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不是我，而是风

“不是我，而是风。”当弗丽达·劳伦斯动笔写下此话时，劳伦斯和他的作品确乎像风一样刮过了英国、欧洲和大洋彼岸的美国。

时至今日，劳伦斯作为现代英国文学的大师，他犀利的社会批判意识，知识分子本真的品格，他为探讨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创作的史诗般的作品，都永恒地占据着20世纪英国文学耀眼的位置。

戴·赫·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是个从煤灰中诞生的精灵，他1885年9月11日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的一个矿工之家。伊斯特伍德坐落在诺丁汉郡的西北部，是劳伦斯又爱又恨的地方，也是他的《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许多不朽名著的背景地。就是借助这块土地，劳伦斯展开了他的生存体验，他对性的近乎宗教的描写和对机械文明压抑人类生命本能的批判。

劳伦斯的父亲在家中是个被疏远的人，孩子们更加亲近母亲。劳伦斯的母亲做过教员，写过诗歌，颇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与在煤坑中劳作的丈夫几乎不能沟通，于是她疏远了丈夫，逃向了孩子。

劳伦斯1906年入读诺丁汉大学学院师范专科，学校里唯一让他敬慕的老师是现代语言学系主任欧内斯特·威克利教授，也是日后和劳伦斯私奔并成为劳伦斯妻子的弗丽达的丈夫。

劳伦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读哲学，继而陷入了信仰危机，他思考进化、罪孽、天堂和地狱的起因，无法再信仰一个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共有的上帝。1911年，劳伦斯发表了短篇小说的名作《菊花的幽香》。

1912年三月初的一天，因约来赴威克利教授家午宴的劳伦斯与弗丽达一见钟情。弗丽达从劳伦斯身上发现了一种与她相匹配的精神，他那种直言不讳的态度，激越旺盛的生命力，将她从迷梦中惊起。而弗丽达对劳伦斯也是终身一遇的人，尽管劳伦斯曾有过几次恋爱，但弗丽达的出现让作家觉得，在此之前，他从不知爱是怎么一回事。

劳伦斯与弗丽达于1912年5月3日私奔，离开了英国，先后去了德国和意大利等地。私奔中的劳伦斯说世界之妙、之美、之好远远超出了人们最丰富的想象。

在意大利的加尔尼亚诺，劳伦斯开始了他惊人的艺术创作时期。

劳伦斯第一部重要作品《儿子与情人》（1913）用感觉化的笔触描述一个人生角色倒错的故事。在莫雷尔的家庭中，儿子从精神上取代了父亲的位置，与父亲处于一种紧张、敌对的状态，而对母亲则扮演着温情的情人角色。母亲的固恋，使儿子人格分裂，在恋爱中要么导入纯精神的宗教形式，要么陷于纯肉欲的索取，永远完不成灵与肉的结合。那基本上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劳伦斯晚年的短篇小说《美妇人》（1927）沿袭了《儿子与情人》的母题。

在《儿子与情人》问世前，劳伦斯的第一部诗集《情诗选集》（1913）出版了，这年的六月他又写了两篇著名的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和《肉中刺》。

接下来的创作，长篇小说《虹》（1915）由女主人公厄休拉的有关爱情和男人的经验发展而成，作品把从工业革命前到当今英国社会的生活历史压缩到布朗温家庭的三代人身上。小说以血性的呼唤和肉体的信仰诉诸人的直觉，就是从这部磅礴浩大而又美丽精细的作品开始，劳伦斯才真正从揭示人性的本能力量入手，开创了整合男女关系以求人的自我完美实现的探索。

《虹》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在生的未知中闯荡，拼尽全力去寻求本质的和纯粹的自我。这种寻求是艰难的，作者认定，在无意识存在的原始状态之外，在狂热的情爱之中，必须屹立着一个不被他人所迷惑的个体。就这样，《虹》中的爱人之间永远存在着无休止的精神上的特殊的争斗，在三代人的爱情生活中，每一方都把另一方当作通向未知世界的“缺口”，都在性体验中探索着自我，在婚姻生活的性生活中甚至可以将对方作为“敌人”认出。

显然，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它着意揭示的是个体与整体的、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广泛联系，考察的是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

1914年7月13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在英国伦敦肯辛顿的一个公证处结婚。婚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让劳伦斯厌恶，消沉之中，他萌生了“乌托邦”的念头。

1915年开始，劳伦斯的精神趋于疯狂的状态，他对公众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与不少朋友交了恶，和罗素公开论战，与妻子弗丽达也是口角不断，战争更是把他逼得发狂。在此期间，劳伦斯写下了描写战争的短篇名篇《英格兰，我的英格兰》（1915）。

