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老子的魅力

大家好！今天来到人民大学，尤其来到人大的国学院说老子，使我非常地忐忑不安，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的，我是写小说的，而且我的小说是《青春万岁》，突然到这讲起老子来了，显得有点串行，但是算是在这凑个热闹吧。近两年被朋友所怂恿，写了有关老子的书，也在电视台上做了一些比较通俗的讲解，算是过去讲的“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我在《新晚报》副刊发表了一首旧诗，鼓励自己，第二段一上来就是“青春作赋赋犹浓”，这个“赋”还挺浓，并没有淡，今年我还发表了两篇爱情小说。紧接着，“皓首穷经经自明”，“穷经”的“经”本身应该是很明白的，所有的经典都是活的，如果经典不活了，就很苦了。我们之所以承认它为经典，就是因为经典比较长寿，现在看来也是活的。我们把《老子》当作一部经典，因为它仍然保持着生动性、鲜活性和灵动性。

我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从道家来讨论中华文化中的终极关怀问题。二是，从老子相反相成的观念来讨论中国人变通和通变的思想。当然现在更流行的是称作“辩证法”，但是辩证法这个词，首先它不是中国固有的，而且比较意识形态化。《老子》是辩证法，但又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辩证法，它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机变性”、“智慧性”的通变。三是，从老子的名言来看看《老子》的文学性。

一、先说终极关怀。

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具延续性和包容性的非常强的文化，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非常认真的甚至带有强制性的这样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相反，在中国的民间，对于宗教持有一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比如没有孩子就去拜送子观音，急着发财就请财神爷，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但是也有另一个方面，即重视终极关怀。老子非常重视终极关怀。根据是什么？《道德经》一上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宗教，他们的终极关怀的思路就是为世界寻找主人，用英语来说，就是lord，my lord就是my god。人作为个体很可怜，千差万别，有许多困惑，还有生老病死。因此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主人，即找到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大神。这个神其实是一个概念，在西方我们进入教堂，可以看到耶稣的像，还有他的十二弟子的像（本来是十三个，但是犹大背叛了，所以不算）。甚至还可以看到耶稣在人世间的父亲若瑟的像。上帝是一个概念，所以不能有像，他要是有像，那就麻烦了，他的脸该长什么样？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写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发行量很大，他提到一个问题，“耶稣大便不大便？”这一个问题就在欧洲神学界争论了几百年。还有《达·芬奇密码》里边的问题：“耶稣结过婚没有？”这本书坚持认为耶稣结过婚，他老婆是抹大拉。当然，有人说抹大拉并不是她老婆的名字，而是出生的地方。总之，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伊斯兰教更是反对一切形象，认为真主就在人的心里，真主无所不在。所谓神的概念和主的概念是一个终极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人格化了的概念。

老子所寻找的“道”也是一个终极的概念，但是它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概念，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老子寻找的不是主人。因为《道德经》讲了，“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世间万物从道产生，但是道并不把它们看作己有，而是让万物自然而然地发生发展变化。“道法自然”，什么是自然？自然说的是自己运动，自己如此，自己这样，自己变化。所以“自然”并不是一个名词，它要求的是一个本质的终极，这和要求一个主管的终极概念是不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要比那个主管的终极概念更高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仁，反过来就是无不仁，因为它不想戕害万物，也不想用那么多的仁义道德来限制你，你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

“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太抽象了，太概括了。据庞朴教授的考证，他说“玄”实际上是从水流的“漩”演变而来，水往下转之意。老子就是从这些方面来探讨世界的本质。这对人相当重要。我在一个地方谈论历史文化学的时候，临时请了几个听众，我说请你们用一句话来说你对世界的感觉。其中有一位就说：“奇妙，这个世界真奇妙！”还有一位说：“伟大，世界真伟大！”人多渺小啊，世界在空间上是无穷的，在时间上是永恒的，而且非常神秘，既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会往哪里走。如果说世界是膨胀的，那么就会思考世界刚开始只有一点，然后慢慢膨胀，产生了很多个银河系。有人说世界是无穷的，有人说世界是枯燥的，也有人说世界是美丽的。只要我们有对世界的这种概括本质的感受，不管是什么，都会和老子说的“道”相连接。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道”。这个“道”怎么理解都行，“道路”、“道理”、“规律”、“本质”、“起源”、“归宿”、“无所不包”等都可以。如果你感觉这世界是伟大的，那很好。因为“道”本来就是伟大的，它铸造了“有”；铸造了“无”；它铸造了兴盛，也铸造了衰落；它产生了盈满，也产生了亏损。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它当然就是神秘的。你不可能永远像掌握一个具体的东西（比如一个包，一块手表）那样来掌握它。对于“道”，我们不能把它摆出来，说“这是一个道”。如果你说“道”无情，道当然有它无情的一面，世界上那么多东西在变化。你说你感觉到“道”非常的温馨，真好，真幸福，那也对。大化流行，生生不已啊，它的本质就是这样。这就是一种对“道”的本质化的理解和认识。

