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V

我们已经看到，在别茨基关于建立人的新良种的种种议论里，毫未提到国家改革的必要。在当时俄国的最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议论里，也都毫未提到这一必要。他们谈到教育时，总是仅仅注意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爱尔维修可能说，他们说的只是儿童教育，而未提青少年教育。然而即使他们不提青少年教育，儿童也不会因此就不逐渐变为青年，而青年的性格也不会不在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俄国的启蒙思想家不能否认从法国哲学家的人性理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按照这个结论，人的性格只能在社会环境良好的地方，才会成为良好的。他们还同意一个观点：只有社会环境的组织本身能够说服个人相信他们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时，这个社会环境才是好的。按照法国哲学家的理论，这样的社会环境就是在文明世界的最先进国家里，也还不曾存在。问题就是要经过社会和政治改革建立这种环境。企求实行这一改革，这就是法国解放哲学的革命实质。

就其最大多数而言，俄国启蒙思想家是不同意这种企求的。他们还未认识到，俄国现实需要根本改造。试问他们怎么能够希望俄国居民周围的社会环境会使他相信他的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一致呢？对于这个问题，方-维津在所写《纨绔子弟》一剧第5幕第1场里，作了答复。

普拉夫金在这里发表意见说，人的成为不幸是由于自己的罪过，是自己堕落的结果，但他愿意知道使人们变为善良的办法。斯塔罗杜姆细想普拉夫金的话，对于这一点表示了下列坚决信念。

“它们（即办法。——著者）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只要人们看到：没有善良的品德，谁也不能成长为人；任何卑贱的服务，任何金钱，都不能买得因功绩而受到的奖赏；人们是被选择去任职的，职位不是人们攘夺得来的，——那时，任何人都会感到品德优良的利益，任何人都会变得善良。”

大家都看到，问题的解决在斯塔罗杜姆的脑子里要比在法国哲学家的脑子里简单得不可计量。如果法国哲学家们向开明君主发出呼吁，那他们所期待和要求于君主的，便是认真的改革（例如，狄德罗向叶卡捷琳娜所提建议，便是如此）。这种改革，必须将公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总利益联系起来。但斯塔罗杜姆的要求却缓和得多。他的愿望只是要君主不将他的那些没有“高尚品德”的仆人列入“人”的范围。君主只要坚决遵守这一完美的规章，那时任何人都会成为善良的：因为任何人都会感到做一个善良的人，是有利的。斯塔罗杜姆深信，君主是能够很顺利地遵守上述规章的。他说：“请相信我，我的朋友，在君主想到，在他知道什么是他的真正光荣的地方，人类的权利就不会不归还人类，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会很快感到，每一个人必须按照合法的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

在斯塔罗杜姆的头脑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完全丧失了革命的内容，而获得了保守的性质。这些观点，在斯塔罗杜姆的对话者普拉夫金——剧作者对他也非常欢喜——的头脑里，也获得了同样的性质。普拉夫金说：“真是的，任何身份的人都必须有适当的教育。”同我们在爱尔维修著作里所看到的相反，教育在这里不仅不以根本社会改革为前提，而倒是完全适应于现存的事物秩序。

当方-维津想要出版（1788年）《诚实人的朋友或斯塔罗杜姆》杂志时，他在《给斯塔罗杜姆的信》里这样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名称：“我必须承认，为了我的喜剧《纨绔子弟》的成功，我应感谢您这个脚色。我根据您同普拉夫金，米龙和苏菲的谈话，编写了整整几场戏。观众直到现在还愉快地观赏着它们。”观众对这几场戏，甚至比对方-维津表现出无疑的巨大讽刺天才的那几场戏，还更乐于观赏。这表明大部分欧化的俄国人是同意斯塔罗杜姆和普拉夫金的观点的。既然如此，则俄国当时的一般文学著作，特别是讽刺作品，除开少数例外，无不以宣扬“高尚品德”为特点，便不足为怪了。1769—1779年间的讽刺杂志，对于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个别现象，曾群起而攻之，——有时还攻击得相当勇敢。它们显然不怀疑，这些现象同当时事物秩序的最深刻基础，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试为举例说明：

一些最好的讽刺杂志曾对残酷无情的地主发动攻击。在诺维科夫的《雄蜂》里，塑造了一个叫别兹拉苏德的人物。他坚决相信农民不是人，而只是农民。当他看到他的农民“按照东方的方式”向他跪拜时，他想：“我是主人，他们是我的奴隶。把他们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使他们忍受任何穷困，日夜工作，完整地交纳租赋以执行我的意志。他们记住我和他们的身份，应该对我望而生畏。”此外，关于农民，他还说过：“诚惶诚恐地把你的粮食送来。” ^[91]

