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的大致分期

国外学界对于社会性别语言的早期研究要追溯到17世纪中叶，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早在1665年，罗博尼福特所著Histoire Naturelleet Moraledes lles Antillet一书记载了欧洲人初到小安地列斯群岛时，惊奇地发现当地加勒比印第安人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语言（孙汝建，1998：186）。这部著作应该是“性别语言”的最早文献。但最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性别语言的著作当推丹麦语言学家O．叶斯柏森1922出版的《语言论：本质、发展及起源》一书，作者用整整一章的篇幅阐述了女性语言的特点，认为女性所使用的语言同男性相比，在词汇上有明显的不同，她们更多地使用委婉语，而在句法方面，男性则较多地使用周圆句和主从复合句，因此他认为男子在智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他的观点遭到质疑，被视为个人的观察与推测，缺乏科学依据，并未引起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

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以及形形色色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西方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者纷纷致力于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研究，相关著述接踵问世，纷至沓来。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剖析女性用语（language of women）的特点，归纳描述女性的语言（language about women），从而揭示语言的性别歧视（sexism in language）现象；二是对比研究男女两性在使用语言方面的差异；三是从社会、文化和心理角度分析这些语言性别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戴炜栋，1983：1）

随着社会发展和语言学研究的步步深入，社会性别语言差异如今业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变量，不仅存在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而且延伸到语用学、语言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俗语言学、类语言学等学科，渗透到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会话模式、言语能力、语言习得、教学、语言代码、文学作品角色分析、语言普遍性研究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西方学界形成了普遍的一致看法：语言和言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性别歧视和性别语用差异，它们因各个语种的差异程度不同而表现各异。

西方学界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对国内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始涉足社会性别语言，研究思路基本上顺应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国内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始于外语界（主要包括英语、俄语和日语，囿于篇幅，其他语种的研究暂未提及），稍后影响到汉语界，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从二元对立到多元探究、从现象罗列到理论升华、从理论引进到本土化具体探索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了以洋促中、中西结合、跨文化语用对比的研究格局。其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引进与起步阶段

从1979年起，我国英语学者王文昌、戴炜栋、徐祥武、杨永林、何勇、陈中绳等以及日语学者羊坚、李东哲等先后发表文章，分别对国外英语和日语中的性别语言研究情况进行译介或评介。与此同时，国内汉语学界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也随之展开，并体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相关汉语著述竞相涉足这一研究课题，如叶蜚声、徐通锵、陈原、邓伟志等学者的专著以及韩军征、黄衍、严筠等学者的文章均有所示。

二是以汉语为语料，研究汉语中的社会性别变异，如曹志耘、胡明扬、姚亚平等学者的文章以及陈松岑、王德春、孙汝建等学者的专著均作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探讨。

在俄语学界，徐翁宇、赵蓉晖、彭文钊、李琳、吕鸿礼、李明宇、孙晶、唐媛、史崇文、崔国鑫、李学岩、姜宏、曾婷、周民权等俄语学人近年来先后发表或出版相关著述，对俄罗斯语言学界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状况进行过较有意义的探索。

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国内外学者所做的上述研究基本上局限于社会语言学和口语学的范畴，并没有覆盖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全貌，理论性和系统性尚显不足。

从1979年到1990年前后，国内的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经历了10余年的探索与反思，可称之为引进与起步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我国外语界学者以译介、评介和综述的形式引进和传播国外语言性别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相关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阶段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划分两类：

第一类是有关英语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语用差异的文章，如王文昌的《Chairman还是Chairpercon？—— 美国妇女运动与语言改革》（发表于《外国语》1979年第1期，这应该是国内第1篇有关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文章）、戴炜栋的《言语性别差异分析综述》（《外国语》1983年第6期）、陈中绳的《英语异性名、代词的词序》（《现代外语》1985年第4期）、杨永林的《性别在英语语音、语调中的表现》（《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徐祥武的《性别差异在英语中的体现》（《外国语》1986年第5期）等；译介文章有何勇译（1982）、J．雷恩著的《美国英语中的性别差异》、陈松岑（1985）译、P．特鲁吉尔著的《性别、潜在声望和诺里奇市英国英语的变化》等。而包含性别语言研究内容的专著有丁信善（1990）译、R．A．赫德森著的《社会语言学》、谭志明和肖孝全（1990）以及周绍珩（1992）等英语学者译、P．特鲁吉尔著的《社会语言学：语言与社会导论》。（史耕山等，2006：24）

上述译作都是国外著名社会语言学家的有影响的重要作品，在国内语言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相关文献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它们对于促进国内的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研究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类是有关日语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语用差异的文章，如刘德有的《谈谈女性用语的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4、5期）、羊坚的《日语中男女用语的不同》（《日语学习》1985年第5期）、李东哲的《日语会话中的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日语学习》1988年第1期）等。

