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殷墟甲骨
卜辞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官方文书。卜辞是殷、商、周奴隶主贵族占卜的纪录，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故称甲骨文。夏代已经使用文字，商代后期汉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汉字已经具备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是成熟阶段的文字。甲骨文是将商周时期各部落使用的图形符号改造整合而成的最早的汉文字系统，它们作为档案被储存起来。
文字的统一与部落之间的交互影响有关，国家形成会统一文字系统。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是商朝晚期使用的占卜记事文字，由“史”和“巫”掌握文字的使用，内容涉及祭祀、祈年、祭天、祭祖、政治、军事、战争、田猎、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封赏、医学、历法等领域。甲骨文记载了大量殷人祭祀的活动，这些祭祀有以乐舞娱神的内容，具有艺术文献的价值，如甲骨文中常出现《隶舞》：
庚寅卜，辛卯隶舞。雨？
庚寅卜，癸巳隶舞。雨？
以《隶舞》祭祀求雨，以《隶舞》祭祀山岳，甲骨文记载的祭祀舞蹈还有《皇舞》、《羽舞》、《万舞》。甲骨文的产生基础来自各地部落文化的碰撞融合，各部落刻画符号的整合，甲骨文形成的过程基本上是华夏各部落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甲骨文发展成为完善的汉字。商代文字出土最多的是甲骨文，是占卜龟板文字，其文字内容是占卜吉凶，是当时的占卜记录，因此又称“卜辞”。因为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故又称“殷墟卜辞”或“殷墟书契”。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说：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
甲骨文是占卜祭祀文字，商纣王失国埋卜，被埋在废墟下的甲骨文也就不为人知。殷商甲骨刻辞，绝大部分是占卜活动形成的。殷人用牛祭祀以后，用牛的肩胛骨占卜刻字。殷人非常迷信，遇事都要占卜，商王确信自己已经死去的祖先灵魂在苍天神灵的周围，当他想要与祖先的灵魂联系时，就使用甲骨占卜，向祖先的灵魂提出各种问题和愿望，通过占卜，将事情书写刻画在龟甲与动物的肩胛骨上，然后用火炙看其龟裂，以预兆凶吉，包括征战、狩猎、建筑宫室、祭祀天地、年成的丰歉、梦兆的吉凶、生老病死等国之大事。甲骨文记载的文字内容是占卜吉凶以问鬼神之事，其作为古代汉字文字书法的艺术类型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形成了汉字书法艺术的一种书体。甲骨文的艺术形象性特征非常显著，容庚《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对甲骨文中的动物形象文字特征做了生动的描述：
羊角象其曲，鹿角象其岐，象象其长鼻，豕象其竭尾，犬象其修体，虎象其巨口，马象其丰尾长颈，兔象其长耳厥尾，虫象其博首宛身，鱼象其枝尾细鳞，燕象其嗫口布翅，龟象其昂首被甲，且也或立或卧，或左或右，或正视或横视，因物赋彩，恍若与图画无异。
甲骨文具有图画象形文字特征，几乎与绘画艺术中的简笔画、漫画无异，生动而又传神。甲骨文与岩画、陶文刻画符号相比较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绘画与文字起源，艺术起源与艺术文献的关系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很难用今天的艺术分类方法去分离。在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文字、绘画是一个整体，这是史前艺术起源的特征。中国艺术学的研究必然会涉及中华国学的甲骨学。甲骨学有文字学、史学的研究角度，还应该有艺术学的研究角度。甲骨文的发现在中国文献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之家；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堪看，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16)
商代史官名称见于甲骨刻辞和史籍的有：巫、史、大史、小史、西史、东史、贞人等，统称为巫和史，专门掌管占卜、记事、祭祀活动。巫则重于占卜，史则重于记事。据甲骨文统计，当时的贞人约120人左右，他们对文学、音乐、艺术、医药、文字、天文、历法、历史等学科都有研究，在商朝奠定了艺术发展的基础，所以说甲骨文具有艺术文献的学术价值。
甲骨文引起学界的注意是出于偶然。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学者刘鹗到北京达仁堂中药店为患疟疾的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王懿荣买药。这服药里包含了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就使用的中药成分“龙骨”。刘鹗看着药剂师把“龙骨”捣碎，他惊奇地发现骨头上有类似汉字的刻痕。王懿荣第一个鉴定甲骨文“确在篆籀之间”，重金把北京各家药店的所有“龙骨”都买下来。从此，甲骨身价倍增，成为每字“价银二两五钱”的天价文玩。刘鹗当时收集了1085个古老的文字，这种文字比当时人们了解的任何汉字都古老。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种说法，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在河南得到甲骨，将甲骨送到王懿荣等著名青铜器收藏家那儿去才发现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王懿荣殉国。1903年，刘鹗在收集的5000余件甲骨中，挑选字大而且清晰的1058件制成拓片，取名为《铁云藏龟》，公开发表了对甲骨文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甲骨文从秘不示人的雅玩，成为大众可及的公器。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疑古辨伪之风大炽烈，对传统的文献资料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殷、周两朝是史前传说，没有文字的文献记载。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经过“古史辨派”的一番考据，把伪史依据的伪书除去，就只有千余年的历史了。加上商人唯利是图，不肯说出甲骨文的出处，兜售的甲骨又有许多是假的，所以疑古派学者把刘鹗视为骗子，认为甲骨文是刘鹗捏造的，不可采信。