涅多乌姆伯爵夫人的情况也不比别兹拉苏德好一些。“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小市民或农民，他会立即打寒战，发哆嗦。他不用流行的语汇，给他们以下流的名称，但究应怎样称呼他们，却是他50年白白虚度的生命中所未能想出来的。” ^[92]

在同一年的《雄蜂》杂志第26页和第30页上，刊登了一名村长给地主的《复文》和地主给农民的命令，对于当时的农民情况，作了极好的描述。按照讽刺作家的安排，村长将在村会上实行体罚和对一名在给地主的呈文里称地主为父而不称为老爷的农民罚款5卢布等等，向地主报告。村长在报告里补充道：“他说他是由于糊涂才这样称呼的，以后他再不敢称呼您老爷为父亲了。” ^[93]

在同一个诺维科夫的《绘画》里，刊登了《И***Т***两地游记》的出色片段。作者在总结他的旅行印象时写道：“在农民的形象里，我到处看到了贫困和奴役。荒芜的土地，粮食的歉收，都向我表示，这些地方的地主对土地没有热情。那些用薄板支架起来、上面盖着禾秆的小小茅舍，院子围着篱笆，不多的存粮，极少数的牛马，往往都证明贫穷户是多么贫困，然而整个国家的财富和伟大却是由这一切构成的。” ^[94] 这些片段是同拉季谢夫的著名《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游记》极相仿佛的。我们知道，这些片段当时在读者中造成强烈的印象。人们对诺维科夫说，“我们的许多贵族对贵刊第五印张（即刊登了这些片段的印张——著者）表示不满。”与此相反，另外一些读者却“因为同一印张而表扬了诺维科夫” ^[95] 。但是《游记》的续篇，没有发表。这显然是由于当局采取措施，取缔了它的刊行。

诺维科夫辩解说，《游记》的作者所攻击的，不是整个“贵族团体”，而只是那些滥用权力的贵族。对此，当时就很少人相信，现在也很少人相信。

有些学者断言，诺维科夫反对的是整个农奴制，而不仅是地主的滥用权力 ^[96] 。诺维科夫可能在灵魂深处确乎谴责农奴制本身。但是在刊物上他却只是谴责了坏地主。人们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我国众所熟知的“种种不能由编辑部门做主的情节”。这也是可能的，但这却未获证明。不仅如此，我们有理由设想，诺维科夫不仅在变成神秘主义者之后，就是在出版《雄蜂》、《绘画》和《钱包》时期，也没有在原则上谴责农奴制。我们不要因为在这些杂志上时常看到关于“农民也是人”的议论而陷于错误。谢涅卡不是也曾写过：奴隶也像他的主人一样是人吗？ ^[97] 然而对于作为社会制度的奴隶制，他却从未表示反对。此外，那些认为诺维科夫对农奴制进行原则谴责的学者，都忽视了一件刊载在《钱包》第6页（1774年度）上的异常重要的文件。我所指的是独幕喜剧《民间歌舞》。

在这个喜剧里，似乎是为了教训坏地主而描绘了一个好主人托尔斯托苏姆，把他描绘为“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老爷”。这个好主人的臣民之一说：“看到他的农民，心里真高兴”；又说，“如果好主人的农民贫困了，那他就得责备自己，或者他是一个懒汉，要不然就是一个酒鬼。”显然，这远远不是对农奴制的原则谴责。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好主人托尔斯托苏姆的同一忠实奴仆还发表了下述非常有教益，同时也很能说明问题的见解：“忠诚的奴仆不仅要讨好主人，而且有时还要恭恭敬敬地向主人报告他的不对的地方。善良的主人从来不为此发怒，有时虽然生气，但不会持久；后来就自己承认不对了。这种情形，我在向老主人作报告时经历过很多次；为此，他豁免了我的一切，并给我赏赐。”

请注意，喜剧《民间歌舞》是预定演给来自人民的观众看的，按照《钱包》杂志出版者的意见，它应该给这种观众带来益处。然而上述见解的“益处”，难道不就是保护农奴制本身吗！

托尔斯托苏姆的另一农奴，他的儿子的仆人华西里说，农民都很爱老地主，“由于他的缘故，也都爱青年的地主，尽管他对农民还未做过任何好事。”但这同一华西里在同他的年轻主人一道纵酒狂欢时，很害怕事情会为老地主所知道。“无论他对我们多么仁慈，只是我的背脊将为此受到惩罚；在这种饮宴之后，我的剧烈的醉后头痛，就是一年也忘记不了。”从这里可以看到，理想的地主托尔斯托苏姆关心他的农奴的良好道德品质，是不惜实行非常严厉的体罚的。