伊斯兰教说，真主有九十九种美德，所以他有九十九个名字。真主是安拉，但是他还有其他的名字。老子的“道”没有九十九个名字，但是我统计了一下，跟“道”相关的词，有二十多个。在《道德经》五千字里边，讲得最多的是“天”，其次是“道”，第三个是“大”。然后是“朴”，“朴”就是原生，是起源。从起源上看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符合科学的道理的。从生命的起源上来考虑，如从单细胞生命来考虑，由此看到有关生命的许多现象，比如新生与死亡，等等。《道德经》有个地方说：“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是说道无所不包，而“远”是说道是永恒的。人是很厉害的，思想很复杂。我曾经说过，仅仅一个构建反义词的能力，就使人从有限的概念里产生了无穷的概念。人是有限的，如美国很强大，但是有经济危机，阿富汗问题也解决不好；苏联很强大，但是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领导人，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也有出生和灭亡，有上台和下台。所以我们充满了对于有限的具体的感受，但是构建反义词的能力，使我们想到不但有有限，而且有无限。我们有无数的经验是关于短暂的，但是构建反义词的能力，使我们在短暂之外知道了永恒。老子还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这就从另一面来谈论“道”了。尤其是他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日本人特别欣赏这一段，认为这段话完全符合关于宇宙的生成和地球的起源的讲法。在最早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定形，没有定量，也无定性，它是似有似无的，是混沌一团的。你说老子的头脑是怎么琢磨出这个的，不可能来自实验室，不可能来自图表，不可能来自天文望远镜。我们无法解答。

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我们的文字，非常重视“名”。“名”有各种说法，按照我的说法，“名”就是概念的归属。有了概念的归属，才能解决其他问题。同样一个东西，给它不同的定名，就是赋予了它不同的理解。比如说，你在自己单位碰到一件非常不顺心的事情，本应评上教授但是没有评上，那么如何命名这件事情呢？一种是“侮辱”，受到了侮辱，很痛苦。另一种是“不义”，受到了不正义的、非法的对待。但是我们也可以命名为“考验”，这是领导的考验或者说自己人生的考验，甚至可以名为“笑话”，不屑一顾。

中国文化寻找终极，就是通过命名的方式。我要为终极寻找一个名。“道常无名”，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人生的概括、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无穷，是没有名的，但是“字之曰道”。古代的“名”和“字”是两个概念，比如孙文是他的名，逸仙是他的字，中山是号。名是第一个称呼，字是第二个，号是第三个，可能还有第四个，如别号。我小时候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孤山上人”。我那时候喜欢画马，画出来就和老虎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道”本身并不是它的正名，而是人所起的一个字。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说法。我认为，对于许多经典，与其去寻找定解，不如去寻找新的解读可能性，去寻找解读的意义。“道”就是本质，本质就是“道”。如果有人问：“到底什么是道？”老子会回答说：“道就是到底，到底就是道。”台湾国学家傅佩荣说，道就是究竟的真实。“道”究竟是什么呢？“究竟”就是“道”。“道”到底是什么呢？“底”就是“道”。你研究这个世界、宇宙、历史等，还没找到它的底，底就在道那里。此外别无他处。通过命名来寻找世界的究竟、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原初，这对人很有意义。这些问题研究起来对人来说没有直接的用途，如你不能用《老子》来防控流感，但是你的境界和心情不一样，你把个人的渺小存在和世界的本质联系起来了，有一种“伟哉”、“深哉”、“大哉”的体验，也有一种“夷”、“希”、“精微”、“众妙”的体验。让渺小的人有一种永恒的体验，就是苏东坡讲的。如果从变化上来看，世界不过就是一瞬。但是若从不变处看，即从“道”来看，那么月亮也好，江风也好，客人也好，都是永恒的，都在世界上存在过。比如我来到人民大学，讲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谁也否定不了。你们不喜欢我讲的，也不能否定我讲过。这种是用本质化的终极去取代人格化的终极，用一种自然而然的终极来取代那种意志化的终极，用这种命名的究竟和根本来取代那种特异功能式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在原初的时候都和一些特异功能有关，比如说能使哑巴说话，使瘸子走路，使麻风病人康复，使水变成酒以及使死人复活。但是老子不是这样，他是用自己的思辨和名的系统，来缔造和寻觅到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道”。

