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性别语言学的历史沿革、哲学渊源及方法论^[1]

作为人文社科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性别语言学（гендер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研究近年来突飞猛进，彰显出厚积薄发、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包括俄罗斯语言学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相互借鉴，在对接本土化理论的基础上，奋力发掘社会性别语言学的理论特点和表现形式，其中包括其哲学渊源及方法论，进一步夯实了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基础。（周民权，2011：47）

社会性别研究始于西方人文学科，其形成轨迹和发展过程与认知学科、科学哲学、社会哲学、心理与哲学人格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竞相出现的新观点对社会性别研究起到了催生与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男性与女性历来仅仅被当作生物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被边缘化。1665年，罗博尼福特所著的Histoire Naturelleet Moraledes Iles Antillet可以算作是社会性别语言学的滥觞，其中提及加勒比印第安人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一现象。沉寂两个多世纪之后，丹麦语言学家O．叶斯柏森在1922年出版的著作《语言论：本质、发展及起源》一书才正式拉开了性别语言差异研究的序幕，但该研究成果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研究始于对男性和女性作为社会群体的关注，特别是对女性群体的格外关注。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的鼎盛发展，特别是当时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思潮席卷欧洲，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性别语言研究，使得语言学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女性主义”在解构传统的语言秩序问题上殊途同归，联袂而行，形成强大的合力。

社会性别语言的研究源于抨击性别歧视、语言学研究转型等诸多因素的推动。1963年，美国心理学工作者B．弗雷蒂安抨击性别歧视的《女性的奥秘》一书问世，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终结与解构主义的发端。以1964年在美国召开第一次大会为标志而诞生的社会语言学倡导从社会环境的视角来考察语言与性别，为社会性别语言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使得“社会性别”（gender，гендер）已经和“阶级”“种族”一样，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

R.莱科夫、D.齐默尔曼、C.韦斯特、B.索恩等著名的西方语言学家纷纷致力于性别语言差异及其成因研究，为社会性别语言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从而使得女性主义语言学（feminist linguistics）不再是性别语言学的唯一声音和代表。性别语言学研究扩展到全球，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如日本学者寿岳章子的《日语与女性》（1978）、日本文化厅的《待遇表现》（1982）等著述都是日语性别语言研究的代表作。作为一个大的学科门类，性别语言学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专业期刊“Gender＆Language Jurnal”，在1999年建立了国际性别与语言协会（简称IGALA），相关研究著作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范围逐步渗透到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会话模式、言语能力、语言习得、文体研究、课堂用语、语言代码以及语言普遍性研究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并日益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地理学、民俗学相互交融，其研究视野日益开阔。（黄千，2011：4）目前，该学科与语言文化学、功能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等语言学科的联系愈加紧密，社会性别语言的跨学科与跨文化对比研究成为语言学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追根溯源，社会性别语言研究与西方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如影随形，并行不悖，其间所形成的生理决定论、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性别建构论等5种性别语言研究理论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不尽相同的研究方法。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历史发展时期，各种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纷至沓来，推动了社会性别语言的研究。但是，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将男性语言与女性语言对立起来，从而出现了静态视角的生理决定论、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等性别语言研究理论，分别从生理、心理、社会地位、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等几种不同的视角试图解释男女性别语言差异，将这一研究逐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