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金石史料

金石文献是以金石为载体的文献。金是指青铜器，石是指石料，包括石碑、石刻、石鼓、摩崖石刻，等等。国学之中有“金石学”，是研究历代金石的名称、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作风，上自经文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中国古代文字刻在石头上的称石文，刻在玉石上的称玉文，刻在陶器上的称陶文，刻在龟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称甲骨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金文，是从甲骨文演化而来的书体。《墨子·天志中》曰：

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²⁶⁾

郭沫若说：“古人称铜为金。”⁽²⁷⁾金称“吉金”，古代先民将金属统称为金，有金为五色之说，称真金为黄金，称银为白金，称铜为赤金，称铅为青金，称铁为黑金。青铜器铭文称为“金文”，以钟鼎彝器为主，包括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的铭文，凡古铜器有铭文或无铭文者皆属于金。古人称刻有文字图形的石刻为“乐石”，乐石以碑刻墓志为主，包括摩崖石刻、造像石刻、经幢、柱础、石阙等。凡古代有文字图像的石刻都是金石学研究的对象。

中国青铜冶炼起源于炎黄时期，距今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唐兰《我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一文认为，青铜是先民在采石过程中偶然发现的：用火烧石头时，有些金属共生矿如铜锡、铜锌矿石融化后，凝聚为铜饼。据《大戴礼记》载，最早是蚩尤部落发现了金属。《左传·宣公三年》曰：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

也就是说夏代就已经有九鼎铸造工艺。东晋王嘉《拾遗记》说：“黄帝以神金铸器。”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一块青铜片，碳14测定距今6065年。1973年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又发现一块青铜片，距今5970年。《墨子·耕柱》载：

昔者，夏后开（夏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²⁸⁾

青铜鼎彝是国家之重器，只有在重大的祭祀仪式时才会铸造，而日常宫廷文书是用竹木简。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出现了多达数百字的长篇铭文，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气魄雄伟，纹样复杂，艺术性强，铭文字数多，记事范围广。《周礼》说：“凡大约剂书于宗彝。”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周青铜礼器盂鼎，腹内铭文291字。藏于台湾的西周宣王时期铸造的礼器毛公鼎，腹内铭文长达497字。殷代青铜器很少有文字，多为图记、标记氏族徽记，《礼记·祭统》说：

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²⁹⁾

钟鼎文字以颂扬先祖功德的文字为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攻防战伐，《墨子·鲁问篇》记叙了战国时期钟鼎文的内容：

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

郭沫若先生《古代铭刻汇考》说青铜器是“因文而见器，籍器以传文”。青铜器是记录当时重大事件的文献重器。对于钟鼎文的史学价值，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说：“以器而言固钟鼎盘盂，以铭而言，直可称为《周书》之遗篇。”宝鸡出土的散氏盘铭文357子，虢季子白盘111字，史墙盘284字，逨盘372字，这些铭文具有历史与艺术的双重价值，是研究商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史料。在艺术表现方面，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多韵语赞词，文字美观，工艺精湛，艺术性欣赏价值很高，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是从钟鼎文开始的。所以说，钟鼎文在中国书法、篆刻艺术与艺术学理论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陶文继续发展演化。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留下了青铜器铭文，称为“金文”，以相对于“陶文”。容庚先生编有《金文编》，是研究金文的重要著作。青铜器金文又称为“钟鼎文”，书体为大篆，秦以后为小篆。早期的青铜器文字不仅仅是铭刻在钟鼎之上，还铭刻于兵器、酒器之上，表示氏族的族徽、国名、地名、祭祀铭文。有学者称其为“徽号文字”，有学者称其为“图形文字”。郭沫若先生说：

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氏族之图腾或其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之文化而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民族徽也。

青铜器图形文字又有鸟篆、虫篆之称。鸟虫篆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的文字，是商周时期的字体，具有氏族徽号的含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说：

我认为铜器里的氏族名称，往往是图形文字，和其他的铭文不同。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对氏族名称，尚视为神圣，所以普通文字，虽随时代演进，独对这一部分，总保留着往古的形式。

