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老庄的治国理政思想

西洋的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种性恶论的因素，它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是有私心的，是有竞争之心的，是好斗的，而且人的利益是会有冲突的。所以在政治上的一个基本命题叫作“多元制衡”，就是认为人会犯很多错误，但是让人们互相牵制，按照一定的法律、条文、规则、制度，维持一个谁也不能为所欲为的程度。当然，做到没做到是另外的问题。国内出过一本书，是两位在美国的中国人写的，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这本书的题目就叫《总统是靠不住的》，就是你要想办法限制总统。既然总统是靠不住的，那副总统更靠不住了，什么总理、部长都是靠不住的，这是西方的一个基本的思想。

我们中国基本上是性善论，在中国起作用最大的还是以德治国，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样给封建君王，给封建掌权者的执政以合法性。而且这个德的标准是天，我像天一样有德，所以我是天子，我是奉天承运，我在这儿治国，治国平天下。中国强调的是这个。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多元制衡”观念，中国强调的是一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的资源和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但是中国有一个理念的制衡，就是“德”。你虽然是皇帝，但你要有德，如果皇帝失德，就会非常危险，有可能被扣上无道昏君的帽子。要是你被扣上无道昏君的帽子你就会被颠覆，会有人造反。所以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中国的平衡不是靠制衡，而是靠一种德行的自我掌控和约束。另外，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纵向平衡，就是在时间的纵轴上实现平衡。这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我今天不可能讲清楚，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学习清楚，仅仅提一下而已。你搞过分了，没人平衡，什么时候平衡？等你死了以后再平衡，你用的宠臣全杀头，你害的忠臣全部从监狱里放出来，官复原职。中国的平衡是一个纵轴上的平衡。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对于知识分子，对于读书人，一个是中庸之道，一个是儒道互补，有其积极意义。当然中国的读书人和现代意义上的洋人喜欢说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含义，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也不多涉及。

儒是什么意思？儒承认人和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社会必须有秩序，有主从上下之分，有君臣父子夫妻之分。但是要给这个不平等、这个主从的关系树立一个合情合理的规范，不能胡来。父慈子孝，这个父要太不慈了，太霸道了，儿子要真急了也就不认他了。如果是明君臣就忠，如果是暴君臣也就忠不了。儒家努力树立的是这样一个规范。

老子、庄子不是以德来治国，是以“道”。“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而然地治国，以人的天性来治国。所以老子、庄子这些人就嘲笑儒学，认为儒学啰里啰嗦、劳而无功，认为儒学不自然、伪饰。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本来家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关系很好，哪里用讲孝慈？不用讲。六亲不和才有孝慈，国家非常混乱的时候才考虑谁忠谁不忠。这是老子庄子他们对儒学的批评。

老子、庄子还举了一些很可笑的例子。他们说儒学宣扬的那一套是螳臂挡车。春秋战国时期，中央政权是东周政府，但周天子已经丧失了控制能力，真正掌权的各诸侯国君主着急的是夺权称霸，发展自己，吞并别的诸侯国。真正的诸侯，真正的掌权者对儒学的态度也就是马马虎虎的。那个时候孔子远远没有后世的地位，孔子是经常被称为丧家之犬的。这是他自己说的，“栖栖如丧家之犬”，这不是骂人的话。当时的情况是信仰墨子的人多，信仰法家的人多，真正信仰孔子的并不多。但是孔子的这套理念后来的人们越来越认为它好。为什么好呢？

第一，对于读书人来说，儒家治国平天下是有理念的，不是光为了乌纱帽的，这个理念就是德。第二，对于掌权者来说，孔子的这一套有助于社会实现秩序、和谐、平衡，而且不会失控。使人从心里面就明白君有君的道理，臣有臣的道理，父有父的道理，子有子的道理，夫有夫的道理，妻有妻的道理，上下尊卑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后来儒家思想就越来越成为主流了。

庄子就嘲笑儒家说，你跑到那些君王面前，你给他宣传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以乐治国，君王正急着夺权呢，宣传这些这是螳臂挡车。你用知识分子、读书人的那点儿礼义廉耻、仁义道德的说教，想说服有权威的人，不等于用螳螂的胳膊挡大马车吗？庄子又笑儒家这一套是敲着鼓追逃跑的人。这些人受不了你这些高调，整天讲仁义道德，整天训练他，整天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所以就把人吓跑了，跑了以后孔子和他的门徒还要追人家，敲着鼓追，越敲鼓人家跑得越快。

老庄他怪，他另类。但这种另类有两个作用：首先是启发的作用。让你知道世界上的事儿还有这么想的，还有这么做的，不无道理，哪怕是片面的理。其次有补充的作用。整天学孔子，文质彬彬，谦恭有礼，忠心不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样子有时候太累，碰到挫折的时候——君主不让你尽忠，把你废为庶人，这时候老庄的思想能起到补充的作用。