二、从老子的逆向思维和另类思维（相反相成的观点），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机变性与智慧性。

老子特别喜欢的，就是逆向思维。在好的事情上，他总是会寻找其中包含的一些负面的因素；他又非常喜欢从负面的东西中寻找好的因素。《老子》中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自古以来，很多人说老子是在硬抬杠，包括今人，如钱锺书也这么说。“美”就是美，怎么是丑呢？老子不是说美丑相伴而行。为什么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我说，如果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的话，这句话你永远解释不清楚，但是在相反相成的观点中来看就会明白了。比如一个科里边，三个人，要选一个科员出来，每月加十五块钱工资，你说科长怎么办？他首先想的是给自己加。那其他几个人怎么办呢？你加给A，B就会反对你；加给B，A就会反对你。科长一想自己平时也有一些不美的方面。人就是这样，总是看到别人不美的方面。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你美，他不美。我们讲公民权利，平等权利，机会的平等，但是美和丑不见得就是平等的，许多东西都不见得是平等的。比如姚明，他打篮球就很好。有的演员非常帅，帅呆了，但并非每个演员都这样帅。所以你一知道了“美”、“帅”，就出现了不平等，会出现“价值作伪”。《官场现形记》中说有一个道台最喜欢的就是艰苦朴素，看到属下的官员的官服上都是补丁，认为此人全心全意为百姓办事。他最烦的就是看到有人穿着新官服，这样的话他会免你的职。于是这个县里的人到处去买旧官服，因此旧官服的价格要比新官服贵好几倍。新官服1000元，旧官服5800元。还有人说，“美之为美”，都认为这个是美，搞时尚化啊。时尚化的美是真美么？可能有内涵么？比如都穿喇叭裤等，这很讨厌啊。80年代我读一位很年轻的女作家的作品，但是后来不知去向了，她的名字是徐乃建，写过一部短篇小说《杨柏的污染》。背景是“文革”以后解决极“左”的政治问题。她写的是那个地方有一些错划的“右派”，他们努力改造自己，辛勤劳动，相濡以沫，日子过得还不错，都在等待着好好改正。这时候上边来了一个通知：你们这里可以评出百分之十的表现好的人，回到城市里去。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地方弄得再无宁日了。谁无父母？谁无子女？谁不想回家？不管每个人怎么表态——“我要在这改造一辈子”；“我要改造到老，到死，死后还要把我的坟墓放在这，上边写着‘努力改造’”——这表态是表态。假设200个人评出20个人回去，这很残酷，很痛苦。假如有一组10个人，有3个表现好的，这3个人先在这里决一死战，但是表面上又不能露出来。于是开始出现明争暗斗，开始出现匿名信和小报告。我的意思是，这个可以反过来，不是说一切价值标准都不能要，如那样，我们也不能评先进，不能评“三好学生”，也不能搞考试了。