图画文字也就是象形文字，是用绘画的方法书写的文字，这是中国艺术文献的特征，艺术文献要研究绘画与文字书法的关系。据统计，已经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约5700余件，青铜器铭文金文单字有1311字，族徽文字有1000多个。商代青铜器族徽图形与西周金文不同。族徽图形文字结构多具平衡对称特征，可以正反书写，富有装饰性色彩，还有人形、鸟形、兽形等器物形象雕塑与刻画。

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青铜器著录文献，南朝梁陶弘景撰《古今刀剑录》，虞荔撰《鼎录》，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赵明诚撰《金石录》，清褚峻图、牛运震补说《金石经眼录》一卷，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收入青铜钟鼎文献有：宋吕大防《考古图》十卷；阙名《续图》五卷，宋人撰；宋赵九成《释文》一卷，拓画器物的图形，著录青铜铭文；宋王黼等《宣和博古图》三十卷；《王复斋钟鼎款识》；宋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清梁诗正等奉乾隆圣旨编《钦定西清古鉴》著录清宫所藏器物，殿本《西清古鉴》四十卷；清王杰等《西清续鉴甲编》著录清宫收藏器物；《西清续鉴乙编》著录清宫收藏器物；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中国青铜时代》；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故宫博物院《故宫铜器选萃》；鲁实先《殷周金文汇纂》等。

青铜器金文文字学研究的主要图书文献有：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罗振玉、王国维《三代吉金文存》；吴大澂《说文古籀补》14卷，附录1卷，1884年初刻本，1898年有增订，增加1200多字，有石印本；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14卷，附卷1卷，1924年影印手写本；强开运《说文古籀补三编》，附录1卷，193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容庚《金文编》14卷，附录2卷，附通检1卷，采用彝器目录1卷，1924年贻安堂印行，采用商周彝器1534件，正编收入可识字1382，重文7598，附录未解字924，重文403，总字数在万字以上；容庚《秦汉金文录》14卷，附录1卷，又附校录铭文及检字各1卷，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采用秦器86件，汉器749件，收录秦汉金文951字，重文6084，附录文字33，重文14字；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夏鼐主编影印《殷周金文集成》，著录铭文拓片一万余件。

在我国广西、贵州的瑶族、苗族、布依族至今仍有铜鼓舞的传统。铜鼓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有关于铜鼓的传说及铜鼓的禁忌。铜鼓多在祭祀节日、丧葬等重要场合使用。流传至今的铜鼓舞是历史文化的艺术再现，在广西崇左宁明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的明江，有一座断岩山，峭壁上布满岩画，其中有铜鼓舞蹈，距今有2400—2130年。铜鼓上的羽冠、太阳纹、鹭鸶、蛙纹、长船与猎头、龙舟习俗有关，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环绕中国南海，形成了铜鼓文化圈。铜鼓图案纹与葬礼有关，送葬时敲响铜鼓是让死者的灵魂坐船去神山仙岛。

1949年以后，考古学界在郑州出土两尊商代前期的大方鼎，所以说夏启铸造九鼎的传说是可信的。九鼎象征《尚书·禹贡》所分的天下九州，是代表国家祭祀天地权力的重器。周武王伐商得九鼎，东周灭亡以后鼎为秦人所取。青铜器与奴隶社会相始终，称为青铜时代，中国在夏代进入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是“有金无石”的文献时代，或者说是“有金有骨”⁽³⁰⁾的文献时代。甲骨文与钟鼎文的文献载体不同，书写方式不同，而字体结构相近，但是甲骨文字没有刻石。

秦汉以后进入“石多金少”的时期⁽³¹⁾，青铜文化由于祭祀随葬、朝代更替、兵火战乱等种种原因逐渐埋藏到了地下。20世纪以来，中国青铜器的出土非常丰富，1923年，河南新郑人李锐挖掘到一尊大鼎和两尊中鼎，卖了800金。当地驻军得知消息后，大事挖掘，得钟鼎百余器。蒋鸿元编印《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初编、附编。关百益又编《新郑古器图录》、《郑家古器图录》。同年，山西浑源口发现大批青铜器，商承祚编成《浑源彝器图》予以著录。1929年到1934年之间，河南洛阳、安阳，安徽寿县等地相继发现青铜器大件。1938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了殷商时期的司母戊大鼎，鼎腹部有“司母戊”三字。同时还发现了占地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青铜器作坊遗址，出土了三四千块青铜器陶范。出土的夏商周三代青铜器，考古学界称之为“三代器”，是奴隶社会青铜时代艺术的代表。汉字的成熟表现在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之上，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铭文是重要的古代文献。

