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经济学的辩论》：人为制造稀缺

富足与稀缺，两者被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人们是更喜欢前者，还是更喜欢后者？

“这还需要问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并且不耐烦地回答，“答案如此显而易见，难道有人会认为稀缺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吗？”

荒谬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确实会有许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而且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反复提起。迄今为止，稀缺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它经常会被人们大篇幅地引用，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类谈话中，各种报刊文章中，各级图书中以及各种政治话题中。在“财富是商品的极大丰富”这一简洁主张未得到社会大众认可之前，每天人们都在抱怨：“市场里到处都是外国商品，真是可怕，简直要把我们淹没了。”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害怕富足。

德克里克也曾经断言：“长期来看，在经济中，生产是过剩的。”因此，他也害怕富足。

在工厂中，工人们经常会毁坏他们认为多余的机器。因此，他们也害怕生产过剩，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也害怕富足[4]。

比格奥不是也经常说“只要面包涨价，农民就会因此变得富裕”吗？众所周知，只有当面包的供给小于需求时，即面包稀缺时，其价格才会上涨。因此，比格奥也是在赞美稀缺。

达加奥特曾指出糖产业的生产力是过剩的，还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他还反复强调：“糖用甜菜的需求是有限的，不需要无限制扩大种植面积，因为只要每个地区种植若干公顷的甜菜，就能够满足全国消费者的需求。”从这番话可以推断，对人们有利的是稀缺和贫瘠，对人们不利的反而是富足和丰饶。

新闻署、商务部和主流日报也在积极地做着洗脑的工作，它们每天早上都用至少一篇文章告诉众议院和政府，虽然关税政策导致了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但是这是合理的。这种做法非常成功，众议院和政府也是按照媒体的腔调行事的。然而，关税导致价格普遍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市场的供给相对减少了。于是，报纸、众议院和政府用稀缺理论指导实践，这同时也印证了我们上面的说法：稀缺理论已经成为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在工人、媒体和政府官员的心中，为什么稀缺受到如此地推崇，而富足却受到抵制呢？其中的缘由我会在下文中细细道来。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一般规律——在产品热销的行业，工人的付出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换句话说，在同等劳动强度下，在同等劳动时间里，工人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工人通过劳动获得的薪酬的多少与生产产品的“短缺”“稀缺”程度关系密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稀缺可以使工人更加富裕。以此类推，对全体工人而言也是一样的，于是人们就悟出了稀缺理论。因此，如果人们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就会为了厂商的利益使出各种不合理的招式，如人为操纵价格上涨、通过限制和保护主义措施来炮制短缺、抵制引进机器设备，等等。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富足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有一点是很容易看清楚的，如果一种产品的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这种产品只能用很低的价格才能卖出去，厂商的利润自然就会减少甚至亏损。一旦所有的厂商都处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中，其结局将是厂商无法生存，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也是举步维艰。因此，富足会给我们带来不幸。如果人们认可了这样的理论并用它来指导实践，那么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会抵制富足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个荒唐的理论，如果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学术结论或许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应用于某个产业，或应用于某特定行业的生产中，那就另当别论了。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是片面的。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理论中正确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不仔细揣摩，就很容易忽略掉其片面、荒谬的部分。

人们是为了消费而生产，即人们拥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上文分析出的结论只是单一地从生产者的角度得出的。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分析，那么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假如消费者能够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所需的全部商品，那么他们会更富有，因此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社会产品越丰富，消费者会越富有，而且这一结论适用于所有的消费者，于是富足理论就应运而生。

如果对交易进行片面的理解，就很容易得出这些荒唐的结论。但是通过对个人利益性质的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交易具有两面性——作为卖方时，他们倾向于更高的价格，于是乎喜欢稀缺；作为买方时，他们倾向于更低的价格，于是乎喜欢富足。仅考虑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人类的整体的、永久的利益。