上面是我讲的一点前言。下面我主要是从几个问题上谈谈老庄他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些思想。

第一个思想，我称之为“无主题治国”，“无为”的“无主题治国”。老子、庄子他们都主张“清静无为”。这个“无为”我先要说明白，主要是针对诸侯、君王、大臣，还有士人讲的，不是说让老百姓无为。老百姓该种地的种地，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盖房子的盖房子。“无为”不是说什么都别干，主要是说掌权的人不要先给自己立一个主题，意思是“不要刻意为之”。什么是“刻意”呢？我想来想去最适合解释的词就是“处心积虑”，就是办什么事儿都应该走着瞧，别处心积虑的。事情还没办呢，就一定要如何如何，事先都规定好了，这就是主观主义。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和老百姓发生矛盾。所以为政不要先确定主题。

我的本业是写小说。我们写小说的人过去喜欢说一个词叫“主题先行”，这个“主题先行”是“文革”期间于会泳他们提出来的，创作文学作品先得有主题，后来大家就嘲笑“主题先行”。还有一个词叫“直奔主题”，写文章一开始就冲着主题去了，不会是什么好文章。老子的说法是什么呢？叫作“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常心就是不变的，永恒不变的，圣人没有永恒不变的看法，一切跟着老百姓走。他又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说无论办什么事儿都要符合天道，天道就跟拉弓一样。他说拉弓就是这样，高的地方往下压一压，低的地方往上举一举，劲儿使得不匀的地方你调整一下，这就是天道。他这个意思也是不要刻意为之。

老子还认为执政的人头脑不要太复杂，老百姓住在那儿别给他捣乱，“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别找他的麻烦。这个“厌”在古文里就是现在的“讨厌”的意思，也可以当施加压力的“压”讲。“无厌其所生”，打鱼的你让他打鱼，卖唱的你得让他卖唱，做豆腐的你让他做豆腐，用咱们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别折腾。我们不希望老百姓折腾，老百姓能把政府折腾得心慌意乱；政府也别折腾老百姓，人家该干什么就让人家干什么。“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就是掌权的人不给老百姓添乱，不扰民，所以老百姓也就不会给你添乱。这种思想也是老子的乌托邦。他认为最好的领导，最好的权力运作是根本就不运作，用不着运用权力，这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但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而是无运作的乌托邦。但是他讲的这个道理又有点儿道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这些话很有道理，您别以为这些话很虚、不联系实际，它联系实际。

比如今天掌权的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在国家公务方面占有一定的位置的人，他也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很容易以创造政绩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很简单，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必须得有政绩。没有政绩，怎么接受考核，怎么提拔？还升得上去吗？怎么防止对立面的批评、攻击？所以一定要有政绩。那么，你究竟是把政绩放在前面还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要把“民心”放在前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含义。

庄子的思想与老子的相近。庄子说，你用儒家的那一套——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刻意地去治理天下，他说是“欺德也”，你侵犯了大道的功能。他说治国的人不需要涉海凿河，那儿本来是大海，你跳到海底下再凿一条运河，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他喜欢举一些极端的例子——庄子是文学家，文学家都喜欢夸张，不夸张就不生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百家争鸣，不夸张的话谁注意他呀？庄子说，“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鸟都知道高飞躲避短箭；“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老鼠要想安全就要往深处躲。庄子的意思是，老百姓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自己知道，老百姓都很聪明。不能偷东西，不能杀人，百姓知道这些事不能干。该干的事、不该干的事，有利的事、有害的事，老百姓都很清楚，你儒家就不要再啰嗦了，你不要对老百姓耳提面命，一天训八回，谁受得了？这是庄子打的一个比方。

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有一类是彻底昏聩的，但是不是像历史上记载的昏聩得那么彻底，我还有疑问。因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大部分亡国之君都只挨骂，说他好话的人非常少。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庄子最明显，他无数次地提出来，他说汤尧夏桀，各有各的思路，各有各的是非，他们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一瞬间，究竟谁是谁非，说不清楚。我小时候学历史，书上就说，一个夏桀、一个商纣、一个妲己、一个褒姒，都坏得不得了。鲁迅就曾经怀疑过，夏桀商纣都是被女人给害了，女人能管多少事儿？这是另外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种亡国之君，他们是非常辛苦的，是非常勤政的，是事必躬亲的，是极其有为的，比如崇祯皇帝朱由检，他辛苦得不得了，而且他不许外戚参与政事。他又多疑，不放心，他对谁都不放心。这样的勤政皇帝由于刻意有为最后也造成了自己的失败。这样的例子也多得很。

我再补充一句，老子和庄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多少有一点“小政府大社会”思想的萌芽。就是政府做的事儿有限，你尽量让老百姓按照他自己的天性，按照他自己的利益追求做事，略加引导即可。他的说法就算是乌托邦也罢，也能给我们做参考。