学者罗振玉（1866—1940）(17)和王国维（1877—1927）分辨出甲骨文的价值，并且奠定了甲骨学的基础。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文物收藏家，其甲骨研究工作首先是收集甲骨文实物和拓片刊行本，从古董商人手上收购甲骨多达一万余件，并且调查清楚了甲骨的出土地点是河南省的安阳县小屯村。1913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20卷，选出2106件字体精美、学术价值比较高的甲骨文字印刷出版。对甲骨文的文献分类进行了考察，按文献内容整理成为八类。尽管当时的分类还比较粗糙，甚至有错误，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甲骨文文献分类工作。1914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墟书契菁华》，彻底推翻了疑古派文人怀疑甲骨文献的观点。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胡适先生肯定了甲骨文的历史价值：
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J．G．Andersen）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甲骨文的历史学价值是最为显著。
王国维对甲骨文的史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根据甲骨文献复原了殷王朝的历代谱系，此项成果依据殷代的遗物修订，这使得“疑古派”文人不得不承认其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还考证了甲骨文中记载的地名，发表了关于殷代历史地理的论文，证明了自从殷王盘庚迁都至小屯以来，直至殷灭亡的270余年，再也没有迁都。1928年春，国民政府委托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内设机构也同时筹建，傅斯年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将安阳小屯的殷墟作为考古发掘的重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班对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了首次科学性发掘，派去了34岁的年轻考古学者董作宾（1895—1963）(18)参加发掘整理工作。同年10月13日，考古班人员进入殷墟遗址，正式开始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到10月30日，总计出土甲骨392枚。考古发掘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小屯村，考古发掘工作才不得不停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班前后一共发掘了15次，整理了1000多座古代墓葬，发现25000多枚甲骨，全部运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现保存在台湾。
甲骨文具有书法、篆刻艺术价值，董作宾将甲骨文书法艺术风格分为五期，各个时期的字体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一期的字大，笔画粗而有力，字体显得“雄伟”。第二期字体大小一致，刻写整齐，布局均匀，字体风格为“谨饬”。第三期字迹显得潦草，笔画浅而不清晰，还有若干误写或脱字，字体精神显得“颓靡”。第四期字形显得瘦长，笔画纤细而力量内敛，字体风格显得“劲峭”。第五期的字体小，用肉眼观看甚至有些吃力，但是书写规范整齐，字体风格显得“严整”。五种甲骨文书法艺术风格倾向反映了殷代各个时期的兴衰变化。
在李济主持的1929年10月至12月12日第三次发掘中，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刻辞较多、内容重要的大版卜甲，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得到消息，立刻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客气的信给历史语言研究所，叙述自己的情况，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当时傅斯年、李济都不认识郭沫若，但是同情这个流亡海外的穷书生，很快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把尚未公开的拓片拣出全份寄给了他。郭沫若未征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意，就将大龟四版写入《甲骨文研究》，编入《卜辞通簒》，待书付印之后才写信告诉傅斯年、李济等人。这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感意外，傅斯年深感对不起李济等工作在田野，风餐露宿、艰苦发掘、拥有发现权和首先解释权的同仁。但此事引起的不快很快就释然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凡是能够利用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进行研究的人都应该尽力帮助，共同推动国家学术研究事业的进步。新中国建立以后，傅斯年、李济、罗振玉等人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赴台湾，郭沫若成为大陆甲骨文研究学术带头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发掘出土西周甲骨文17000余片，清理有字卜骨190多片。计600多字，内容有关于祭祀、征伐、官名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依据“商代已有文字”破天荒地把殷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有甲骨文记载的商王朝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不容置疑，同样，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也需要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支撑。