上述译介、评介和综述性的著述不仅在国内外语界产生了影响，而且推动了汉语界的相关研究。其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专著和综述性的介绍文章纷纷提出语言与性别问题，如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1983）、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1980）和《社会语言学》（1983）、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刘宁生的《语言学概论》（1987）等著作以及韩军征的《语言性别歧视和言语性别差异 ——“性别”语言学漫谈》（1987）、严筠的《语言中的性别歧视》（1987）、黄衍的《论语言与性别》（油印稿）等文章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性别语言研究问题，或一般性介绍，或专门论述；二是立足于汉语的实际研究汉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如曹志耘的《北京话语音里的性别差异》（1986）、耿二岭的《性别影响方言区的人使用普通话的原因》（1985）、胡明扬的《北京话“女国音”调查》（1988）、姚亚平的《论性差交际的理论和方法》（1988）等文章大都以汉语为语料进行探讨，分别对北京话“女国音”和某些方言中的社会性别语用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初见研究成效，标志着性别语言研究已经彰显出中国特色：既突出了实践意义，也重视了文化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12月初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中国第一届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为社会性别语言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提交给大会的77篇论文中，关于性别语言研究的几篇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如卫志强的《性别语言学概略》、邱大任的《书面语的男女差异》、耿二岭的《方言色彩普通话的性别差异与因素分析》、易洪川的《夫妻是如何用语的》、洪越碧的《从“太太”“小姐”“夫人”看妇女地位的改变》等。这些论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探究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的性别差异及其成因，为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增色不少。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社会性别语言学理论从无到有、不断求索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着引进与传播，夹杂着观察与反思。囿于认识差异和视野局限，对于汉语汉字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的研究比较零散，缺乏重点，没有形成规模，成果形式几乎都是论文或者著作中的相关章节，专著尚无一部，所有著述仅仅局限于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心理语言学视角的探讨，关注的重点是静态研究语言中本身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很少涉足不同社会性别在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差异动态研究，对外语和汉语教学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几乎无人问津，研究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

但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是，这些译介、评介和综述性的著述毕竟开启了国内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新时代，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功不可没，无论外语界还是汉语界都在探索国外社会性别语言理论如何与国内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借鉴与对接的问题，并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对社会性别语言问题的哲学探讨与译介、评介西方语用学理论并行不悖，二是从评介逐步转向以汉语为语料进行语用分析，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为社会性别语言学理论研究在国内学界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发展与本土化研究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标志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蓬勃兴起，性别语言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动态化、微观化和本土化发展的趋势，社会性别概念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受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影响，V．L．贝里瓦尔，J．M．邴等西方学者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待性别概念，把这一概念同包括阶级的、种族的、年龄的、宗教的、甚至国家的等等许多表述社会身份的范畴结合起来，去思考和应付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打破把社会性别看作唯一决定因素的思维范式，从多元化的、建构到解构到再建构的视角去解读复杂的社会现象，竭力反对把男女两性截然对立的二元论，反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的存在，对静止的社会性别观提出质疑和挑战，认为“性别是个动态的范畴，是人们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建构的事物，而语言则是建构性别的重要方式。因此，研究个人在具体社会活动中的话语，便可了解他们建构性别身份的方式。”（施栋琴，2007：40）由此逐步形成了社会性别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t gender theory）。该理论对传统的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进行了调节与中和，对异性之间的类同和同性之间的差异作了更具说服力的诠释，更客观而全面地揭示了社会性别语言差异的特点，逐渐成为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主干理论范式。

国内外语界和汉语界基于10余年来的理论探索与学术积累，在借鉴西方社会性别建构理论的基础上，以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语言文化学、语用学等理论为依托，采用动态与静态、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着手研究外语和汉语中存在的社会性别语用现象以及教学中的性别差异，对不同语种的外语语料和汉语语料进行对比分析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使社会性别语言学研究逐步进入本土化发展阶段。最突出的就是对汉字的研究，关注汉字体现的性别歧视以及话语交际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如孙汝建的专著《性别与语言》（1998）。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研究一直保持着方兴未艾的研究势头，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著述，其中不乏总结性的文章，如史耕山等学者的《国内语言性别差异研究概述》（2006：24—27）一文不仅较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且列出了研究者们发表或出版的各种著述清单，一目了然，对其他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黄千的《中国性别语言学三十年研究成果综述》一文（2011：4—8）对国内近30年性别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相关梳理，主要从理论建设、性别歧视现象、跨语言性别对比研究、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等4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力图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讨论了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将30年的研究成果按照其发展脉络归纳梳理为3个时期，即1980—1990年的“萌芽期”、1990—2000年的“发轫期”以及2000—2010年的“壮大期”。

应该说，黄千的上述划分基本上符合国内社会性别语言研究的现状，其中“萌芽期”和“发轫期”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发展与本土化研究阶段”，但没有包括2010年之后这段时间。

[1] 该章部分内容首次发表于《国内俄语学界社会性别语言学研究略论》一文（《中国俄语教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