“无为”的思想除了无主题治国以外，还有一个层面。《庄子》里讲得比较清楚，就是“上无为，下有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意思就是说你的权力越大，你的地位越高，你的官越大，你少说话、少做事、少折腾，你让底下干。这种情况下，“无为而用天下”，就是你没有说很多话，你也没有下多少命令，但是天下都听你的。那么“下”呢？“有为为天下用”。下边的，对不起了，到了部以下了，司局以下了，老老实实给我干活去。你从早到晚该加班加点就加班加点，你为我所用就是为天下所用，为国家所用。

老庄那个时期的书写得比较简单，那时候是刻在竹子上的，如果那个时候有网络的话，《老子》起码要有八百万字，《庄子》有四千万字。所以老子的很多话只是点到为止。那么今天我们讲他的话，也不是说让大家简单地照搬。是希望引发大家去琢磨其中的智慧。

从“上无为而下有为”里我想到西方管理上的一个观念，就是纵向分权。就是说权不但有横向的分权（即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分别由相应的部门、单位负责，这是横向的分权），还有纵向的分权，简单地说部长有部长的权，局长有局长的权，处长有处长的权，别互相掺和。我在文化部也体会到，上下级是各有分工。比如分房子的时候，我也接到过别人批的条子，但我都一律转给有关的司局，我没有批过任何一个人的住房。如果我要管分房子的话，我就别管文化事业了。所以这有一个纵向分权的思想。

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什么意思呢？这又和现代的法治思想有关，当然这是西方的观念。我们不能照搬，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可以把它当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国家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止你干坏事，而不是带着你组织你干好事，因为这个好事每个人的要求不同。庄子的话恰恰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掌权者必须保持这个权力的存在？为的是“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恐天下之迁其德也”。“淫其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失控。“迁其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德行的偏差。就是说我必须保持我这个权力的存在，不能让社会失控，让社会道德混乱。在古代中国有这种思想观念也挺有意思的。

第二个思想，老子和庄子还主张权力的运作要和老百姓保持一点距离。老子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思想，首先是“太上，不知有之”。“太上”就是最佳，是说最佳的状况是老百姓感觉不到国君的存在。谁是国王，跟我没关系，谁也不妨碍谁的事儿，老子认为这是最好的状态。其次，“亲而誉之”。最值得人掂量的就是这四个字。“亲而誉之”怎么会成了二等？老百姓一见着你说你真英明，你是我们永远的榜样，我们一见你就热泪盈眶，这不是很好吗？“亲而誉之”的结果建立了一种高调的权力运作的关系。你不但是一个有效率的权力，而且是精神的导师，是德行的代表。这种高调的运作有极大的动员力，但也容易引起过高的期望值，过高的期望值就会引起失望。儒学是很好的学问，现在读《论语》会发现孔夫子真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之人。为什么儒学到后来，尤其到了“五四”时期被人家骂成那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他说得太好了，但做不到。所以说，权力和百姓的关系“不知有之”就行了，各有各该干的事，不要弄得太漂亮，不要“亲而誉之”。“亲而誉之”后面是“其次，畏之”，是说要让人怕这个权力。老子他也很实在，一点儿不畏是不行的。你说开汽车的人有几个热爱交通警的？但是他得“畏之”。

这种“不知有之”的说法，使我想到了近现代的一个观念，“虚君共和”。现在世界上有相当数量国家的元首是虚的，没有实权的，比如说英国女王、日本天皇、荷兰女王，瑞典、丹麦也都是君主立宪制的王国。1987年我去泰国，和泰国的教育部长聊天，他说：“我们泰国的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谁也别争第一把手，第一把手是国王，你乱不起来，最后是国王说了算，平常什么也不管，他只管人道主义事业。”当然泰国也有泰国的问题，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但这是另外的问题。这是君主制国家的情况。

非君主制国家也有这种思路。比如说德国总理是默克尔，总统是谁你们说得清楚吗？反正我不知道是谁。以色列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它也是一种虚君共和、虚位共和，也是在权力使用上的一种平衡方法。这些方法我们显然不能照搬，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世界上对治国理政、权力运作、权力的转移交接有各种各样的思路。我们多知道点儿没害处。

第三个思想，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主张低调治国，当然这是我概括出来的。老子有一句有名的话，说“知其雄，守其雌”。就是我知道该怎么样才能牛，但是“守其雌”，我表现出来的形象不是一个牛气冲天的形象，而是普普通通的，是温柔、低调、和善、平和的形象。“为天下溪”，就好像地下流的小溪一样，不是洪水滔滔，不是泰山巍峨，也不是青松入云，只是一条小溪流。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成为一句名言，它也曾打动了黑格尔。“知其白，守其黑”就是什么事儿我都很明白，但是我千万不要摆出一副我什么都明白的样子。这是在招人讨厌呢。应该把自己摆在一个难得糊涂的位置，把自己摆在一个韬光养晦的位置，但同时我要尽量地知道世界上的各种说法。