1986年，在西安西郊原始社会遗址曾经发掘出原始先民的甲骨刻符。形体极小，刻画细如蝇足，比殷墟传统甲骨文早1200年。也就是说，早在殷商以前，原始社会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活动。甲骨文盛行的时间从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当时的甲骨文出土总数多达15万片以上。其中以殷商甲骨居多，也有部分商以前和商以后的甲骨文出现。在艺术学研究艺术的起源时，梦境与艺术起源的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梦境体现了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现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指出：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的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19)
甲骨文是研究梦境与祭祀、梦境与舞蹈、梦境与文字、梦境与艺术的重要文献。古代关于梦境的解说与占卜有流传至今的周公解梦，这说明了释梦在远古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梦境到产生灵魂不死的观念，可以解释艺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事死如生，认为死亡的仅仅是人的肉体，而灵魂是不死的。古代的岩画，古代墓葬出土的陶俑、壁画、帛画以及随葬陶器、瓷器等冥器，都是文物艺术品。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生与死的终极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的最大问题。灵魂不死的观念，导致古人重视灵魂世界的生活，产生了以制作冥器为主体的艺术创作，艺术的起源与人生观、生死观有关。艺术的产生与灵魂不死的观念有关，艺术品的产生与死亡有联系，人类为了永生灵魂的不死而创造了艺术。清代戏剧家李渔有“世总为情，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剧艺术观点。情是性的表现，梦是情的释放，而灵魂的归属在哪里？艺术的创造是为了灵魂的寄托与归属。艺术的创作总是围绕着情感的寄托、精神的宣泄和灵魂的归属而创作。
约公元前1027年，武王伐纣殷，商王朝灭亡。商朝的宫殿建筑全部在战火中坍塌烧毁。当河水泛滥时，废墟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淤泥，殷墟甲骨被埋藏了三千年。据统计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附近的发掘中，出土了约十七万五千块甲骨，其中大约有五千块有卜辞。《甲骨文编》收录了四千多字，其中有三分之一在1934年的辞书出版时已经确认，还有半数的字至今无法确认其含义。继罗雪堂（罗振玉）、王观堂（王国维）、董彦堂（董作宾）、郭鼎堂（郭沫若）这雪、观、彦、鼎四堂之后，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还有于省吾、容庚、胡厚宣、唐兰、陈梦家、孙海波等人。
李约瑟在简述“中国历史编纂法”时，根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评价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时写道：
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的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该承认的。(20)
自19世纪末发现殷墟甲骨文字以来，甲骨文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角度：
1．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王国维从历史学的角度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甲骨文实物论证司马迁《史记·殷本记》记载，证明《史记》殷王世系为信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公认，充分体现了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
2．文字学研究的角度。按照《说文解字》体例，对甲骨文的部首、文字进行解读与注释。属于文字学字书的成果有：王襄《簠室殷墟文字类纂》正编14卷，附编1卷，存疑14卷，待考1卷，1920年印行，1929年增订；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14卷，附通检1卷，1923年印行；孙海波《甲骨文编》14卷，附录1卷，备查1卷，1933年燕京大学印行；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14卷，附录2卷，补遗1卷，1933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新中国甲骨文文献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成果有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从1961年编辑到1983年完成。