研究夏商周三代艺术文献与书法艺术要看陶文、甲骨文、金文之大篆与钟鼎文，研究秦汉文学要看秦汉刻石与简牍，研究汉唐艺术文献与书法艺术要看石刻、石经。夏商周三代是“有金无石”的青铜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石多金少”的铁器时代，奴隶制的青铜时代走向了衰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艺术风格百花齐放，趋于艺术化、多样化。其时“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阀不止，犹刻金石自以为纪”。以刻青铜之金、勒石之铭记其成功与盛德，具有“欲传其道于后世”的含义。石刻文献的石经之风在秦汉时期极为兴盛。秦始皇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10年之间，先后五次出巡，刻石封山，七次刻石赞颂秦统一天下的功德，在峄山、泰山、琅琊、芝罘、东观、碣石、会稽七处刻石。今存琅琊石刻有残字87个，其余东观、碣石等石刻唯有重摹本传世。

石刻文献与青铜文献不同，多在露天公开展示，影响较大的有秦代的石鼓文。另，东汉末灵帝熹平四年（175），命蔡邕用隶书将《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供儒生校正经书文字。《后汉书·蔡邕传》称：“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添塞街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是当之无愧的石刻书籍文献。由于古文不易识，则以篆、隶二体列于古文之下以诠释之，三国魏时期的“正始石经”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刻写而成，世称“正始三体石经”。汉魏以后历代都有重刻的石经，保存完好的有西安碑林中的唐文宗时期“开成石经”，称“唐石经”；清代乾隆年间的“乾隆石经”，称“清石经”。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大型石碑刻经，石经在经书流传过程中起到校勘范本的作用，是官方和学者确立的经书善本，是中国独特的文献载体形式，在文献版本学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秦汉以后，石刻文字有摩崖石刻文字、碑刻文字、石经文字、墓志铭文，等等，如陕西汉中褒谷石门隧道内东汉到清代的摩崖石刻百余品。这类文字兴起较晚，字体有大篆、小篆、隶书、魏碑，大篆与钟鼎文、金文相类似，所以称为“金石”。古代金石实物艺术文献文字，比雕版印刷图书要复杂得多，涉及各个时代的各种字体、各种材料。汉代以隶书文字为代表，晋以后，文字有北魏书法石刻，有南方的行书法帖。隋唐楷书发达。书画艺术作品上往往是手写书法字体，如画上的题跋、诗句，楷书比较好认，但是行书、草书比较难认。对于艺术文献阅读能力的培养，要具有中国汉字文字学与书法的基础，中国艺术学研究不仅仅是阅读纸质文献的古籍，还要能够读碑、读帖、读简，懂通假字、异体字、繁体字、古汉字、草书，需要有一定的汉字文字学基础。中国艺术文献的印章文字涉及篆刻学，金石篆刻是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章对于记录书画作品的作者、时代具有重要的作用。起源于战国，兴起于秦汉的建筑瓦当艺术，与秦汉印章艺术一样，以文字、图案留下了珍贵的艺术文献。韩天衡《古瓦当文编·序》说：

瓦当艺术在上古的艺术里，是一门实用又寓画于书的独特艺术品类，是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艺术品类，是一门至今为人们关注而有待在史学、建筑学、画学、书学上加深研究和开掘的艺术品类。可是，我们可以断言，瓦当艺术是一门高古而又现代，浅显而又玄奥，一式而拥有百态的堪称美轮美奂的艺术品类。

秦汉瓦当艺术与秦汉篆刻印章艺术是同一时代的艺术品，是互相影响的姐妹艺术。明代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说：“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文字书法的书籍记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要研究文字以前的史前艺术起源问题，主要依靠实物文献。

