大问题我们都将在我们自己的历史里遇到。这样我们将达到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历史和科学的目的；我们将时时看到欧洲文明的景象而不致在众多的和错综复杂的场面和人物里迷失方向了。

然而，先生们，对我们说来，问题还不止于此，还比看一个景象，甚至比作一次研究更为重要；如果我没有说错，我们在这里寻找的是单纯的知识以外的东西。一般的文明课程，尤其是法国文明课，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一个我们时代的特殊的课题，整个的未来都与之有关，这不但是与我们的未来，而且与整个人类的未来有关，而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也许特别有责任来加以解决。

在探索真理——不管向哪个方向探索——的知识界里，今天占优势的精神是什么呢？是一种极为严谨的、严格而小心、审慎的精神，一种科学的精神，一种按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精神。这是一种细心观察事实，只准随着事实逐渐被认识而缓慢地、一步步进行概括的精神。这种精神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研究物质世界的各门科学里显然占着统治地位；它取得了进步和荣誉。它今天逐渐进入到精神世界，进入到政治、历史、哲学中去。科学方法到处在扩大和增强；人们到处感到有拿事实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和规律的必要；人们确信事实是科学的主要根据，一般的思想如果不是从事实中间产生，如果不是植基于事实，而且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被事实所证实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今天在知识界里事实是可靠的力量。

在从事实际工作的阶层里，在社会上、在政府里、在行政机构里、在政治经济里，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那里，对思想，对推理，对一般原则，对人们称之为理论的控制占着优势。这显然是我们时代发生的大革命的特征，是十八世纪一切工作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不仅能说明一种危机，说明一个暂时动荡时代的特征；而且还是一种恒久的、有规律的、平和的、能说明今天在各方正在确立起来或已在显露出来的这种社会状态的特征。这种状态建立在讨论和公开性上面，即建立在对公众的理智、学说、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信念的控制上。因此，一方面，事实在科学里从未占有过那么大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在外部世界里从未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

先生们，从前情况却十分不同；在知识界里，在严格意义的科学里，事实是不被充分研究的，也是不大被重视的；推理和想像可以随心所欲地驰骋；人们大胆设想；人们只凭演绎的线索去瞎碰。而在政界里则正好相反，事实在现实的世界里是万能的，几乎被视为是天然地合法的，人们难得敢于反对它们，即使对之不满；在那种时代，煽动性的言论要比思想自由更为常见。一个人即使以真理的名义，为一种思想要求在这个世界的事务中占一席之地，也会有理由为自己的大胆卤莽后悔。

