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与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持续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行动以及法国学生运动的相继爆发，西方女性主义者掀起了争取妇女解放的第二次浪潮，“经历了一个由对女性具体问题的关心走向对整体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在哲学上，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殊途同归，体现了对人类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倾向。”（赵蓉晖，2002：19）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导致了在社会地位、人权、语言等方面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思潮进入科学研究的众多领域。1963年，美国心理学工作者B．弗雷蒂安的《女性的奥秘》一书的出版，以及1964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一次社会语言学大会影响巨大，引发了世界各国人文科学家对这一热点研究命题的浓厚兴趣。

1．社会性别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如R．莱科夫、D．齐默尔曼、C．韦斯特、B．索恩、D．博林格等，不仅致力于语言的性别歧视和言语的性别差异研究，并且探究其社会根源，大量论述性别语言的专著和论文纷纷出版，推动了这一研究向世界各地的延伸。

由于和社会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性主义始终和社会现实中有关女性的就业、婚姻、教育、财产、参政等具体问题息息相关，从而构成了女性主义的实践内容；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因其产生的理论环境一直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其理论水平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步攀升和提高。贯穿女性主义始终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妇女缺乏理性”的男性中心论的批判。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有的世界是以男性的价值观为标准建立起来的，男性始终处于人类社会的中心位置，代表着权力、权利和理性，而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其存在和意识被边缘化，受到压制和贬低。于是，女性主义者力图在实践上通过社会运动来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和思想觉悟，以达到社会改良、优化妇女生存地位的目的，而在理论上则努力解构现有的法规和思想体系，以重新建构起合理的新秩序，其中包括语言秩序，因为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秩序乃是一种象征秩序，而象征秩序（语言）是一种体现家庭和社会的结构，它是在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并体现的……进入象征秩序，也即进入语言。反之亦然。”（Kramarae，1981：26）

由于对语言在象征秩序构成中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认识，女性主义者在蓬勃兴起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启发，努力去寻找女性的语言表达传统，基于女性主义概念和性别角色的概念，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гендер）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概念，以此表明：即使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性别特征，也可能因社会文化的作用而成为某种模式，成为社会规约的产物，并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在女性主义看来，性别（sex）与社会性别含义不同，前者指一个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生而具有的是男性或者女性的事实，后者则指社会对于男女两性所赋予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强调人们的性别意识、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制约中形成的，女性的性别角色也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

从理论意义上讲，以gender取代sex，把性别研究从生物学领域转向社会文化领域，宣告了生理决定论的终结，为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指出了希望，也为社会性别语言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说社会性别理论是人类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中产生的一种理论观念和学说，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反省传统的社会性别，旨在促使男女两性全面健康发展，实现男女两种社会性别在社会地位、人权、语言等方面的平等。

社会性别概念在拓展的过程中，突出所谓的“女性气质”是由人为造成的这一点，强调性别和性别歧视的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概念是由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进一步发挥阐述的。她的著名的“女人不是天生的”的论点正是针对生理决定论和弗洛伊德主义关于妇女的解释而进行的尖锐批判。波伏瓦希望女性拒绝社会和文化强加给她们的各种框框，超越“女性气质”的束缚与限制，从而推动了社会性别概念的产生与发展。这一概念主张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最终体现了父权制社会中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且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模式以及个体的生活选择。至此，社会性别作为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一个概念，成为女性主义学术和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对它的诠释也是多层次、多含义和多角度的。1988年，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家琼·斯科特把社会性别定义为：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斯科特，1997：168—170）进一步讲，社会性别是男性和妇女之间权力关系的反映，这种权力关系直接体现为男子的统治和支配地位、妇女的被统治和被支配地位、男子的主体地位和妇女的客体地位。因此，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社会性别无疑是一种社会分层机制，是使压迫妇女的机制体制化、系统化的权力关系，最终体现了父权制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一权力关系说明两性分化过程是在父权文化制度中完成的，人类正是在这一社会文化适应以及被奴役和支配的过程中获得了性别和主体性，形成了男女角色、性格、地位、行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致使这种差异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构建因素。

显而易见，社会性别理论把男女两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视其为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通过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分析，来发掘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从而成为女性主义者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