诚然，前面研讨的喜剧不是诺维科夫写的。谢缅尼科夫认为，喜剧很可能是公爵夫人达什科娃根据叶卡捷琳娜的旨意写的 ^[98] 。但是，诺维科夫不仅出版了它，并且在它的篇首写了一些完全同情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送给他发表的这篇喜剧的根本思想，他会采取这种行动吗？毫无疑义，这个根本思想，就是要说明地主应该，而且也能够关心自己的农奴；而农奴则应该，而且也能够真诚地爱自己的地主。这同农民解放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诺维科夫在出版《雄蜂》、《绘画》及《钱包》时期，是最先进的俄国人物之一，这是绝对毋庸争论的。但是，这一在当时异常先进的人物的观点，是多么温和，可以从他对出版自由问题的态度中看出。同他的所有欧化的同代人一样，诺维科夫赞扬叶卡捷琳娜给了自己的臣民以思想和言论自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十分内行地（Ex professo）注意尽可能扩大这种自由的范围。但他却从未想到可以完全取消书报检查。按照他的意见，国家的安定和公民的安全，都要求“禁止出版反驳神圣法律，反对君主专制和祖国的书籍。这种著作都是有毒的和有诱惑性的，它们能够危害青年的灵魂，纵容恶行”。写这种书的人不配称为作家，或照诺维科夫的说法，不配称为创作者，而应被指为“有害的败类”。为了预防这种“败类”对社会的有害影响，政府必须检查新出版的书。而且诺维科夫认为，在新书检查中，精神检查应起首要作用 ^[99] 。如果我们考虑到，诺维科夫在俄国讽刺杂志出版人中，可能是一个最有主见，也想必是一个最光明正大的人，那我们就可相信，当时我国讽刺作家的要求，事实上是非常低的。尽管如此，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还是遇到了种种不可克服的阻碍。

如所周知，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讽刺杂志是《万有》（1764年）。它是按照叶卡捷琳娜的意旨并在她本人的领导之下，由科济茨基出版的。在这本杂志的某期，刊登了一篇对报刊的热情颂词：“啊！报刊！自然，是上帝自己启发了那个发明你的人！由于你，保存了人类伟业的记述；由于你，人类的思想从东方飞向西方，从日中飞到午夜；你消灭危害人类的偏见，真理由你而发现；由于你，沙皇和大臣们从事例中学会保卫祖国，统帅们学会军事艺术，法官们学会探求真情实况。你极大地促进着人类的福祉！”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也像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一样，叶卡捷琳娜的实践是同她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叶卡捷琳娜所以要由她自己领导《万有》杂志，所以要鼓励其他定期刊物的出版，显然是抱着一种希望，以为俄国的定期刊物会只限于热情歌颂新女王。然而无论俄国新闻界人士的社会意图多么温和，他们毕竟对于自己的任务有了严肃得多的理解。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进行批判，然而叶卡捷琳娜却认为他们必须歌颂。从这里，自然要产生分歧，严重地影响了讽刺刊物的命运。

在1769年度的《雄蜂》第2页上，刊登了一位将军给他的逃避兵役的侄儿的一封信。这位关心子侄的伯父大惑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讨厌服役呢？如果你以为根据现时的命令，服役没有好处，我的朋友，那你可错了。的确，就现在说，是今不如昔；但是即使这样，经过10年，还是可以赚得一个好好的庄园的。可往年是多富有啊，你自己去核计罢，现时的各种敕令夺走了我们的多少粮食呀！”

叶卡捷琳娜认为这封信得罪了她。于是，她御用的《万有》杂志，立即开展了一个反对《雄蜂》的运动。

“伏尔泰的女弟子”的杂志证明：法院和法官并不像前引一信作者所想象的那样坏，尽管有时官吏会在事实上受贿；但是在这种事情上有罪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行贿者自己。《万有》杂志写道：“还有一点要问，如果他们周围少一些引诱者，那么，对他们的控诉是否会少一些呢？”这一意外的、真正别出心裁的意见，受到其他杂志的坚决反击。