所以文明的进展颠倒了老的一套：它把事实的王国建立在过去由精神自由活动统治着的地方，也把思想抬到了过去完全被事实独占的宝座上。

此事是十分正确的，上述结果在现代文明遭受的谴责中成为一种显著特征。现代文明的对手们一谈到人类精神的实际情况和它的工作方向时总是指责它枯燥和狭隘。他们说：这种严峻的、实证方法，这种科学精神降低了思想，冻结了想像力，使理解力窒息和丧失自由，禁锢它并使它物质化。当问题转到社会的实际情况时，转到社会正想做、正在实现的事时，这些人就说人们在追求幻象，说人们在理论里放进了信仰；应该研究、尊重、珍视的只有事实；应该相信的只有经验。因此现代文明被指责为既枯燥又空想，既犹豫又匆忙，既胆怯又鲁莽。作为哲学家，我们在着地爬行；作为政治家，我们想干那伊卡尔 ^[15] 的事业，我们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先生们，这双重的指责，或说得更确切些，这双重的祸害，正是我们要予以击退的。我们实际上负有责任来解决这里所引起的问题。我们负有责任在知识界里使对事实的控制越来越巩固，在社会上使思想越来越占优势；逐渐按照现实来控制我们的理性，按照我们的理性来控制现实；一面保持科学方法的严格，一面保持理智的合法的控制。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完全没有；相反地，这是作为世界上的一名旁观者的地位上和作为伟大戏剧里的一名演员的使命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先生们，我毫不作假设，也不作说明，我只是描述我所看到的事物。我们被投到我们没有作过什么创造发明的世界上；我们发现它、观察它、研究它：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因为它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着；我们的精神表现在事实上；它只有把事实作为原料；当它发现由这些事实产生的一般法则时，这些法则本身都是它看到的事实。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的地位就是这样。作为演员，我们却是另一种做法：当我们看到了一些外在的事实时，我们了解了在我们身上发展为在性质上超越于这些事实的一些思想；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责任来改革、完善、调整现存的东西；我们感到我们能够对世界起影响，在那里扩展光辉的理性王国。这就是人的使命；作为旁观者，他服从于事实；作为演员，他控制着它，赋予它以更有规则的和更完美的形式。所以我方才有充分理由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可是在这双重的任务里的确包含着一种双重的祸害；在研究事实的时候，理解力可能被事实所压倒；它可能受压抑，变得褊狭、具体化；它会相信只有那些最初映入它眼帘的、直接明显地在我们身旁出现的、落到如人所说的我们感官里的才是事实。先生们，这真是重大而明显的谬误：有些事实是遥远的、巨大的、模糊的、崇高的、非常难于触及、难于观察、难于描述，但它们并不因此而不成其为事实，人也并不因此而减轻研究和认识它们的责任；如果人不能认识它们或者忘记了它们，那么他的思想性的确将大大的降低，而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也将带有这降低地位的烙印。在另一方面，人的才智的抱负，在它作用于现实世界时也可能丧失自制力，变得过分的、空想的，也可能当他急切把他对外界事物的想法扩展得过远和过快时陷入迷途。可是这双重的祸害本身证明它产生于那双重的任务。这任务当然必须完成，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因为文明的实际状况清清楚楚地提出了它，而且不容许人家把它忘掉。今天，谁在寻求真理时离开了科学的方法，就不能拿研究事实作为智力发展的基础，谁在社会事务管理上不愿接受一般原则和思想、学说的指导，那他就得不到任何持久的成果，就将没有真实的力量；因为理性的或是社会的力量和成果，如今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是否与人类活动的这两个法则、是否与文明的这两种倾向相一致。

先生们，这还不是全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我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的，另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涉及纯粹的智力、真理的研究；另一个则是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外部世界。还有第三个问题，它同样是从文明的现状产生的，也是要我们去解决的；这是个道德的问题，它既不与科学也不与社会有关，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内部发展、与个体的人的价值和功绩有关。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以我们的文明为目标的一些指摘之外，人们还指摘它对我们道德本性起着有害的影响。人们说，由于它好不断地争辩的精神，由于它什么都要争论、什么都要估量、什么都要归结为一个确切的和肯定的价值，它使人类的心灵变得沮丧和冷酷起来；说由于它自命为一切都正确，自认为比一切幻想和一切思想的冲动都优越，由于它装作知道一切事物的真正的价值，人们终于厌恶一切事物而只相信自己了。人们同时还说，由于现在生活的舒适，由于社会各种关系的轻松和愉快，由于社会里普遍出现了安全感，因此人们心灵萎靡不振和软弱无力了；还说人们习惯于只照管自己的同时，也就习惯于为了自己而要求一切，什么都省不下来，什么都不能牺牲，一点儿苦都不能吃。总而言之，人们认为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娇气，风俗的冷酷无情和它的软弱无力乃是文明现状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结果；认为忠诚和力量，人的这种巨大的力量和德行，它们曾在我们所说的野蛮时代显赫一时，却在我们所说的文明时代渐渐缺乏并还将继续缺乏下去，特别在我们的时代是这样。