9月30日《虹》问世后，劳伦斯经历了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虹》因为所谓的淫秽描写而遭查禁；由于弗丽达是德国人和劳伦斯强烈的反战情绪，他们夫妇遭到英国警察当局的驱逐；同时严重的肺病又在不断地袭扰劳伦斯。在1915年至1919年寒冷的岁月中，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劳伦斯的心灵。他说：“战争摧毁了我，我像裹着尸衣一样僵冷。”在感受死亡的同时，劳伦斯又强烈地感受着再生。

在此期间完成的精美的《恋爱中的女人》就是在可怕的情感和死亡的历程中游走，同时又在死亡中展示了再生。在这部作品之后，劳伦斯的其他重要作品诸如长篇小说《亚伦的藜杖》《袋鼠》《羽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短篇小说《死去的男人》等，都涉及对死亡和再生的思考。

《恋爱中的女人》（1921）是劳伦斯最重要的作品，作家用诗意的笔触描述了他全部的哲学观念、社会梦想和对生命个体及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小说以厄休拉与伯金、古德伦与杰拉尔德的恋爱故事为发展脉络，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男人与男人的关系、女人与女人的关系出发，探讨独立的个性和完满的性关系的本质作用，从生命的精髓和肉体的信仰中寻找永恒的价值。同时，小说围绕纯粹的毁灭性，从奔涌着的一次次的死亡冲动中，演绎了关于哲学、人生、情爱、死亡等问题的探究，显示出深刻的现代性。

悲观主义、向死而生、抵抗世界似乎是《恋爱中的女人》主要人物的基调。原本主要人物在当地都是名流，还是帅哥美女：杰拉尔德是当地望族，家族产业的掌门人，“英俊照人”；伯金也是“形象很好”，且有着当地学校督学的公务身份，有车，还有几处房产；厄休拉、古德伦姐妹作为教师和艺术家虽然不如杰拉尔德、伯金和那个奇装异服的“文化使者”赫麦妮“位居一流”，却也是有思想和创造力的小知识分子。不过，他们憎恶现代世界，憎恶现代生活，反城市，甚至有点儿反人类，是标准的灵魂中的流亡者。

叙述者在反现代性的心理下，让主要人物都陷在情欲的狂喜与毁灭的冲动等种种矛盾的描述中。在杰拉尔德与古德伦的一次幽会中：

他从她那儿得到了无穷的宽慰，在她身上倾泻了他所有被压抑的邪恶和腐蚀人的毁灭性，于是，他又完整了。这真是美妙，真是惊人，好得不可思议。这是他生命永恒回归的奇迹，有感于此，他在宽慰和惊奇的狂喜中淹没了。而她，从属于他，接受他，就像一件注满了他痛苦的死亡毒药的容器，情急之中她无力反抗。她被可怕的死亡般狂热的肉体摩擦填满了，在刺人的剧痛和猛烈的感觉中，伴着顺从的狂喜，她接受了。[1]

几度交往几度柔情后，古德伦鬼迷心窍地想杰拉尔德，也爱他，但是对古德伦来说，男人是“敌对阵营”的。她最终似乎并不在意杰拉尔德把一个破旧的企业变成了盈利的企业，也不是太在意“他得到女人就像收庄稼一样”，但对古德伦这个“自给自足”（杰拉尔德语）的现代女孩儿来说，她不能接受的是越来越被杰拉尔德所代表的命运抓住，被束缚在一个命定的“陷阱”中，受控于他，所以她才使劲儿恨他，奇怪居然没杀了他。

厄休拉与伯金的关系虽然没有古德伦与杰拉尔德的关系那么极端，却也显示了厄休拉种种超常的反抗性。厄休拉、古德伦作为具有现代意识或是反现代性的女性，她们除了独立，还对报复、毁灭怀有与生俱来的兴趣，对文明中的文化消亡，进步中的现代信条存有典型的反现代的焦虑。而这些特质在他们的男友伯金、杰拉尔德那里同样存在，而且表现得更为强烈。

厄休拉也同样在爱与毁灭、与魔鬼的关系上纠扯。在第22章《女人之间》厄休拉就向伯金的前情人赫麦妮抱怨：

“他（伯金）说想让我不带感情地接受他，可最后，我也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他恶魔的那一面配上对，是肉体上的，而不是人性的一面。你知道，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总是自相矛盾。”[2]

在接下来的《远足》一章，伯金就承认了自己深陷危险的精神和肉体的堕落，当然照我们看也是一种自找的毁灭：

毫无疑问，厄休拉是对的。她说得千真万确。他知道，他的精神性伴随着一种堕落的过程，那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愉悦。对他来说，自我毁灭真的很刺激，特别是它以精神的形式体现出来更是如此。[3]