老子说：“物壮则老。”所以一个有道的人永远不要壮。有人说物不壮老得更快，但是老子这么说，是与他所要解释的对象有关系的。他当时所针对的主要是掌权的人。老子和庄子不同。庄子主要针对的是读书人，主张在精神上要成就自己，读书人不要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不要介入政治。但是老子是直接给王侯大臣提意见，就是你不要太逞强，你越逞强就越完蛋得更快。你逞强到了极点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很有机变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可以从很多方面讲，去体会。“无为”，就是不去做蠢事，不去做实际上没有效果的事情，这样才有利于好事和有效果的事情。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讲，世界有三大难题，这三个都是不可能解决的。其中一个就是用直尺和圆规把一个线段分成三段。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永动机。不要去发明那永动机。但是至今仍有人在做。永动机在理论上很好解决，一个能量在理论上是不会消失的，但在实际中是行不通的。“无为”首先是不做这些事。另一方面，“无为”其实也是一种“为”，就像传染病的“零报告”也是报告一样。老子的另一段话把“无为”说成是“为无为，事无事”。老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纷争的时期，你懂得干一点等于没干的事，这真是太聪明了。我有时候想，儒道是两家，但是有些观点是相通的。我对孔子讲宁武子的一段话就爱不释手。《论语》中孔子讲：“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诸侯国家有道时，我可以参与政治。明君死后，上来一个无道之君，每天做的事情都不合章法，就要退政保身。宁武子的聪明我们可以学，但是他的傻劲我们是学不来的。我说老实话，看过之后，我真是拍案叫绝。我一辈子苦就苦在，有人见了我老是说：“王蒙啊，你真聪明。”我就急了，我说我干了那么多的傻事情，倒了那么多的霉，你还说我聪明，再说聪明我就要上吊了。该聪明的时候就聪明，该傻的时候就傻。我找到过这样一个范例，有个人他耳朵有点不好，凡是开会的时候，他对感兴趣的内容都听得明明白白，而且他还发言和响应；凡是他不感兴趣的，你会后问他，他就说他现在耳朵发炎，听力不好，你说的这些我实在没有听到。领导拿他也没有办法。我在新疆待过，那里有个语言问题，就是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沟通问题。尤其是维吾尔族的农民，如果来个汉族的干部讲话，凡是对他有利的，他立刻就能听明白；凡是对他不利的，他开完会后，你一会问他，他就说不知道，不明白，就跟没这回事一样。《老子》中的这些情况就更多了，他把“愚”当作好事来看。但这是针对统治者来说的，意思是统治者不要太多智谋，不要耍着老百姓玩，不要让老百姓老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老子》中许多地方都是反着说，如“大成若缺”，越是大的成功就永远有缺憾。比如文学就是如此。我们看中国人对爱情持什么态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每一看到这八个字，眼泪就涌出来了，哪能是什么“不求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一听那人就不地道。这八个字一字增不得，一字减不得。《红楼梦》能完美无缺么？它缺的多了，它先缺四十回。所以毛泽东在讲《论十大关系》时，说中国要对世界多做贡献，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我们只是历史长一点，人口多一点，还有半部《红楼梦》。毛泽东的原文是“半部”，但是后来出的正式的文集都成了“一部”，不知道是哪位秀才改的。我说这干吗要给他改啊，这半部更好啊，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半部《红楼梦》可以撑起中国的小说文化。半部就可以了，一部这世界还受得了么！真正的大人物也是如此，没有完美无缺的，不管是革命领袖，还是大帝。老子还说“大巧若拙”，大的东西和细微的东西不一样，越是大巧就越不会急于表现自己的巧。又说“大辩若讷”，一个真正有口才和智慧的人，不像那些口若悬河的人一样，强辩不绝，而是谨慎从容，不蔑人、不轻言、不废话。“大盈若冲”也是一样。真正的充实，就显得空虚。这从穿衣服就很明显。美国越是富豪，人们的服装就越朴素。穿得越好的那些人一般都是推销员。诸如以上的例子非常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不但看到事物的一面，还能看到另一面。不是单向的思维，而是双向的。名将不谈兵，名医不谈药，名将不会上中央电视台讨论战争。战争是各种因素的结果，变数太多。我的很多名医朋友也很少跟我提说该吃什么药。凡是建议我吃这个吃那个的都是不懂医的人。我们最怕的就是赵括谈兵，巡航导弹你也懂，航空母舰你也懂，中子武器你也懂……这样的人非常危险。

这样的特点确实和其他文化不一样。我在德国时认识了一个汉学家，他的妻子是中国台湾的，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幸福，结果这个德国人又有了外遇，他们就要离婚。台湾的女子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先生他能读得懂《老子》和《易经》，德国的冷酷无情，再加上中国的阴谋诡计，这就叫“恶魔”。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恶魔”，但是中国人脑子比较活，这是真的。20世纪80年代，当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搞改革的时候，有两个西方政要都说过同样的话，一个是美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一个是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他们说苏联等国家的改革非完蛋不可，但是中国的改革完全有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我觉得这和中国相反相成的机变思想有关系，这和概念式命名也有关系。我们在一个神圣概念下，可以调整对它的解释，而不至于造成我们精神上的混乱。