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每天为自己的日常所需而付出劳动，劳动的成果完全归自己享用，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交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稀缺理论就不会产生。很明显，产品富足是一件对他有利的事情，而且无论这些产品如何获得——通过辛勤劳动所得、通过发明先进机器所得、通过肥沃的土地所得、通过大自然所得以及天外来物等，情况都没有什么不同。此时，这个人绝对不会为了体现劳动的价值，而去毁坏先进的机器、肥沃的土地或舍弃天外来物。因为他很清楚劳动只是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保全财富而去舍弃财富是极为不明智的行为。他非常清楚节省劳动力是一种进步。如果每天需要劳动两个小时来满足一天所需，而利用先进的机器、肥沃的土地、天外来物等可以帮他节约一小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条件用一小时去获得一天所需，然后用余下的一小时来自由支配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但是自从商品交易出现以后，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却很难做出正确的理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社会分工，一件商品的生产者是这个人，而商品的消费者往往是另外一个人，因此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认为劳动是结果而不只是手段。由于交易的出现，同一商品包含着两方面的利益：一是消费者的利益，二是生产者的利益。这两方面的利益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此消彼长。

分析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分析和认清事物本质的关键。

首先从生产者的利益出发。生产者要获得最大的直接利益必须考虑两个方面：（1）所从事的行业中，生产者的数目要最少；（2）消费者需要该行业提供的消费品要达到最多。政治经济学用精辟的术语做出了类似的表达：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换句话说，即竞争是有限的，市场是无限的。

而消费者要想使自己的直接利益最大化，也不外乎两个方面：（1）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的供给很充足；（2）消费者对这类商品的需求相对较小。

由于两者都以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二者是无法相容的。法律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才能代表公众的利益呢？此时公众的利益包括生产者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其中某一方的利益符合社会或整体利益，那么另外一方必定是敌对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如果每个人的所有愿望都得到满足，那么将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因此，从生产者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愿望是反社会的：如果我们是葡萄园主，此时全世界的葡萄都遭霜冻而枯死，但是我们的葡萄得以幸免，那么我们会感到异常开心；如果我们是铁匠，不管公众是否有需求，我们都希望市场上出售的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铁制品，急切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需求带来了好价钱；如果我们是农民，我们会赞成比格奥的观点——让面包涨价，面包供给相对少了农民就富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倡导稀缺理论。

如果我们是医生，我们很清楚外部状况的改善给行业造成的后果，因此很关注外部的一些迹象：如政府加强了公共卫生的建设；培养节制、戒酒等美德；普及关爱自身健康等相关知识；发现了一种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等等。如果我们是医生，从我们自身的利益出发，我们的真实愿望可能是反社会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医生真的有此愿望。我宁愿相信医生的真实愿望是：发现包治百病的妙药，但这不可能是一个理性的医生应该拥有的想法，而是一个圣人、一个基督教徒无法克制的冲动——为了实现自我牺牲的价值，他们行事必须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名医生，只要他的行医生涯与他的福利、威望甚至全家生活支出息息相关，他的想法就可能是反社会的。

如果我们以生产棉纺品为生，那么，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可能完全支持消灭一切对手。虽然我们不会公开地表达这一愿望，也不会付诸直接的行动，但是我们确实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比如，为了减少供给——将国外的纺织品拒之门外，同时运用国家权力影响国内供给，导致衣物短缺。

以此类推，无论在哪个行业，我们都能发现这些行业中员工的“反社会”态度。“商人”蒙田[5]说：“商人生意兴隆得益于年轻人的挥霍，农民富足要靠粮食的价格昂贵，建筑师谋生要靠房屋朽坏倒塌，司法人员存在的理由在于人们的诉讼和纠纷，神职人员的尊严和职责有赖于我们的死亡和罪过，医生们生活在身体健康的人群中会感到不安，士兵们都不希望本土太平，如此等等。更为可怕的是，如果人人都探测一下自己的心灵，我们会发现我们心中孕育和产生的愿望大多是损人利己的。”

由此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如果每个人隐藏在心中的真实愿望都得以实现的话，人类社会将会迅速退化到蛮荒时代——风帆替代了先进的蒸汽技术，木桨替代了风帆，四轮马车替代了木桨，骡子替代了四轮马车，最后是骡子被脚夫所替代；羊毛厂商下令棉花停产，棉农下令羊毛停产等，直至稀缺将整个地球占领，人类在地球上消失。

如果立法和行政机构授予米姆尔商业协会[6]处置权，允许每一位会员制定一项法律并按这项法律指导实践，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这部产业法典将会是什么样子。