首先，社会性别理论揭示了男女两性关系的经济本质，认为这种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就像阶级、民族、国家这些概念一样，社会性别关系是男女两性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方面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由于与阶级、民族、国家等诸种关系相互交叉重叠而长期被人们忽略，未被发掘。

其次，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深入揭示了男女两性关系的政治本质，即“性别政治”或“性的政治”，否定先天的、生理决定论的观点。西方政治理论的一大特点是深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和“两分法”的影响。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绵延至今的“二元论”和“两分法”，不但制造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而且制造了男性与女性的对立。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分析工具，从男女两性的角度看待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在历史中被不断叙述和塑造的，其独具匠心之处就在于不断深入发问：在人类社会文明中，对女性观念特征和行为模式的期待，也即不同文化的共同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而它所得出的结论同样令人深思：现实存在的性别关系是由历史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形成的男性霸权得以持续巩固的结果。这种男性霸权的支撑有赖于一套话语和符号的灌输，旨在巩固男性在政治经济上占据的优势地位，从而把男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整个社会必须信奉的信条。

社会性别理论的确立标志着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为女性主义的学术基础与理论核心，社会性别理论为女性主义理论形成了一个普遍有效的阐释框架，使女性主义者首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力，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各个学科中广泛适用的一种分析范畴，语言学研究概莫能外。

社会性别理论引发了语言学领域的探索，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语言学（феминист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或拟女性主义语言批评学（феминистская критика языка）。1978年，美国科学院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语言、性别和性：差别有意义吗？》的社会语言学论文集，其序言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性别语言学”（sexual linguistics）。作为这一方面的代表，R．莱科夫在其《语言和妇女的地位》（1975）一文中指出，在语言所反映的世界图景中，男性居于中心的地位，而女性的形象却是残缺不全的。“这种语言批评富于论战性质，同时还试图动用有关人的全部科学知识来进行语言学的描写，其间涉及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研究结果甚至还成功地影响了某种语言政策的制定。这方面的代表除R．Lakoff 外，还有P．Trudgill，D．Zimmerman，S．Tromel-Plotz等人。”（赵蓉晖，1999：27）这些理论的提出无疑为尔后的社会性别语言学研究开拓了思路。

归纳起来，这一时期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主要包括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

2．缺陷论

缺陷论（deficit theory/deficiency theory）的代表人物是R.莱科夫及早先的O.叶斯柏森等，其主要观点是：在男权社会里，只要存在社会地位和权势上的不平等，就无法消除语言上的不平等。“男性语言是标准形式，而女性语言则是变体，本质上比男性的低劣，是女性受男性支配、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结果。”（施栋琴，2007：38）语言不仅反映社会规约，而且起到强化社会规约的作用。男女两性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折射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以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而社会角色的差别使男女两性在说话方式和话题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女人更关心时尚、孩子、烹饪，其话语倾向间接、重复、琐碎和委婉，男人则更关心体育、科技、政治，其话语则更直接、清晰、见解和切题，这意味着做女人本身就是一种缺陷，而女性语言的缺陷则是对规范和标准的偏离，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果。

R.莱科夫的《语言与妇女的地位》（1975：73—74）一书将上述观点发挥到了极致，成为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里程碑。她在该书中把女性语言中的一些特点归结为“妇女语体”（women's style），指出妇女语体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特征都表明女性语言具有从属性，属于“无力语体”（powerless style），是妇女自小形成的女性特有讲话方式与风格。由于她在性别差异研究中所采用的“直观假设法”或者“经验感知法”过于注重妇女语体特征的描写，有意无意地强化了“男性标准”的假设与推测，缺乏实际的语料和量化的分析论证，从而导致了研究结果的片面性。