《老子》中的有些说法容易造成人们的诟病。比如“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按朱熹的说法，老子的心最毒。但是他讲的这是兵法。老子在很多地方表达了他反战的观点，他说：“兵者，不祥之器。”他不是一个好战者。鲁迅喜欢引用一句话，说是鹰可以飞得跟鸡那么低，但是鸡永远不能飞得跟鹰那么高。有人考证这句话出自《克雷洛夫寓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相反相成的例子。你要往前冲，先要往后蹬；你坐汽车，门没有关好，你必须先打开然后有一定的加速度才能关住。越王勾践想报仇，他先要把吴王侍候好了，让夫差兴旺发达得不得了，让他的好色欲望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民国时期有一个军阀，他有一个特点，他想整谁就选谁当司务长，因为司务长管财务，让你管上两年后开始查账，一查账查出问题就拉出去枪毙。这就有点“将欲废之，必固举之”的意思。在兵法上，毛泽东就掌握这么一个策略。毛泽东经常搞战略防御，搞大的撤退，比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当然老子的这些思路，我们不可能照搬。老子说，柔弱是生命的特点，他说“人之生也柔脆，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我有个朋友非常不喜欢这个话，他说怎能拿草木的例子来说柔弱的真理。我说你不喜欢没关系，我也没说它一定对。但是他看问题的这个思路和角度，是与众不同的，没有一个人会这么想。坚强当然好啊，比如坚强不屈等，都是好话。但是老子告诉我们，在有些时候使用柔弱的方法能够以柔胜刚，以弱胜强。毛主席讲军事时也经常讲这样的话。老子这种相反相成的观点，尤其表现在大的范畴上，即无和有、祸和福。他认为天下光有有不行，还要有无，没有无，有就没有办法发挥有的作用。他认为祸有可能推向福，福有可能推向祸。这些话都很有道理啊。尤其是关于无和有的说法。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我用电脑的时候就深切体会到无和有的关系。电脑一方面要有许多数据，一方面需要有更多的空间和内存容纳新的数据。我有时候也说老子的这些说法并不能够当饭吃，古人也这么说。从一般的合情合理的规范来说，还是孔子的许多东西受欢迎。但是老子的这些东西不普通，可以调剂和避免你的过失和焦躁，避免你的焦虑，避免你过分的逞强。老子的哲学相对来说是一种低调的哲学，所以我说它是一剂凉药。凉药也可以写成良药，但是最好写成凉热的凉，它去火，比王老吉更好，还能去肝火。他有远见。有些大师讲，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其实是为了自己安慰自己，在倒霉的时候看看这句话，看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啊，人怎么能够不安慰自己呢？人都有倒霉的时候，一个人不会安慰自己，他还怎么活啊，岂不是很容易得忧郁症、焦虑、精神分裂吗？所以安慰自己绝不是老子的毛病，当然仅仅有老子是不够的，我们也还有其他不同于老子的教导，比如“知其不可而为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一曰慈”，你应该爱老百姓。“二曰俭”，你不要太奢侈。“不敢为天下先”也是对统治者说的。那些掌握大权力的人，对于为天下先的事情，要慎重，不要鲁莽试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不失为良言。“治人事天，莫若啬”，你不要心太高，治国不是做科学实验。像这些东西，对于增长我们的智慧，尤其是当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了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

三、《老子》的文学性。

第三部分，我想讲讲《老子》的文学性。

贾平凹是个很好的作家，相信大家都知道。他说先秦古朴的话变成成语的太多了，孔孟的很多。我的印象是老庄的尤其多。如果没有孔孟老庄，我们现在还怎么说话啊。而且这些东西不仅是一种道理，也是一种文学语言。比如“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段话是一个文体。我们一提到老子，立刻就想到《老子》第一章这段话。这段话的文体，如果翻译成白话文的话，意思比这个原文要清楚，但是却失去了文学性，也不好背诵。这句话的意思是，可以言说的道，并不是最根本、最恒常的道；可以表述的概念，并不是最根本、最终极的概念，所以叫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是像刚才这两句话，如果我们用白话文来说，它的感觉和味道就不一样了。它像翻译体，不像《老子》。所以对于语言，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其内容，而且还在于其形式。《老子》中许多话就像绕口令一样，但它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一样，这个绕口令表达的是事物和它本身一致或者不一致的道理。比如老子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像绕口令一样，但是其中包含着事物的相反相成的道理。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是上。“知不知”，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这已经很费解了。但是不光是老子这样说，苏格拉底也这样说过，他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不知知，病也”，你本来不知道，你却以为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毛病。“夫唯病病”正因为你拿你的毛病当毛病，所以才不是毛病。这种文字的结构，非常有趣味，又写得非常奥妙。用其他的文字你表达不出来这些东西，国学院特别重视古汉语，你若用白话文或者其他文字翻译它，就不是这个味。