而当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消费者的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几乎完全一致，如在人类对福利的诉求方面。当消费者来到市场，他希望看到自身所需产品供应充裕的繁荣景象；他希望风调雨顺，庄稼获得丰收；希望通过先进的技术发明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希望能够节省精力；希望距离能够消失；希望能够减轻税负；希望关税壁垒终将消失。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消费者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保持高度一致。潜藏在消费者心中的真实愿望即使再荒诞、再离奇，也不会与他人的利益相悖。消费者可能想要美味的食物，想要避风的屋顶和温暖的壁炉，想要教育和美德，想要安全和和平，想要力量和健康，他们希望这些都可以不劳而获、予取予求，如尘土、水汽和空气般充裕，如阳光般慷慨……，但是，即使是这样夸张的愿望也并不会对社会福利产生任何影响。

此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消费者的这些愿望都得以实现，那么就意味着对生产者劳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最终会使劳动者感到无所适从并导致生产陷入瘫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个虚构的极端例子中，如果消费者的所有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类就变得像上帝一样，只要动一动念头就可以获取所需。但是既然是这样，我们也根本没有必要去悲叹工业生产末日的来临。

现在我们假设立法议会由商人组成，代表生产者利益，且每位成员都有权实施一项法律，实现生产者的真实愿望。可想而知，立法议会的法律会将稀缺理论贯彻到底。

同理，如果众议院的成员都代表消费者的利益，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他们将会制定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所有限制性法律，取消所有人为的商业壁垒——换言之，即将富足理论进行到底。

总之，将生产者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考虑，就会与社会总体利益相背离；而将消费者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就是将社会总体利益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依据。

尽管有啰唆之嫌，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一点：

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基本的对立关系。[7]

前者希望市场上的商品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

后者希望市场上的商品相对丰裕，物美价廉。

按常理来讲，我们的法律应该持中立态度，但事实上它却支持生产者而抵制消费者，支持昂贵而抵制便宜，支持稀缺而抵制富足。

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这么做又是“合乎情理”的——他们认为一个要什么没有什么的国家是富裕的。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生产者的利益，需要保证生产者的产品有一个好市场。于是，他们就必须提价；为了提价，就必须使产品供给变得相对短缺；产品供给相对短缺就是人为制造稀缺。

如果这样的法律得以全部执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库存清单，清单上的物品（如满足法国人民所需的肉类、服装、燃料、小麦和殖民地等产品）不是以货币来衡量，而是以重量、尺寸、容量和数量来衡量的。

我们进一步假设，此时取消所有壁垒——进口到法国的外国商品的关税壁垒。

最后，为了更好地得到改革的结果，我们再进一步假设库存清单在3个月后取得。

那么经过这番改革之后，法国的小麦、家畜、服装、布匹、钢铁、煤炭、糖等产品的第二个库存量是否真的能够超过第一个库存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保护关税危害多，它试图阻止外国商品的进入，限制市场供给，最终造成商品价格昂贵，市场供应不足。

这样一来，我们又如何能够相信人们在现行法律下生活得更幸福！一个国家的肉类和糖类短缺可以使人们吃得更好吗？一个国家的亚麻和羊毛织物短缺可以使人们穿得更体面吗？一个国家的煤炭短缺可以使人们的房屋供暖更充分吗？一个国家的钢铁短缺或工具机器短缺可以使人们的工作更轻松吗？

当然，你们可能仍有疑虑：如果取消关税壁垒，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我国，我们的金钱就会大量流失，我们怎能过得更幸福呢？

事实上，金钱流失并不重要，因为人们不能吃现金、穿黄金，也不可能用银子来给房屋取暖。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民众的食品柜中是否有足够的面包和肉，衣柜中是否挂满衣裳，壁炉前是否堆满木头，等等。金钱的多少并不重要。

法律中带有限制性的条款也同样会使我们陷入相同的困境。

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要揭露它们给民众带来的所有伤害；如果大家都否认这一点，那么就是否认它们通过限制供给提高市场价格的行为，也就是否认它们在维护生产者的利益。

这样的法律既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又丧失了效率，简直一无是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