先生们，我认为很容易驳斥这两重的斥责，并建立起：第一，这样一个一般的论点，即深入地和全面地看来，文明的现状，按道德的可能性说，完全不会导致利己主义和娇气这两种结果；第二，事实上，现代文明人必要时都并不缺乏忠诚和力量。但这问题会把我们引得很远，所以应该把它结束。不错，文明的现状给忠诚和精神力量增加了更多一层的困难，正像它给我在开始时讲到的爱国主义、给人的一切高贵思想和一切感情增加了更多一层困难一样。我们本性的这些巨大能力的出现常常带一些偶然性，好像不经过思考，也和动机无关，也可以说是任意的。这些能力往后将必须仅仅根据理性来行事，要求它们动机合理，结果有用。这无疑是人类本性为了显示他的伟大而提出来的更多一重的负担。先生们，它将会提出来的；人类本性对各种环境要求于它的东西从来不会忽视不理的；要求于它的越多，它就会越多地给予；它的财富总是比它的支出增加得更快。能力和忠诚将有其他的来源，将以其他的形式表现自己。毫无疑问，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那些总的思想和可以鼓舞它们的内心的信念：符合于我们风俗习惯的信仰还很微小，还很模糊、虚弱：从前起作用的忠诚和能力的那些原则如今是没有效力了，因为它们已失去了我们对它们的信任。我们必须探索，直到发现一些能强有力地抓住我们、使我们相信并同时感动我们的原则。那些原则将能激发起忠诚和力量；那些原则将能使我们的灵魂处于无私活动状态，处于构成道德的健全的、单纯的、朴质无华的坚定状态。把做这件事的必要性强加于我们的这种事态的发展将为我们提供做这事的手段。

先生们，因此我们在即将进行的研究中，我们的目标必须远远超过单纯获得知识；智力的发展今天不能也不应保持为一种孤独的事物；我们要为我们国家从中得出一些文明的新的材料，为我们自己得出一种道德的新生。科学无疑是美好的东西，即使仅仅为了它本身也值得人们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劳动；但当它成为一种力量并孕育出德行时，它就更千倍地美好了。先生们，这正是我在讲课中必须做的：发现真理；在我们之外的外部事实里，为了社会的利益去实现它；使它在我们内部转变为一种能诱发我们大公无私和道德力量的信念。这信念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和尊严。这便是我们的三重的任务，这便是我们工作的目标；这项工作是难于执行而进展缓慢的，它不会结束，只有不断成功地向前发展。然而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让人达到他向自己提出的目标；人的光荣是在不断地向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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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眉钉口处系原书页码。本讲自英译本的第一卷第269页起。——译者

[2] 路德（Luther，Martin，1483—1546）：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译者

[3] 梅兰希顿（Melancheton，Philipp Schwarzerd，1497—1560）：德国宗教改革家。——译者

[4] 布塞尔（Bucer，Martin Kuhhorn，1491—1551）：德国宗教改革家。——译者

[5] 阿培拉尔（Pierre Abailard，1079—1142）：法国经院神学家，他是概念论（conceptualisme）学说的创始者之一。——译者

[6] 拉翁（Laon）：古代法国埃纳（Aisne） 省的首府，距巴黎149公里。——译者

[7] 韦兹莱（Vezelay）：古代法国约纳（Yonne） 地方的首府。——译者

[8] 康斯坦茨主教会议（Concile de Constance）：1414年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全体主教会议。——译者

[9] 巴尔主教会议（Concile de Bâle）：1431年在巴尔召开的全体主教会议。——译者

[10] 查理七世（Charles VII，1403—1461）：法国国王，1422年继查理六世即位。——译者

[11]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作家、哲学家。——译者

[12] 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译者

[13] 巴斯加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哲学家。——译者

[14] 裴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作家。——译者

[15] 伊卡尔（Icare）：据希腊传说，他是建筑师台达尔（Dédale） 之子，父子都被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Minos） 囚禁在迷宫中。他制作了羽毛的翅膀，用蜡胶在身上，飞行逃出了迷宫。但他飞得太高，逼近太阳，以致蜡受热熔化，他终于跌落进爱琴海而被淹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