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知言

生活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孟子不得不跟各种各样的错误言论做斗争。对于所处的时代以及自己的使命，孟子有着清醒的认识：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1]

杨朱的极端利己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国家的基础，墨翟则通过爱无差等的理论和实践，伤及了人伦的根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式的利己主义，首先在道理上便不能成立，因为从来没有脱离他人的绝对个体。自我的内涵中始终包含着他者。每一个自我都是面向他人而成为自我的。在这个意义上，极端的利己主义既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或者“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类的决绝，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诚实。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私自利，那得是多高的境界！小乘佛教的“自了汉”恐怕也未见得能达到吧。道理上说不通、实践上也行不通的思想，却总在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可怪！墨家兼爱天下，自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孟子径斥为禽兽，恐有过甚之嫌。相较而言，《庄子·天下》篇的评判更有节制：“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2]尽管孟子对墨子的批判有过激之处，但爱无差等的思想同样是道理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的。孟子在反驳墨者夷之“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主张时，有这样一段议论：“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3]事实上，夷之既讲“施由亲始”，则已经是爱有差等了。所有的事物，皆有其“一本”。父母作为每个人的根源，在人的生命中有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以对待父母的态度对待他人，等于取消了父母的根源性和独特性。以事父之道事人，岂不成了人人皆父？一个满大街都是他父亲的人，非“无父”而何？杨、墨取径虽殊，但在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这点上，却是一致的。

孟子将错误思想归纳为四种，即诐、淫、邪、遁“四辞”：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4]

“四辞”既是错误言论的四种形态，又是错误言论的四个发展阶段。朱子说：“诐、淫、邪、遁，蔽、陷、离、穷，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见一边，不见一边，如‘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各只见一边，故其辞诐而不平。蔽则陷溺深入之义也，故其辞放荡而过。陷则离，离是开去愈远也，故其辞邪。离则穷，穷是说不去也，故其辞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5]诐辞所见偏颇，故有所遮蔽。所见既失平正，则只是不可普遍的道理。持此见识的人，又不肯自限于一个局部，要勉强将这道理推扩出去。其结果不得不张大其事。经过虚夸的道理往往高妙虚玄，陷人的同时不免自陷其中。自陷者不能自拔，发展下去遂至于根本上背离正道。将不可普遍的道理勉强推扩为普遍的，其中必定有讲不通的地方，只能从别处寻一个无根的道理来补救。比如，佛教一方面“把世事为幻妄”，另一方面又讲“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就显然是“遁辞”了。^[6]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知言思想，不仅是对世道人心的救治，也是修养功夫的一个方面。在被问及告子培养“不动心”的方法与自己的方法的不同时，孟子说：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7]

在告子看来，要达到“不动心”，只需要在心上下功夫就可以了：言有不通，不必以为心就达不到；心上达不到，亦无须在气上寻求。^[8]这种将心与言、气割裂的做法，孟子是明确反对的。“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以为尚有可通之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则完全不合道理。义理上未有所安，仅靠强力把持而获得的自主性，是靠不住的。离开了尽心知性的义理基础，存心养性是无从谈起的。

[1] 《孟子·滕文公下》，《四书章句集注》，第272页。

[2] 《庄子纂笺》，第269页。

[3] 《孟子·滕文公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62页。

[4]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32页。

[5] 《朱子语类》，第1272页。

[6] 《朱子语类》，第1272页。

[7]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30页。

[8] 告子这句话比较费解，朱子注曰：“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同上书，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