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VI

克雷洛夫后来说道：“我的一篇在印刷所里业已排好了字的小说，被女王叶卡捷琳娜要去了。手稿没有归还，就此丢失了。” ^[108] 克雷洛夫甚至似乎被抓去“关了禁闭”，并且被禁闭的，还不只是一人，而是一批人。事情发生在1792年，其时，他同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普拉维利希科夫、克鲁申等人出版了讽刺杂志《观众》 ^[109] 。这整个事情的经过，迄今尚未完全弄清楚。可靠的是，克雷洛夫并未马上被制服。次年，他同克鲁申着手出版新杂志《圣彼得堡的信使》。尽管《信使》上的讽刺作品远远不像《观众》上的讽刺作品那样色彩鲜明和勇敢无畏，但这新的杂志也使它的出版者遭受迫害。克鲁申在杂志的第三部分写了一篇关于克尼亚日宁的悲剧——《瓦丁》的研究。如所周知，这篇文章极为女王所不满。《信使》的出版受到申斥。结果，克雷洛夫逃避到一处乡村，而克鲁申则远游国外 ^[110] 。从那以后，克雷洛夫长期停止了写作。而当他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对讽刺作品，已无兴趣。他只是偶尔写些寓言，尽力避免激怒有产者当局，始终记住了：最好是紧闭牙关。

B.B.卡拉什说：“俄国的生活挫折了克雷洛夫这一俄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把他的讽刺禀赋限制在狭隘的轨道上，而不让其正确发展，甚至在许多方面歪曲了它。……真正的克雷洛夫，就其对俄国文学可能作出的贡献说，最多地，尽管也并不是完全地，显现在他的讽刺文章里。这就是这些文章的巨大历史和文学意义。” ^[111]

我们业已看到，俄国现实生活的不良条件非常独特地改变了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抄袭来的人性论。这种改变也影响了俄国讽刺作家的观点。我们已经知道，方-维津通过斯塔罗杜姆发表了改正俄国道德风尚的意见。在克雷洛夫同拉赫马尼诺夫在1789年合办的讽刺刊物《神灵的通讯》里（按照卡拉什的正确评价，这个刊物给我们恢复了诺维科夫式的讽刺作品的最好传统和传说），发表了一篇《魔术师马利库尔姆尔克给安姆彼多克洛》的信，信内写了如下颇有特色的见解：

马利库尔姆尔克说：“在古代哲人所提出的全部证明中，没有一项证明比一位学者提出的所谓大部分人都是凶恶和堕落更为明确和逼真。”当然，这一悲观的意见只适用于“现代的人”，所以许多法国启蒙思想家也可能会同意这个意见。不过，他们会补充说，凶恶和堕落，主要盛行于特权等级之中，为了改正道德，必须废除特权。俄国的作者 ^[112] 却有不同的见解。在他的心目中，“堕落的最深刻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的欲望” ^[113] 。

这个见解的本身是值得批评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却是从这里得出的关于讽刺作家的任务的结论。

马利库尔姆尔克继续说：“现代，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陷于非常重大的灾难，或陷于完全破产，他们不了解，或不重视我在这封信开头所提出的定则。”（即关于人的凶恶和堕落的意见。——著者）讽制作家必须警告他的读者，——特别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使他们不致陷入给他们撒下的罗网。

“轻佻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人的通病；因此，必须时常告诫他们，毫无戒心地进入社会，希望在社会里找到公平和正直，等于不带地图和指南针而漂洋过海，盼望经常遇到顺风，盼望在停泊的任何海岸，都可找到平静的码头。”

在这些意见里，已可看出后来使克雷洛夫对任何社会问题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的那种悲观主义的萌芽 ^[114] 。

可是问题在于，这一悲观主义并不是我们未来的伟大寓言作家的个人特点。我在谈到俄国伏尔泰门徒时，即已指出，在18世纪后半期，在俄国优秀人物中间，随地都可看到一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几乎是或完全是绝望的。毫无疑问，当时这样的人要比同一世纪的前半期多得多。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产生了大量极为令人喜悦的希望的朝代里，哪里来的悲观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从我在上面已经多次指出的叶卡捷琳娜的理论和她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中去找。

理论产生了令人喜悦的希望，而实践却使这些希望归于破灭。当然，不是在所有人那里，因为大多数人是满足于叶卡捷琳娜的活动的，而只是在要求严格又极为敏感的人们那里。这些人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这微不足道的少数，却走在前列。他们为俄国社会思想探求新的道路，因此，他们感到的失望，是当时俄国社会心理中一个极堪重视的事实。

克里扎尼奇将他的进步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广泛改革。他把君主制看为“摩西权杖”，能够从不毛的峭岩里，找到欢畅的源泉。“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更相信“摩西权杖”的神奇力量。“学术侍从”不只是由于恐惧，而且是赤胆忠心地为君主制服务的。彼得一世以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们的行为，似乎应使先进的俄国人大大减少其对君主制的进步意义了。但是先进的俄国人，却习惯于将彼得继承人的恶行，看为偶然的例外，而不是看为一般的通则。他们期待着，以为就在今天或明天，这些例外会成为痛苦的回忆，而一般通则会终于显示富有成果的力量。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他们以为，现在“摩西权杖”会比彼得一世时还要工作得好些。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个权杖有两端，其用以打击过于热衷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端，要比用以对付过于愚钝的守旧派的一端坚决有力得多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灵里产生了种种为彼得时代先进人物所未曾有过的疑惑：18世纪后半期的“学术侍从”——我所指的是当时的知识界的最先进部分——开始逐渐丧失其对君主制的信仰。

我不是说已经丧失，而只是说开始丧失，而且只是逐渐丧失。这种丧失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包括19世纪的一部分，有时加强，有时减弱。完全可以理解，各种不同的思想家都屡次经历了这一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的影响下得出了种种极为不同的结论。我们很快便可看到，这一过程怎样影响于他们当中某些最显赫人物的世界观和情绪。在这里只要指出，这个过程在这一世纪里，不只是已经开始，而且在文学著作中已经有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