3．支配论

支配论（dominance theory/ power approach）风行于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D．齐默尔曼、C．韦斯特、帕梅拉·费什曼等。这一理论“是对早期缺陷理论的重新表述，把性别看作社会权力。按照这种学说的观点，男女性别差异是男人统治、压迫，女人从属、被支配的关系。男女在权势上的不对等最终导致了男女在语言交际中的不均衡现象。”（李金凤，2004：49）她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在与男性交谈的过程中常常被对方打断，在话题的选择和语量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无论从谈话风格和策略，还是从控制话轮的时间长度上看，男性都表现出很强的支配性，显现出男女在会话中的权势差异。支配论对于性别语言的研究以细致入微的调查分析为基础，以真实情景中出现的自然话语为语料，采用民族方法论的研究方法，侧重于语言交际中的动态研究，辅之以详尽的量化分析，并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比以假设为基础且缺乏量化分析论证的缺陷论更具可信度。

但是，该理论有其明显的不足，尽管它非常注重话语的社会权力结构，对语境有很强的依赖性，但仍然拘泥于语言性别研究二元对立的统一模式，以所有男人统治所有女人的“笼统概念”解释性别语言差异，因而很容易造成负面影响，遭到质疑和反证。事实上，影响性别语言变异的成因很多，单靠一种“支配论”难以自圆其说，远不能确定到底是哪种因素在起作用，来自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团体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即便是同性群体或者社会地位相当，在使用语言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这样一来，取代支配论的另一个更加中性的解释语言性别差异的理论—差异论应运而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4．差异论

差异论（difference theory）产生于80年代后期，最早由迈尔兹和伯克尔等人提出，主要依据是心理学和人类学对性别语言差异的研究。该理论认为，“由于男女分别成长于不同的亚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但两种语言风格同样有效，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反映了不同的交际亚文化。”（李金凤，2004：50）如果说莱科夫的缺陷论认为女性的讲话风格存在缺陷，缺乏权威性，那么，差异论则认为不存在缺陷之说，只是女性和男性的讲话风格不同而已。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德·坦嫩、卡麦隆等人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化了的性别，表明男女孩童在同性伙伴中习得了不同的话语风格与言语交流技巧，儿时获得的许多言语和非言语技巧可以保留到成年期，对成人之后的话语风格仍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异性言语交流过程中，男性喜欢表现身份，充当主导者，希望自己成为被关注的重点，其谈话方式充满竞争性，讲话风格锋芒毕露，而女性的谈话方式则是合作性的，含蓄委婉，处处注意维系与对方的良好交际关系，表现在语言上，便是女性较少使用祈使句而更多地使用表示建议的句式，这与民俗语言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因此，德·坦嫩称男性的谈话为“报道式谈话”，女性的谈话为“关系式谈话”，其原因概出于男女两性生活和成长的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语言表达习惯，而不同的社会分工和传统的社会影响使之更加模式化，更加牢固。在她看来，男性和女性就像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一样，分属于两个不同文化环境的社会群体，他们生活和成长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话语风格。即便是来自同一文化、处于同一社会并讲同一种语言的男女，由于在语言使用习惯上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会出现冲突和不愉快的事。她认为，男女语言习惯不同是因为社会对男女的要求和期望不同而造成的。传统上男性被视为强者，通常扮演保护者的角色，而女性则被看作弱者，是被保护的对象，这“就使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按照社会的要求和期望培养了与各自社会角色相符合的讲话特点，主要表现在说话人的倾向、说话内容以及方式这3个方面。”（李经伟，2001：12）

像支配论一样，差异论受到交际民族志学的影响，也同样采用了量化调查分析法，可信度与科学性较强；与支配论不同的是，差异论者将男性和女性视为平等的交际者，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男女话语风格上的差异以及可能产生的交际失误。但是，该理论过分夸大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和亚文化交际的影响，忽视了权力关系和父权制等影响话语交际的诸多因素，对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研究不力，没有解释男女为什么应该分属于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儿时的性别类型社会化是如何产生的、男性权势对异性之间的话语交际有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差异论与缺陷论、支配论一样，同样建立在男女性别二元对立论的基础之上，强调每一性别都有自己固定的、单一的言语交际风格，忽视了不同性别的人可能彼此采纳对方的谈话方式、异性之间的话语交际可能相互交融等非二元对立现象的研究。