细究人物的思想、性格轨迹，我们不得不说，最终是技术的进步、机械化的裹挟迫使这些才华横溢的人物选择了抵抗社会、抵抗世界的道路。

这种感觉正像约翰·沃森教授对作品所作的分析：“……《恋爱中的女人》作为他自己（劳伦斯）有意与社会相隔绝的一种回应和他个人‘挣扎’的记录……代表了他思想观念上对所处社会的憎恶。”c这里，劳伦斯“要否定的是一种文化、一个国家或是（整个）社会。”[4]

我们似乎能体会到，《恋爱中的女人》中两对男女主人公纠结于情欲的狂喜与精神的毁灭，他们对世界纯粹的爱与醉心死亡的双重性是一种痛苦，也是某种自得的情调，或许透露的是反现代性的焦虑。

作者曾说：“《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是多少具有危险成分的作品，然而，他们正是我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我对他们一往情深。”

1919年劳伦斯夫妇获准离开英国。从此他们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意大利、锡兰、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法国等地。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是《袋鼠》《羽蛇》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夫妇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陶尔米纳附近租下了古泉别墅。陶尔米纳阳光灿烂，大海奔涌，劳伦斯在此完成了《迷途的姑娘》《大海与撒丁岛》《小甲虫》《狐》和《上尉的偶像》，并着手编短篇小说集《英格兰，我的英格兰》。

从1920年始，英美两国的出版商竞相出版劳伦斯的小说。至1921年，美国、英国先后出版了《虹》《恋爱中的女人》和《精神分析与无意识》等作品，出书盛况使劳伦斯摆脱了经济窘境和思想上的阴霾。

1921年的11月起，美国的文化赞助人梅布尔力邀劳伦斯去美国新墨西哥的陶斯创作有关印第安人的作品。1922年8月下旬，劳伦斯夫妇踏上了坐落在落基山脉丘陵地带的陶斯高原。带着对印第安精神、生存形态与宗教的膜拜和一种原始主义的情结，劳伦斯沉入了他的印第安作品的创作，寻找复活现代文明荒原的希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羽蛇》《骑马出走的女人》《圣莫尔》以及《墨西哥的清晨》。

1925年，劳伦斯被查出肺结核三期。劳伦斯朝弗丽达望了望，那眼神弗丽达一生都没有忘记。

十月初，劳伦斯夫妇到了伦敦。阴沉沉的雾霭和惨淡的社会气氛（其时，英国的失业大军为125万）只留住了作家一个星期。

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意大利，1926年4月，在距佛罗伦萨七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们如愿租到了坐落在特斯肯小山顶上的米兰达别墅。在那里，劳伦斯开始写那部骇世惊俗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一种更袒露细致的笔触展示了性爱对失落于20世纪文明荒原的生命的救赎，在彻底完整的情欲描述中寄寓作者更深的血的意识和对爱的复活的真诚愿望。

小说中的康妮是查泰莱男爵夫人，是在僵死的和鲜活的两种对立的生活世界中奋力前行的人。坐在机械轮椅中的克里福德·查泰莱男爵，作为一个煤矿主、实业家和青年知识界的作家，却是劳伦斯所称的“世界人类死灰”的代表。丧失了性功能的查泰莱与妻子维系的是故事朗诵和议论时弊的纯精神关系。查泰莱生育能力的丧失是他所代表的阶级没有生命力的象征；康妮与勒格贝庄园的护林人麦勒斯相拥在一起，不仅仅是出于被压抑的欲望，更是由于再生的需要。他们完成的是劳伦斯以为的，血的支柱在血的深谷中的天堂般的重建。

1928年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不久，即遭英国报界的攻击，然后因涉嫌淫秽被禁止发行，经长期诉讼，直到1960年才被英国政府解禁。

1927年5月开始，劳伦斯病情不断加深，他们夫妇先后在意大利、德国、瑞士、法国等地进行考察、治疗或是疗养。此间劳伦斯完成了发表于1927年的游记《伊特鲁斯坎地区》，选编了《劳伦斯诗选集》（1928），写就他的第八本诗集《三色堇》（1929）以及三篇优秀文章：《复活了的基督》《淫秽与色情》《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

从1929年7月起，劳伦斯的全部生活就成了一场与疾病展开的拼搏。弗丽达、朋友和亲人陪伴劳伦斯在巴伐利亚、邦多勒、埃达阿斯多疗养院、旺斯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劳伦斯的最终一刻来得平静而简单，那是1930年3月2日下午，在旺斯，劳伦斯四十四岁的年纪。

作为世界级的大作家，劳伦斯留给了世间丰饶的著述，它包括十一部长篇小说、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四部戏剧、十部诗集、四部散文集、五部理论论著、三部游记和大量的书信。这些作品对自然的人类之爱的述说和对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的描述，都享有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永恒魅力。

冯季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