当然这个“知其白，守其黑”，老子解释得不详细，后来有人就说这里有阴谋的味道，说老子是阴谋家，朱熹就说过“老子之心最毒”。我个人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用鲁迅最爱引用的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鹰可以和鸡飞得一样低，但是鸡不能像鹰飞得一样高”。老子本意是考虑世界的本源，他考虑万物运作的规律，他考虑天下的大事，他要考虑怎么样结束老百姓的灾难。所以他主张的治国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下位。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他认为这是水的本性。水不争，碰到拦的地方它就拐弯，碰到低的地方就流，所以李零教授关于老子的一本书就叫作《人往低处走》。我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子说先往低处走，更提倡谦让，提倡节俭，甚至提倡后退，所以他以水作例子。作为文学的一个理念来说，“上善若水”这四个字非常好，非常美。谁不喜欢水啊？生命离不开水，水确实是居善地、亲善缘，都是跟善在一起的。

老子讲“大国者下流”，“大者宜为下”。就是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越应该把自己放在下边，不要高高在上，不要盛气凌人，不要以大压小。这种非常东方式的观念是有它的参考价值的。这里面有一些精兵简政的味道，就是能不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是一个功夫。求学即是这个道理，一方面要复杂化，要扩充知识，另一方面在充实的过程中又要概括、提炼，要把它简单化。为政也是一样，复杂化是一个本事，简单化更是一个本事。所以老子希望治国理政做得越简单越好，当然这里有很多乌托邦的成分。老子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想统治老百姓，必须先向老百姓学习；“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想领导老百姓做一件什么事，应该先跟上老百姓，看看老百姓现在关心什么。

老子还有一个说法：“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话我们今天听着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不敢为天下先”，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是要“敢为天下先”。但是老子这个说法有他的道理，我们也姑且作为一个参考。“一曰慈”，就是说要保持善意，尤其是要对老百姓保持善意，体恤民情，体恤民艰。“二曰俭”，俭的意思不是指现在理解的物质方面的节约，而是说要给自己留下选择和行动的空间，不要把什么招都用上。按老子的想法，招多，可以留着，别一下子全都用出来。就是要“蓄”，老子还说过“蓄其德”，就是说要积蓄你的德行，要积蓄你的智慧。“不敢为天下先”，是老子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感而发的，当时因为各个诸侯国都在那儿闹腾，个个都想吞掉别的国家。而且百家争鸣，苏秦有苏秦的一套，张仪有张仪的一套，荀子有荀子的一套，韩非有韩非的一套，李斯有李斯的一套，各种思想都有。老子认为折腾不好，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

最后，我再讲一下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这是老子《道德经》当中最神奇、最美丽、最充满魅力的一句话。“小鲜”就是小鱼。老子认为治大国就跟熬小鱼一样。其实不光老子有这个说法，法家的韩非子也把这个道理用到权力斗争上，说：“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挠是什么？就是别老抓挠小鱼，小鱼本来用水一煮已经烂了，你再一抓它就变成烂泥了。

后来隐士河上公解释这句话说：“烹小鲜，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河上公说“治国烦则下乱”，就是你治国治得非常繁琐就会引起混乱，所以不要繁琐，不要折腾。他的解释非常权威，但是这件事情你解释得太清楚了它煞风景。“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多漂亮啊，你懂不懂都没关系，用北京话形容就是“它帅啊”。治大国你怎么治？跟熬小鱼差不多，但我不告诉你我怎么熬法。它让人感觉到举重若轻，举止有定，胸有成竹，自有把握，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可是像河上公的解释呢，“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太具体了，变成大众的烹调手册了。

中国的很多古书，解释得太细致、太多就会煞风景，本来模模糊糊的美得不得了。我跟大家说说这一辈子读书方面最痛苦的事之一。我从小最喜欢白居易的一首词，“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这首词太棒了，黄自先生还给它配了一首曲子。可是有一年，大概在十五年以前，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这是个诗谜，作者说我们家的保姆特别聪明，当她看到“花非花，雾非雾”这首词之后，立即说这是一个谜语。谜底就是冬天玻璃上的霜花。她把白居易这首词解释成一个谜语，而且给了科学的、靠得住的解释。看完以后我几乎寻了短见。这么伟大的一首词被咱们一位天才的保姆给解释成了谜语了！我今天也是在这儿给大家谈谈对老子、庄子思想的一些理解，我希望不给大家一个聪明的保姆的那种印象。谢谢大家。

（根据2010年3月27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0年第3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