缺陷论、支配论与差异论等三种理论都承认社会语言性别差异的存在，并且从社会地位、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等三种不同的视角对这些差异现象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讨，具有第次否定、相互传承、递进式发展的特点，反映了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与性别语言研究的步步提升。如果说在西方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中的性别语言研究以揭示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和批判男性偏见为主题，那么，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的研究则对之持批评态度，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注重分析女性的被支配地位、社会性别角色以及女性的身份等问题，由此展开讨论男女两性语言差异的根源和成因。

5．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的两大派别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女性主义先后分化为两大派别：掀起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自由派将其研究的关注点从性别平等转向性别差异以及女性特征，为女性主义激进派的性别语言理论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基础。

5.1　女性主义自由派

该派别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强调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赞同个人权利优先，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允许个人运用他的自治，实现自我，在个人权利优先的前提下，要尊重女人的权利，因为女人也是人，有权运用她的自治，实现她的人格，等等。该派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当推B．弗雷蒂安，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热销一时，在思想上触发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该书戳穿了女性满足于做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的神话，揭示了生活在郊区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的悲苦和空虚以及由此引发的生理和心理疾病，认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限制了女性人格的发展，使得她们没有机会参加家庭之外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果其智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她鼓励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认为解决性别不平等的办法是：男女要共同承担家务，女性应与男性一样接受教育，进入生产领域，平等地参与立法部门的工作等等。

近20年之后，B．弗雷蒂安的思想发生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变，从追求“同样的平等”（sameness equality）转变为“在差异中的平等”（equality in difference）。她在1981年出版的《第二阶段》一书中一改往昔的观点，认为目前对女性的危险不是“女性的奥秘”（即只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把女性定义为妻子、母亲、干家务的人），而是“女性主义者的奥秘”（即认为女性人格中的核心不用通过爱、抚养、家庭来实现）。究其原因，有4种情况：一是时代的变迁与发展：60年代是激进的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社会大行其道，风靡一时，而80年代是保守主义开始回潮的年代，整个社会逐渐向右转；二是社会对女权运动的反弹：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在反对父权制及性别歧视时，把男女两性对立起来，结果发展成为仇恨男性，排斥男性，这必然引起社会的反感与抵触；三是女性参加工作的大量事实表明，家庭和事业很难兼顾，不少在事业上成功的女强人在私生活中并不幸福，要么单身，要么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疲于奔命，个性的发展及经济的独立使之更容易提出离婚；四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如单亲家庭、未婚母亲的增多、离婚率的上升等，使得人们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开始反思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的主张，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与从前的女权运动不无关系。

女性主义自由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苏珊·奥金、娜塔莉·布卢斯通、艾里斯·罗西等。苏珊·奥金认为，男女两性应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保持平等，这样就不会导致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她虽然否认男女两性在心理上存在着性别差异，但赞成吉利根的“母性思想”（motherhood thought），即同情心，并以此为据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没有将社会性别考虑进去。她是一个主张男女两性一体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没有性别的社会。如果说苏珊·奥金基本上是从男女的同一性来论证男女平等的话，娜塔莉·布卢斯通则是从男女之间的差异性来证明平等，认为事实存在的自然性别差异并不会导致男女两性在思维方式或认识方法方面的不同，女性完全可以像男人一样进行理智思考，完全有资格从事高职位的工作。

女性主义自由派不触动整个社会制度、基本的传统及父权制，并没有说那一切不好，只是说女性也可以按照那个框架、那套规则行事，可以和男性一样生活与工作，或者男女两性之间可以互补。但是，有一些问题，如女性是否可以或愿意完全像男性一样？像男性一样的女性是否幸福？女性存在的价值是否就像男性一样，或除此之外再没有女性的价值？如此等等，女性主义自由派没有为之提供适宜的答案，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尽管女性主义自由派在理论上存在不少漏洞，但它在白领中产阶级女性中影响甚广，且在实践中为女性争取了许多权益，如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同等的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同等的参政权和代表权等，对女性自主意识的提高及其社会地位的改善以及社会性别语言的初始研究功不可没。