书法、篆刻是中国艺术的重要艺术门类，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西方没有将文字作为艺术门类，因为西方的文字是纯注音符号。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将文字书法视为艺术，是中国艺术学的特色。中国书法艺术的文献非常丰富。对于书法艺术的流变，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说：

伏羲则龙图，而八卦之画著；仓颉象鸟迹，而六书之义昭；造化得密其机，万物莫能乖其形。书之用也，夫有卦书，而后有古文，有古文而后有篆文，大篆变而为小篆，小篆变而为古隶，古隶立而分楷行草，兴云穗龙虎虫鱼之作，钟鼎蝌蚪款识之文，又纷然杂出乎其间。⁽³²⁾

各代书体不同，各代的书法风格也不同。周朝的书法艺术代表是史籀，秦代是李斯、程邈，汉代是史游、杜度、蔡邕。中国书法艺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运用不同的材料，从陶文，殷商时期的骨文（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金文（钟鼎文），战国秦汉时期的竹木文字（竹木简），汉唐时期的隶书、楷书碑刻，晋至明清纸本书法中的草书、行书，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

在中国学术史上对金石的研究很早，宋代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金石学”。宋政和年间，皇家收藏夏商周青铜彝器多至六千余件，宣和以后，达到万件。研究金石的风气是从宋代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宋曾巩最早编有《金石录》一书（书已失传）。其后，宋赵明诚编《金石录》。南宋郑樵编《通志》，把“金石”列为二十略之《金石略》。在宋代金石学成为专门学科，又称“古器物学”。金石学是中华国学的学科，金石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同中国艺术学关系密切。青铜器、碑刻可以纳入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的艺术学研究范畴，是艺术学与艺术鉴赏的重要研究对象。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宋人之金石学》说：

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个方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一种之学问。⁽³³⁾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宫廷收藏商周青铜器仅十一件。到宋徽宗时（1101），大肆收集，仿效李公麟《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有大小礼器五百多，政和年间（1111）藏器数量达到六千几百件，而且以秦汉器物为主。宣和以后的储藏目录达到一万余件，还有石鼓、西蜀绘画等，在宣和殿后建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储藏古玉印玺、青铜器鼎、彝、法书、绘画。还有富家收藏，私人传拓本、著录、考订青铜器的名称、研究大篆文字。刘敞《先秦古器图·序》说：

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

作为艺术学的青铜器金文研究，主要是在器型的造型艺术与铭文的大篆书法艺术两方面进行研究。造型艺术方面有青铜器的名称、年代、分类、工艺等问题的研究。青铜器有祭祀用的礼器、酒器、兵器等，铭文有文字、图形、徽号等。宋人金石学研究在青铜器以及金文拓本的收集著录、金文考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都是研究金石学的学术名著。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为赵氏家藏金石文字目录，大约两千件；尾跋二十卷，及赵氏考据、标题。对于《金石录》搜罗历代书法金石文献情况，李清照《后序》曰：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者二千卷，皆是正伪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兴、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

李清照作为赵明诚的妻子，对于赵氏收藏之聚散有切肤之痛。宋室南迁，金石文字收藏散佚，文化传承遭到巨大损失。随着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金石学在元、明时期完全衰落，到清初，由于清统治者强调学习汉文化，秦汉金石文字研究再度复兴，至清末达到鼎盛时期。