在《杂俎》杂志里刊登了一封信，尖刻地挖苦“祖母” ^[100] 对刀笔吏的维护。祖母说过，最好是少打官司，多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杂俎》反驳说，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谁也不会因为小事去打官司。如果大家都是有良心的，如果大家都遵守法律，那就既不需要法院，也不需要法官。但实际上非有法院不可，所以必须设法使刀笔吏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封写给《杂俎》编者的信写道：“请求你们拒绝祖母的意见，因为她现在说的是简单的神话，从而表现其智力的昏庸。” ^[101] 《地狱通信》要求祖母想想受到人们尊敬的古代讽刺作家，提醒她：讽刺作品的存在就是为了嘲笑罪恶。这个意见是针对《万有》主张对人类的弱点必须抱着仁爱和宽恕的态度而发的。祖母不断宣扬说：“善良的作家很少谈论罪恶，以免由于某种事例而侮辱了人类，但应运用其他教范，通过各种品德完美的人，也就是通过既高尚又正直的人，来描写对信仰和法律的坚决维护，歌颂热爱国王，热爱社会的祖国儿女，描写爱好和平的公民，真诚的朋友，圣礼的护卫者”，等等等等 ^[102] 。

这里几乎是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中提出了我们所熟知的一种保守派理论，以为最好是提出正面的人物，而不是提出反面的人物。这一理论后来多次被人们重复，“伏尔泰女弟子”的喉舌也断言，作家们所以习于描绘事物的消极方面，是由于在他们的心里缺少善心。《万有》杂志在答复《雄蜂》杂志第5页发表文章，对它进行反驳的一位“真理爱好者”时，写道：“他的良心不懂得宽容在什么地方是必需的；他的智力可能不理解这种道德教导。应该假定，他是想用笞杖去制止一切的。无论如何，在将他交给公众审判时，我们会劝他治病，使他不再拿起纸来胡乱涂鸦。” ^[103] 事实上，这位“真理爱好者”是最不需要治疗的，因为他对事物的观点毫无残酷之处。当他说，残酷的不是那些反对违法乱禁的人，而是那些同违法乱禁实行妥协的人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他写道：“许多缺少良心的人从来不明确指出罪恶，并不是更为仁爱。他们说，普通的人都良心脆弱，必须用仁爱来包含罪恶；因此，他们将罪恶缝在仁爱的长衣内。然而这种人的仁爱，应该更合适地称之为爱罪恶。照我的意见，改正罪恶的人比那些宽恕，（或用俄国话说）纵容罪恶的人，是有着更多的仁爱之心的。” ^[104]

女王的御用刊物有意纵容罪恶，这是洞若观火的。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不是因为这个刊物接受了“唯物主义或否定论”的影响（如机灵的涅泽列诺夫所想象的那样 ^[105] ），而是完全另有原因。

叶卡捷琳娜在登极后三星期，发布了一个关于《贿赂》的上谕，用极为鲜明的色调描绘了俄国社会生活中这一根深蒂固的积弊，语调之尖锐激烈，也许为她那个时代的一切讽刺刊物所罕见 ^[106] 。但是，这个上谕正因为是在新女王登基以后不久发布的，所以它是对以往朝代的指责；而在这位女王即位后五年开始出版的讽刺刊物，对于受贿者发出的攻击，则只能理解为对她本人的指责了。叶卡捷琳娜便是这样理解的。她无限度地追求虚荣，希望她的臣民真正信服颂歌作者的保证，说自她即位以后我国业已形成普遍幸福。后来，在《俄罗斯语言爱好者的对话》（1783年）里，她把那些认为在俄国尚未肃清贿赂现象的人们嘲笑为陈腐的怪人。她以《真事和谎言》作者的名义，提出作者祖父的一位老友为类似的怪人之一。这位老人欢喜读书。但是，第一，其弱点是无批判地接受写书人所说的一切；第二，关于事物的思想和概念在40年前是怎样，现在也还是那样，虽然事物在实质上变化甚剧……他直到现在还抱怨督军和他的属员的不公平，然而这种不公平已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了。这样，叶卡捷琳娜想使《对话》一书的读者相信，只有落后的人们才会抱怨行政机关和法庭的不公正。她关于这位她所不满意的老人写道：“当时这种人号和机灵和博学，但在现在，由于事物改变了，思想开展了，他的概念也就落后了，而他却囿于这种概念，没有前进，他谈论现在正如在40年前谈论当时一样。”

事实上，在《对话》出版时，就已经没有督军，也没有督军的办事机构 ^[107] 。然而贪官污吏的数目，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少。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叶卡捷琳娜却对此听都不听。她的自满自负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她用《真事和谎言》作者的祖父的名义，坚决强调：“请记住我的话：所有现时的罪恶都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有如奔流着的涨水。但水一旦达到以前的界限和堤岸，便会重新比以前更自然地流去。”