5.2　女性主义激进派

该派别由女性主义自由派所催生，分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5.2.1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于反传统、反文化、反客观、反实证主义、反科学主义颇为流行的60年代，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曾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凯特· 米利特、罗宾·摩根、玛丽·戴利、M．弗伦奇、凯瑟琳·麦金诺等。与女性主义自由派不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主张革命而非改良，在“个人就是政治”的旗号下，致力于“提高觉悟”和“对性别敏感”，否认以男性为中心的认识论和价值观，主张从妇女的“经历”中总结出以妇女为中心的“妇女文化”和“女性价值观”，同时也不认为通过进入公共领域妇女就能得到解放。正是在实践中，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与其他女性主义派别不同，这些理论属于真正“美国女性主义者制造”而非欧洲大陆的舶来品或男性思想的翻版，其言词和行为受当时环境的影响，有不少过火之处（如反对婚姻制度、反对生育及异性恋、强调男女的差异及对立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男女的同一性等等）。在理论上，它虽然存在着非历史（如将父权制泛化）和非科学（如认为性压迫是一切其他形式的压迫的根源）的倾向，但它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社会性别”（gender）、“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概念的提出、“个人就是政治”的观念以及对妇女的“经历”与女性价值观的研究，无疑对于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形成很大的冲击。

5.2.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可谓是对女性主义自由派的一种反动，它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妇女受压迫不是由于偏见、无知或个人的故意行为，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强调性别的不平等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这一流派自60年代产生至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美国该派比较知名的人物有南希·哈索克、海蒂·哈特曼、伊丽莎白·格罗茨、里斯·沃格尔、罗斯玛丽·亨尼西等。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有所差别，特别是80年代以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强调机械唯物主义，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英国学派受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认为除经济因素以外，语言、文化、知识等也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受政治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尽管在方法论上基本上承袭了马克思主义，但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前缀词，代之以“唯物主义派的女性主义”。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应该提出“有偿家务”（即付工资的家务，由政府而不是个人给主妇付费）的要求，这样有助于她们认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妇女在家里不仅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为资本提供必要的服务，而且通过家务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一般不赞成“有偿家务”之说，认为有偿家务的结果会使女性与世隔绝，很难有机会再干别的事，而且有偿家务会助长资本主义使一切都商品化的趋向，使夫妻关系、母子关系都商品化，从而导致人的异化。不仅如此，有偿家务也不会刺激女性去做“男性的工作”，也不会刺激男性去做“女性的工作”，使得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固定化，形成二元对立。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关注于解决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层面，即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家务劳动、照顾孩子等社会化问题。但遗憾的是，它同女性主义自由派一样，只看到男人与女人的同一性，而对其差异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5.2.3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是由最先倡导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英国女性主义者提出的，特别关注的是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在当代社会中相互作用的方式。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在1966年发表的《妇女：最长久的革命》一文中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尝试一种新的解释方法，认为生产、生育、性生活、子女的社会化方面的历史变化决定了妇女的现状，要实现妇女的解放，必须改造和调整这四个方面的结构。此后，“朱丽叶·米切尔的《妇女等级》和《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先后在纽约出版，更明确地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关性欲的学说）来分析妇女的状况。她的观点在70年代的美国女性主义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张立平，1999：4）

1979年，齐拉·艾森斯坦编著的美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论文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派女性主义的状况》问世，表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已成为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者在导言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致力于理解由资本主义父权制派生的权力体系。……理解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相互依存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分析至关重要。尽管父权制（及大男子主义）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得到延续，但如果要改变这个压迫结构，我们要弄明白它们现存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超越了……孤立的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王政，1995：148）。除齐拉·艾森斯坦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艾莉森·贾格尔、艾里斯·扬、罗斯玛丽·董等。

美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样，都用唯物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二元体系分析，但各自的角度有所不同。朱丽叶·米切尔主要从精神方面来分析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父权制也仍然普遍存在，其物质层面（生产领域或公共领域方面）虽然可以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而消亡，但其精神层面（意识形态、父权文化）则在资本主义之前、之中、之后普遍存在。美国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海蒂·哈特曼则用唯物主义来分析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是“男人之间用来统治女人的一整套的社会关系，它有一个用来在男人之中建立或创立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的物质基础，尽管它是等级制的”，这一物质基础存在于男人对女性劳动权力的控制上，具体表现为：限制女性得到重要的经济资源，不允许女性控制性生活以及掌控生育权。在海蒂·哈特曼看来，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结伴而行，男性控制女性的欲望与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欲望一样强烈。显而易见，哈特曼的观点是：父权制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不是在精神领域。