清《四库全书·目录类》有：1．经籍之属，2．金石之属。金石之属书目有：宋欧阳修撰《集古录》十卷；宋赵明诚撰《金石录》三十卷；宋黄伯思撰《法帖刊误》二卷；宋刘次庄撰《法帖释文》十卷；宋翟耆年撰《籀史》；宋洪迈撰《隶辨》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宋姜夔撰《绛帖平》六卷；宋曾宏父撰《石刻补叙》二卷；宋曹士冕撰《法帖谱系》二卷；宋桑世昌撰，高似孙删定《兰亭考》十二卷；宋俞松撰《兰亭续考》二卷；宋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宋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四卷；宋不著撰人《宝刻类编》八卷；明陶宗仪编《古刻丛钞》一卷；明朱珪编《名迹录》五卷，附录一卷；明陈玮撰《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明都穆撰《金薤琳琅》二十卷；明顾从义撰《法帖释文考异》十卷；明赵均撰《金石林时地考》二卷；明赵崡撰《石墨雋华》六卷，附录二卷；明郭宗昌撰《金石史》二卷；清于敏中、王际华、裘曰修等奉欶校正《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十卷；清顾炎武撰《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清万斯同撰《万氏石经考》二卷；清林侗撰《来斋金石考略》三卷；清叶封撰《嵩山石科集记》二卷，附纪遗一卷；清李光瑛撰《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清万经撰《分隶偶存》二卷；清王澍撰《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竹云题跋》四卷；清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金石经眼录》一卷；清杭世骏撰《金石考异》二卷。

《明史稿》总裁张廷玉《上明史表》说：“搜图书于金石，罗奢旧于山林。”⁽³⁴⁾可见金石文献与奢旧遗老是文献史料的主要来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学科也。”⁽³⁵⁾金石学研究有考证经史之学，有研究文史之学，有金石目录之学，有金石鉴定之学。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则专讲金石书法，金石学从经史文字考证之学又成为书法金石艺术之学。海派书画家吴昌硕在书法篆刻方面深有造诣，在青铜器拓片上画梅花，号称有金石气息。民国流寓上海的李瑞清先生以北碑入书，以青铜器分派，研究大篆。现代书画家李健、程十发、李骆公、林散之等在书法、篆刻、图形文字、绘画之间，追求金石味的用笔。清末民初随着考古发现的进展与西方文化的传入，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将金石学研究纳入考古学的领域。金石学的研究对象青铜器、秦汉刻石、出土文物都是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发展到广义金石学即古器物学研究，今天被纳入考古研究领域，成为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艺术学文献可以梳理金石学与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篆刻艺术之间的关系，开展书法、绘画、篆刻艺术研究。艺术学与金石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要思考的问题。将金石学纳入艺术学文献研究的理由有六个方面：

1．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青铜器的门类有礼器、酒器、兵器、乐器等，还有动物造型器物，青铜器工艺的铸造、翻模、冶炼，具有工艺史研究价值。

2．青铜器的纹饰有饕餮纹、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鱼纹、乳丁纹、垂缦纹、涡纹、窃曲纹、人物画像、波带纹、雷纹等，具有纹样史研究价值。

3．青铜器族徽文字有结构多具平衡对称特征，可以正反书写，富有装饰性色彩，具有民族学、标志图案研究价值。

4．西周青铜器用青铜动物雕塑装饰马车、酒器，动物造型巧夺天工，神态各异，充满了生活气息，在雕塑史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5．金石音乐艺术研究。青铜器中的青铜乐器如编钟、铜鼓等，具有音乐史、器乐形制研究价值。

6．金石书法篆刻艺术研究。钟鼎文、石鼓文、秦汉印章、摩崖石刻书法艺术研究，大篆、小篆、汉隶载体在于金石之中，具有书法艺术研究价值。

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一文指出：

明清以来的金石学，尤其是清代依托于乾嘉朴学的金石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它包含了碑帖之学、墨拓之学、器物之学、玺印之学、考古之学、美术书法之学、文献历史之学、典章制度之学、考古文字之学与门类版本校勘考据学，等等，甚至，除了严谨的学术之外，还与收藏鉴定、文人雅玩连接起来，从而使本来是一种学术的存在，变成兼容的艺术的存在。⁽³⁶⁾

在金石学被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稀释、分化、兼容的时代，青铜器铭文大篆、小篆书体仍流传有序。西周早期铭文继承和发展了商代晚期铭文风格，字体庄重，笔画雄劲，行文疏密有致，西周中期铭文向着书写便捷的方向发展，笔画柔和圆浑。西周晚期铭文字体趋于规范，纵横成行，有意求工。春秋时期铭文书体瘦劲，笔画纤细秀丽，至秦李斯统一为小篆。中国艺术学研究要关注金石学在艺术文献研究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