3．艺术学研究的角度。
（1）书画同源理论研究。董作宾认为：“文字愈古，距离原始图画愈近。”(21)唐兰先生倡导象形、象意、形声“三书”，提出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的观点；并对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六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甲骨文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具有认识世界、表达思想的艺术形象思维的特征，是中国艺术书画同源的源头。
（2）甲骨文与艺术起源研究。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从大量祭祀王亥的卜辞中把一批头上冠以鸟形、佳形的“亥”字区分出来，将商族崇拜鸟图腾的古代传说考证为有甲骨文文献证明的信史，是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商代图腾艺术的研究成果。周华斌《中原傩戏源流》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看到许多含有图腾意义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符号表明了原始图腾在商周时期的余绪。周华斌说：
这些图符，介于绘画和文字之间，与其说与现代汉字有什么联系，不如说与原始图画更为接近。从它们所提供的信息里，我们约略可见远古图腾的信息。而且，它们程度不同地与“傩”发生着联系。(22)
（3）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研究与创作。朴拙、隽永的甲骨文书法，普及甲骨文考译成果，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种书体。董玉京《甲骨文书法艺术》将甲骨文书法分为三派：（一）罗振玉派。把甲骨文写成“圆笔书写、排列整齐、蚕头蚕尾、大小一致”的篆书或钟鼎文模式。（二）董作宾派。书写特征是“中锋起收，错落有致，尖头尖尾，大小不一”。（三）游于艺派。认为“在甲骨文书法中，应该吸取各种书体，不只是‘篆书’，才能够创出一己的风格”。《国际甲骨文与篆刻大辞典》中多属于此派。(23)金玉甫《商周甲骨文书艺比较研究》认为：
殷商甲骨文书契虽属滥觞之作，但已体现了美的因素，具备了书法艺术一些最基本的要质。(24)
金玉甫先生将甲骨文基本要素概括为：字形结构的艺术，整体书写的艺术，平衡对称的艺术，还有刀刻技巧的艺术，等等。
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晚年致力于甲骨文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作。董作宾在台湾从事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实践，使甲骨文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种字体。其《甲骨文书法》说：
甲骨文，在20世纪初叶，曾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放了个异彩，它的光芒四射，炫耀全世界。同时，它的一条光线支流表现于书法美术。为了欣赏殷代史家书契的文字，许多人把卜辞中可以辨认的字，集为联语和诗词，书写出来，供人悬挂欣赏。这在“甲骨学”中，只能说是“游于艺”的一种余兴。(25)
董作宾认为世界上文字的起源都是图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西方文字完全变为“音符”拼音，虽然拼音字母文字读音比较方便，但是已经没有图画艺术的意义。而中国汉字一面附加“音符”，一面保存“意符”，具有六书形意，并且一脉相承上下五千年，每一个字的结构不同就特别表现出书法的美来，形成中国汉字书法的艺术美，这是中国人的眼福。文字愈古老，距离原始图画愈近，因此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便为中国文化人所激赏。这是中国艺术学不同于西方艺术学之处。中国艺术学研究具有研究中国书法与绘画关系的传统，具有引导评论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潮流的任务，以培养全民族的书法艺术素养。据此完全有理由将甲骨文作为中国艺术学的研究领域，在理论研究、艺术创作方面继续努力，开辟新的研究角度，产生新的研究成果。
（4）利用数码技术，研究甲骨文，开展与金文、帛书、竹简的关系研究。甲骨文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资料，迄今殷墟出土甲骨15万片，文字不重复的有4300多字，有1100多字的考译已经被确认，还有500多字已经进行过考译，尚需进一步研究。剩下不识的文字，多为人名、地名、物名。除了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以外，周代的甲骨文在20世纪也有发现，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遗址出土1000多件甲骨，其中有文字的约300多片，共有刻辞约900字。2003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在岐山县周公庙附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两片有刻辞的西周卜甲，经辨识共有55字。后来对这一带进行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760多片西周卜甲，有文字近500字。2016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第4版文化新闻《甲骨文研究搭上大数据快车》载安阳师范学院研究情况，甲骨文发现5000多个文字，能够明确破译的有1500字左右。安阳师范学院建立了甲骨文语言模型库与甲骨文拓片数据库，成为目前国内外最大的甲骨文电子信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