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二元体系分析提出批评，主张用一元体系来解释女性问题。如艾里斯·扬建议用“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作为核心概念，把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熔于一炉，合为一体，形成一元体系分析格局。艾莉森·贾格尔也致力于一元化体系，但她用的中心概念是“异化”，她认为这一概念“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的、精神分析的、甚至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都融会贯通；异化首先是劳动的异化，然后是母性和性生活的异化，最后是妇女自身的异化。”（Alison，1983：353）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易区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在主要的方法论方面也十分相近，即都信奉马克思主义。有人将海蒂·哈特曼称作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另一些人则将她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此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并非泾渭分明，有人将齐拉·艾森斯坦称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有人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方法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不完全拒斥其他流派，它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依托，但也采用了精神分析派和激进派的一些术语或方法。（张立平，1999：6）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自称兼收并蓄（如罗斯玛丽·董），但看来它似乎有点像大杂烩，理论特色不十分鲜明，这也是它常为人诟病的地方。

6．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的局限性

上述女性主义派别，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它们所构建的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等主要理论框架都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男女性别差异的深层原因，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打开了思路，奠定了基础。但囿于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尚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过于看重差异，将男女性别作为相互对立的二元范畴，视其为不会随多种因素变化而变化的静态特征，以这样的思维为出发点，许多研究者首先设想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而且必定能在其行为方式中得到体现，对于具体研究的结果，也常概括为普遍结论，于是，大量的研究针对同一课题，但结论常常相左。究其原因，是没有从动态视角去分析男女社会性别角色的相互转换与同一性问题。

二是忽视多种因素，静态地考察性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性别视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忽略了社会、文化、心理、习俗、语境等一系列因素对于性别角色的影响。例如，以英美文化中男女为考察对象的研究结果，有时并不适用于其他文化，其中有不同国情和民族特点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再如，支配论和差异论等理论依据的是范围有限的实证性研究结果，但都过分强调引起语言使用差异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因素，因此都广遭批评（施栋琴，2007：40）。因此，这些理论研究发现的某些性别差异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性别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变量，也绝不是唯一的因素。

实际上，女性主义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真实性质，也不是要消灭这种区别，而是为性别特征的极端的不稳定性开放空间。女性主义在性别差异问题上最关注的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义主张解放性别认同，使它向各种选择开放（Glover，2000：7）。它期望性别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中的“成为一个男性”或“成为一个女性”，而是“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的微妙的心理和社会的权衡”。

总的来说，当代女性主义思潮丰富多彩，既吸纳了众多的理论思想，又对女权运动的实践进行了经验总结。它好的方面是：它从自由主义引入了机会均等、权利（力）共享的意识，从马克思主义引入了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阶级斗争的观念，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引入了“话语霸权”“知识权力”“解构建构”等说法，为它从多角度、多方面认识妇女因为性别缘故受到不公正待遇提供了分析工具。不足之处是：它缺乏辩证的观念，重平等轻自由，重对立轻统一，重群体轻个体；而且，作为一种理论，它显得庞杂零乱，甚至自相矛盾，尤其是不同派别之间矛盾重重。（张立平，1999：11）但不管怎样，女性主义思潮毕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社会、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并且在实践中为人权的进步、妇女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亦为社会性别语言的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方法论。

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一大贡献，是对阶级分析、民族分析、文化分析等方法的补充。它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女性主义的研究开拓了如下研究领域和新方法：第一，对特殊群体的研究，例如对上层女性的研究，对农场农妇的研究，对日裔美国女性的研究，对美国南部奴隶女性的研究，对美国印第安混血儿的研究，对性奴隶现象的研究，人类学家对印第安医师的研究，对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义者的研究等等。第二，对特殊行为的研究，例如对养家这一行为的研究，对改进小区环境的研究。第三，开创了研究资料的新形式，例如关于女性的主观社会经验的资料，关于女性主观自我的资料等。（Reinharz，199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