方-维津过分颂扬叶卡捷琳娜的文学天才，当他劝她——其实是劝《真事和谎言》的那个作者——用讽刺作家的鞭子鞭打昧良心的法官时，她代那个作者说：“在‘真事和谎言’里不包含使人厌恶的下贱东西，在那里严格排除了不具备欢乐的精神和不合乎我的祖先爱好的一切，强烈的悲剧使人产生索然无味之感，尤其是产生痛苦和眼泪。抨击讼棍和贪污，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连文法都不甚了解，哪能写出什么教训呢！”

叶卡捷琳娜喜欢具有“欢乐精神”的著作，而不喜欢讽刺作品的“下贱”和“索然无味”。但是既然完全不要讽刺作品又不可能，所以叶卡捷琳娜对讽刺作品提出了第一，我们都知道的要求，即仿佛对有罪恶的人应抱着人道主义的态度，第二，——这是对第一要求的完全自然的补充，——她希望讽刺作品不要牵涉个人。与此相反，诺维科夫在他的最初的讽刺刊物上，便证明必须“指名道姓地批判”。这又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分歧。

1769—1774年间，这位最优秀的讽刺杂志的出版者对于“不顾情面的批判”是怎样理解的呢？

我想，这最好用事例来说明。

在1769年度《雄蜂》杂志第25页上，讲了一个叫普罗拉兹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卸任“官吏和挥霍游荡的人”。他欠了一个商人的钱。请看他怎样想法赖债的。

“碰巧他们两人一同作客。商人有些喝醉了，普罗拉兹有意激怒他，说不给他还钱。如果他要控告他，那他就什么也得不到。商人把普罗拉兹痛骂了一顿、而普罗拉兹什么也没有回骂，只说请大家注意听着，次日便向法院递了呈文。最后，他没有还债就将他的借据取了回来，上面说明钱已收到，而且这笔钱是为了在来年冬天给妻子购买皮大衣的。普罗拉兹清偿了债务，而商人却由于把懒汉骂作骗子，丢失了钱财。”

诺维科夫深信，嘲笑罪恶，比往往只能引起索然无味之感的训诫，更能减少罪恶的作用。但是如果讽刺作家仅限于一般地嘲笑某种罪恶，那么，在染有这种罪恶的人们中，便会没有一人将这种嘲笑算在自己的账上：任何人都会以为这是指的别人。因此必须给以暗示，使某一犯了罪过的人由于这种暗示而理解到作者所说的就是他，而不是任何与他相近的人。“真理爱好者”在描述前面所说的官吏普罗拉兹的行为时写道：“我断言对人而发的批评更能改正罪恶。”但是就这样，也要做得十分谨慎。必须使对某一人，对某一犯了罪恶的人所发的暗示，不为大家所了解。“不然的话，如果把这人写得这样明显，以致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是他，那时，这犯有罪恶的人便不会改正，而会除了旧恶之外，增加新恶，亦即增加仇恨。”

从这种实在说是很幼稚的意见里，可以看出诺维科夫和他的思想同道们所谓“指名道姓的批判”只是单纯地揭发个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官吏普罗拉兹的例子和在《雄蜂》、《绘画》等杂志上看到的许多其他例子证明，“指名道姓的批判”主要是要暴露“掌握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们。“真理爱好者”要求对被揭发者保持慎重态度，也许不只是表示他们担心为大家所了解的暗示会产生过于强烈的心理作用，而且表示他们害怕被揭发的达官大吏会进行报复。

讽刺作品在其发展的初期到处都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是，无论其最初的步子或其进一步的发展，都依据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的形式。众所周知，阿里斯托凡的喜剧，也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他生活在民主制的雅典共和国，享有极大的言论自由，不怕对犯有恶行的人提出指名道姓的批评。相反，在叶卡捷琳娜的俄罗斯，对于当权的达官大吏的哪怕是极为小心的暴露，也会给揭发者带来巨大的麻烦。像女王一样，达官显贵们都认为一般描写罪恶，比“指名道姓的批评”好，而且比具有“逗笑精神”的著作则差得多。当然，讽刺杂志自应招来发自他们的巨大不快。

由于讽刺作家（如果不辜负这个称号）是很难用“逗笑的精神”来写作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俄国讽刺—暴露作家的处境，很快就变得十分艰难。1769—1774年间讽刺杂志在许多场合里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一个又一个地停闭了。不言而喻，它们的消失，不能使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因此，由于对讽刺作品的需求没有消失，遂不时出现了新的讽刺刊物。但是它们所遇到的困难，并未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少。相反，由于伏尔泰的女弟子愈来愈加明白法国新理论的实际意义，这种困难是愈来愈多了。当革命的风暴在法国勃然兴起时，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这时，俄国一些作家受到凶残的迫害。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命运，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女王的不满，波及当时还很年轻的克雷洛夫，这一事实却不是那样为人所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