“无中生有”，这句话也很重要。老子原文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现在我们说“无中生有”，是个贬义词。比如你攻击我，你揭发了我什么事，我说这是“无中生有”，港台人喜欢说“空穴来风”。但是“无中生有”是从《老子》这句话来的，它说的是普遍真理，不是造谣陷害。

再如，“上善若水”，这句话非常的美啊。许多人家里边都挂着一个条幅或者中堂，上边就写着“上善若水”。水和许多东西都有关，如和生动有关系，和清洁有关系，水和空气的质量也有关系。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当然，老子可能不知道水往下流是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如果在太空，水就不会这样了。

再如“宠辱不惊”。这话太好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完全做到“宠辱不惊”是很难的。比如会计科通知你下个月升一级，工资长150块，和下个月降一级工资减少80块，你这感觉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老子有一句话在这里，“宠辱不惊”，你一想到老子说过这句话，你就多了一个稳住自己的心，多了一个站立的支点。美国的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碰到不愉快的事，只要能掌握着自己，努力做愉快状，第三天你还真愉快了。也就是说，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现状。“哀兵必胜”，这个词也有很多使用。一个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他们并不一定认可和懂得“哀兵必胜”。“哀兵必胜”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道义的考虑，什么叫“哀兵必胜”呢？我是受侵略者，被欺负者，你不让我活，我要取得道义的制高点，或者是灭亡，或者是一拼到底。这样打仗就是哀兵必胜。“以德报怨”，这个词也在用，《老子》原文是“报怨以德”，这句话也非常好。你做了坏事，我并不是也做同样的坏事来报复，如果是报复的话就永远是冤冤相报，永远没有发展。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对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斗争来讲的，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能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老子说：“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相信你。只有以德报怨，这个社会才能太平，才能发展。

“大器晚成”，马王堆帛书中写作“大器免成”。“大器免成”很好，这和“大成若缺”有点像。“大器晚成”也很好，有时候一个人你会对自己有焦躁情绪，比如我们一起上过中学，一起上过大学，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了，拥有15亿的财产，而我每个月的工资才只有1400块钱。别人就可以劝你：“没事，你大器晚成”，你现在才25，等你35岁时就可能会有更伟大的贡献。此外，还有“大智若愚”，“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等等。

我还想再讲两句。一个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不需要你特别懂，你就想想这句话，就会惊叹老子的智慧，怎么就能想出这么个词来？如果是“治大国，若小鲜被烹”，或者是“若仔猪被红烧”，那会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20世纪80年代我在文化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总理来中国访问时和中国领导人私下里说到这么一句话：“法国有六七千万人，这六七千万人搞得法国政府没有一天能睡踏实觉。我一想到中国有十几亿人，我真同情你们。”他体会到的就是“治大国，若被红烧”。偏偏老子提出来了“治大国，若烹小鲜”。最好的注释是河上公，他说：“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有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不要来回地翻动，还有人说是火候不要太大太猛，就这么几个小鱼，火太大就烧没了。这是一种思路。还有的是不解释，自个欣赏就是。“若烹小鲜”，第一是小心谨慎。小鱼到你手里，不能烧得冒烟，冒烟会产生致癌物质，产生煤焦油和苯并芘等。我曾经吸烟，但是后来说戒就戒了。我戒烟的方法和任何人都不一样。我从报纸上剪一些关于吸烟的害处的文字，每当想吸烟的时候，就把那些关于吸烟害处的东西拿出来学习。当时给我最刺激的就是苯并芘，那东西可以使肺烂掉啊。所以一到饭后我想抽烟了，看到苯并芘，就当这口烟已经抽过了。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既是说小心谨慎，又是要举重若轻，这都是很日常的话。治大国也是常理。

还有一句“知白守黑”，黑格尔最欣赏的一个就是“知白守黑”。黑格尔不懂中文，他这样分析，说老子注视着光明，但是却把自己沉浸在了无边的黑暗里。我一想，觉得黑格尔这句话有点阴谋家的味道。比如，我们现在在光明之中，灯光非常亮，假设那边有一位大学者，他不让我看到他，他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用两眼瞪着我，看我哪点儿说错了，好找出毛病来。你们说恐怖不恐怖！但是“知白守黑”很妙，不能详细解释，详细解释就没意思了，详细解释就不是老子了。还有，我想起顾城的诗，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结果他还没有找到光明，就把自己带进去了。有时候“知白守黑”还让我想起毛泽东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那么“知白守黑”是什么意思呢？我愿意把“黑”解释成“无知”，意思是我一直保持着谦虚的所知甚少的姿态，但是却能看到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各种活动。甚至“知白守黑”还能让我想起“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二首》），“冠盖满京华”是台面上的人物，而本人却很憔悴，看台面上的人物却很清楚。

老子这些名言既有深刻的哲理，又有它的构词上特别的精炼、简单和想象的空间，它确实发挥了汉字的诸多长处。对于文化的解释非常多，而我的知识非常少，但是我还是喜欢把中华文化首先解释为汉字文化。汉字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还带来一种思维方法，带来一种思路，一种整体性和本质性，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逻辑观念。老子在短短的五千言中讲了那么多大问题，他的许多话已生活在我们中间，至今保持着巨大的生命力，同时也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全世界有一千多种版本，至今还在翻译。我听说包括咱们的外宣办、国新办也还在资助和推动一些国学经典的翻译。《老子》一书的造句、修辞、发音、押韵都令人惊叹。所以有人说《道德经》是一个哲理诗，是用诗体写出来的，它用的那些词给人一种神仙感，它写的不是一般的叙述问题，而是要把你引向一种终极性。《道德经》中的有些话像经典，像经文，有些话像谶语，有些地方像卦辞，像爻辞，卦辞和爻辞既有高度的概括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还有某种陌生性。我们越读老子，越会感觉到汉语汉字跟我们更加亲近。所以我想老子的这些说法虽然很古老，但同时它又充满了非常活泼、非常鲜活的智慧。这种智慧和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和我们的思维活动、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

这也是我的一个不智之举，本来按我的本行在这里给大家谈谈小说、写作也就行了，结果挑了这么一个题目，姑妄言之，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蒙先生！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跟随着王蒙先生的讲座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领略了中国古代人的智慧。王蒙先生的这个题目，引起了西方很多人的兴趣，西方很多学者对《道德经》都是刮目相看，这一点他刚才也有提到。《道德经》的第一个英译本是传教士里雅格翻译的，之后英译本至少出现二百多种。我觉得里雅格读《道德经》在一定程度上跟王蒙先生读《道德经》有一个很有趣的对照。王蒙先生把他自己全部的人生经验、全部直接的体会都放到了他的解读活动当中，里雅格也把他基督教的背景都放到了他的解读活动当中，所以我们读出很多专事《道德经》研究的人未必能注意到的很精彩的东西。王蒙先生也很累了，但是刚才他表示说还可以留一些时间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下面有没有老师或者同学有问题想请教王蒙先生？

提问者1：王蒙先生，我是人大国学院07级的学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讲《老子的魅力》，其中有很多内容是针对执政者来写的，我想问一下国学是不是就是针对执政者的学问呢？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谢谢您！

王蒙：我们一般说的国学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主要指古代传统文化，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文化是可以对立起来的。我个人不愿意把学问分成国学和西学，我觉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之道恰恰是能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和全球接轨，同时在接轨过程中又要保持我们的特色，保持我们的身份。所以邓小平讲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同样适用于国学。我刚才说《老子》是活的学问，意思是不仅仅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它是适用的，同样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参考作用，同样能够成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讲国学和清朝讲乾嘉之类都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提出一种观点，他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有一种创造性和转换，他的这些说法我觉得都是可以参考的。

提问者2：您好！我感觉《道德经》其实是有一种很正面的思想贯穿其中的，那么我们在解读时如何把它作为一种很珍贵的读物来修身养性，引导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消极避世的东西，或在不得志时把它当成一种精神依托？谢谢您！

王蒙：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咱们目前需要读的书非常之多，要接触到的思潮也非常之多，《道德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道德经》确实是一朵奇葩，花开得与众不同，也能给我们很多影响，但是仅仅靠一部《道德经》当然是不够的，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书应该读，包括科学、历史、外语，还有许许多多的新的东西。只有在这个总的格局当中，我们对《道德经》的阅读才不会变成消极、退让、避世或者结束自己生命力的阅读，才会使我们活得更丰满，应对世界的方法更多样。

提问者3：王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是一个父亲，前不久我儿子他们搞一个节目，叫作《好书育英才》。老师让我们给他们推荐什么书是好书，我儿子才八岁多，但是现在在网络或书店里很多书都是类似快餐性质的书。今天我听了您的讲座，发现您也是中国作家群里的一位老作家，但是还是回到了古代的书里，难道我们只有回到原典里才能找到精神的家园吗？我想请问您对我们未来的文学或者好书物是怎么看待的？应该怎么找到精神的寄托？谢谢！

王蒙：当然在阅读书籍的选择上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尴尬，因为古代的书经过了上千年起码几百年的冲刷、淘汰，能够流传至今的是比较好的书。而当代所出的书首先有一个市场在起作用，所以这确实是一种尴尬。但什么时候都有好书，虽然我对儿童阅读的书提不出很多具体的建议，但是我相信现代的和古代的书都有可读之处。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我们首先希望他读经典，因为经典经过了考验。其次我认为应该让孩子从小掌握如何使用工具书。譬如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还是现代的好，一个小孩要学电脑、学外语、学开车，学一些基本的医疗、卫生，或电器使用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书，所以关键不在于古不古，而在于我们所选择书的质量。

提问者4：王先生您好！您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十多年前您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您在新疆时有人迫害您，有一个维吾尔族的老人保护您，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一个国家怎么能够缺少诗人呢？我想问您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知道您还有一些谈论李商隐诗歌的文章，有些人认为传统诗体不适合表达现代人的情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写传统诗词有没有可能像清代诗词的复兴一样会产生好的作品？谢谢！

王蒙：我是写到过我在新疆劳动时的一些情况，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处境也谈不上好，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那时一个维吾尔族的老农民跟我说话，他还让我想起了柏拉图，因为柏拉图把诗人和哲学家放在了一个高处。这位老农民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靠着三样人来支持的，一个是国王，一个是大臣，一个是诗人。他这种说法很有趣，国王不用说了，要大臣也有，但还需要有诗人。有诗人就是还要有一种精神的影响力。对于第二个问题，现在写旧体诗的也有一些人写得非常好，但是现在表达的手段、文艺的手段、交际的手段太多了，因此，现在不可能再出现像唐诗那种鼎盛的情况。但是这种诗也有许多人喜欢，特别是受到许多老人的喜爱。中国有诗词学会，还有自己的刊物，北京市也有诗词学会。用古典的形式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完全可能的。我写的那些旧体诗词里也许都是现代的思想感情。譬如前些日子议论的聂绀驽，他也是在最处逆境之时用旧体写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有两句诗说“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文章”对的是“思想”，“信口”对的是“锥心”，“雌黄”对的是“坦白”，一个“易”，一个“难”。一看到这两句诗，就感到文章要和思想一致。譬如钱锺书在1957年“反右”斗争的前夕，写了一首诗：“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振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好比双方在下棋，下棋过程中这亮出一道那亮出一道，事挺多，但其实事情换来换去也都差不多。佛家认为人的心有“妄心”，像一层膜一样把心覆盖住了，所以应该“褪净”。我们都知道“邯郸一梦”，钱先生当时不知道怎么坐火车经过邯郸，所以就不做梦了。这首诗表明了钱先生当时的思想情绪。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不可能人人都像钱先生那样清朗，但是这首诗却不是古代的那种诗。清末龚自珍的诗也有这样的特点，看龚自珍的诗觉得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他既不用学李白，也不用学杜甫，也不用学苏东坡，龚自珍有个性，敢于说自己的话。中国五言、七言古风的生命力依然大大存在，但是毕竟现在还存有新诗，我丝毫不贬低新诗，像舒婷的诗：“也许有过一次呼唤，却从来没有应许；也许有过一次约定，却从来没有如期。”她的诗被记载在好多年轻人的笔记本上。舒婷也算伟大，李白也伟大，但舒婷这两句诗李白写不出来。所以中国的五言、七言甚至四言等肯定还会有人作下去，照样还会有好诗，有有血有泪的诗，有非常阔大的诗，有非常清朗的诗（像钱先生那样的），也有非常高雅的诗，也有可以上大土话的诗，比如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但毛泽东最好的还是他的词，臂如“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主持人：今天的时间有点晚了，其实在座的还有很多老师，不能给大家一个机会，实在抱歉！我们很多人都看过王蒙先生早年写的《青春万岁》，也看过王蒙先生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这我斗胆地说一句，我们希望王蒙先生永远都是青春万岁、青春不老，也希望他永远都像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那样到人大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鲜活的思想。最后我们再次感谢他，谢谢！

（根据2009年6月8日在人民大学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