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舆论斗争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作用

现代战争同时存在两个互为依存，甚至融为一体的战场，一个是互相攻杀和破坏舞台的军事战场，另一个是向本国民众乃至世界宣传战争正当性的信息战场，即舆论斗争场。舆论斗争场作为“第二战场”日趋凸显，能够实现在无形中亮剑。舆论斗争已经成为一种直接的战斗力，成为一种渗透力、攻击力、威慑力很强的特殊武器，成为军事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舆论斗争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战略目标是战略行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有许多种，包括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学技术和战略领导与指挥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步骤，舆论斗争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舆论斗争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武器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闻传媒已发展为具有电视、网络、通信卫星等多种高科技媒介的立体传播体系，各类信息几乎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即时传递到世界各地。舆论斗争的运用打破了传统战争的界限，战场从前方扩展到后方，从军人扩展到平民，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由此引发的军事行动之外的人心向背、思想意志等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空前增大，舆论对抗已成为实现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武器。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和平的价值取向是主流，战争的残酷性，使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权都不愿背负肆意发动战争的罪名。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交战双方总是首先通过新闻媒体，有计划、有步骤地策划新闻，引导舆论，为采取军事行动实现国家利益奠定舆论基础。例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掠夺石油、控制中东和推行霸权，但在对伊动武前，美国专门成立了直属白宫的“全球宣传办公室”，编造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屠杀伊拉克人民、从非洲购买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等“新闻”，“伊拉克是邪恶中心”，“美国为了抵制恐怖袭击必须先发制人”等一系列新闻舆论。

（二）舆论斗争是左右战局发展的重要手段

现代战争中，由于新闻媒体对战场信息全方位、大批量同步传播，使得战局的每一点变化，都会引起参战军队、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从而做出各种有利或不利于战局发展的决策和判断。舆论斗争已从战争的策应者成为左右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军事打击的同时，现代信息化战争更加注重舆论与武力协同作战，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采取舆论造势、信息封锁、新闻管制等多种手段，干扰敌方决策者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为军事打击创造有利条件。通过有意识地策划新闻，采取感化、暗示、威慑、攻心、情绪感染等多种办法，在敌方营造悲观失望情绪，动摇其抵抗意志，涣散其军心。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曾通过编造卡扎菲屠杀反对派、卡扎菲转移和私藏大量金钱、政府军缴械投降等假消息，一步步动摇利比亚军民的战斗决心。

（三）舆论斗争是巩固战争成果的有效途径

武力征服的胜利，并不是战争的最终完结，战后的巩固工作也是战争的范畴。现代战争延伸到战后的精神征服，舆论斗争就成为可以利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现代战争更加重视精神征服，而新闻媒体作为传播政治主张、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巩固战争成果、实现精神征服的有效途径。在伊拉克战争中，经过42天的军事行动，虽然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但由于美英联军既失去了新闻舆论斗争的正义性与群众性，又忽视了战后新闻舆论的组织谋划和有效管理，过早地暴露了企图，不仅使国内民众对发动战争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且也遭到国际舆论谴责，从而陷入了战后重建的泥潭。从美英在伊拉克战争中虽胜犹败的教训中，人们不难看到，舆论斗争作为信息化条件下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其成败决定着军事行动的成果能否得到巩固和战争目的能否真正实现。

知识链接——马岛之争中的舆论斗争

英国和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以下简称马岛）的主权归属进行了上百年的斗争，其间虽然有过短暂的战争，但舆论斗争才是双方斗争的持久战场，围绕实现双方的国家战略目标，进行着不停歇的舆论斗争对抗。

马岛位于大西洋南部，距离阿根廷本土仅400公里，自1833年起受英国控制，阿根廷认为马岛属于阿被占领土。应该说，英国最初还是显示出了足够的诚意要把马岛主权交给阿根廷，他们诉求的主要是对马岛居民的妥善处理。1976年，英国提出将马岛的石油、渔业等大部分资源给予阿根廷而岛上居民仍归英国管辖的合作方针；1979年，英国外交大臣里德利抛出了一个香港式的“出售再租用”的解决方案，即该群岛主权完全归阿根廷所有，但在一定期限内租借给岛民。所以，尽管双方还是僵持不下，但是英国至少没有“寸土不让”，而是颇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两国之间还有武器交易，说明关系远没到剑拔弩张。

在双方进行接触谈判的过程中，阿根廷时任总统加尔铁里为转移国内矛盾，在本身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战争，结果阿根廷战败。在战胜英国无望之后，阿根廷很快转变了战场，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对抗上。在马岛战争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任阿根廷总统杜阿尔德发言：“马岛是我们的，我们将收复它，但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靠阿根廷人民的工作、信念、耐心，靠姐妹国家（指拉美国家）的支持，通过外交谈判和加深与岛上居民的关系来收复。”而后来的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也表示：阿政府将永远为收回马岛主权而战，但不再是像当年那样诉诸武力，而将在国际舞台的各条战线上利用国际法，展开全方位的“外交战、文化战和政治战”，捍卫国家领土，最终收回马岛主权。

为取得统治马岛的合法性，扭转国际上对英国的不利舆论，2013年3月，马岛行政当局就是否继续保留英国海外领土地位举行全民公投，支持马岛继续作为英国海外自治领土的比例为98.8%，英国政府随即对公投结果表示欢迎，还敦促各国接受这一结果。阿根廷称马岛公投不负责任、不合法，是假借民主之名开展的舆论宣传战。

阿根廷不断在国内外通过外交、文化和舆论斗争声索对马岛的主权。首先，在外交方面，阿根廷政府积极将马岛问题纳入国际议事日程，利用国际多边场合不断重申主权要求，还利用拉美地区组织的支持，巧妙把马岛争端转化为地区政治安全问题，对英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其次，在国内，阿政府通过各种宣传，强化民众对马岛的主权认同，包括在学校课本、地理标识中把马岛列为阿固有领土。政府还设立专门的马岛战争纪念日，把对马岛主权要求写入宪法，以此树立寸土必争的爱国政府形象，同时夯实主权斗争的民意和法理基础。此外，针对英国政府对马岛周边资源的单方面开发行为，阿根廷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阿根廷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据西班牙媒体2016年3月29日报道，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宣布接受阿根廷在2009年提交的一份关于阿根廷领海范围的认定报告，判定阿根廷领海范围拓展35%，而主权备受争议的马岛也被划定属于阿根廷海域。对此，阿根廷时任总统马克里表示欢迎，并认为这一认定会是阿根廷重申领土主权的有力依据，也有助于解决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对于马岛主权的争议。英国对此并不认同，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一名发言人回应道：“有必要注意到的是，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只是一个委员会，它只是给出建议，而这些建议不具有法律效应。该委员会对于主权问题没有管辖权。”该发言人说：“重要的是马岛上的居民如何选择，我们支持岛上居民对于未来的选择。”

阿根廷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英国重返谈判桌。马岛战争之后，阿根廷海军、空军逐步走向衰落。阿根廷军方承认，从现有装备水平看，阿根廷海军只具有近岸防卫能力，无法打赢一场大规模海战。从历史和国际法层面看，阿方声索主权依据比较充分。国际格局在向着有利于阿根廷的方向演化，特别是美国最近就马岛公投表明的中立立场，对英国来说构成一定压力，因此谈判的前景依然存在。

二、舆论斗争是战争双方对抗的重要形式

战争双方的对抗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战场背后的舆论对抗也是对抗的重要形式，而且灵活度更高，时间、空间上作为的余地更大，因此被战争双方高度重视。

（一）伴随集团对抗全程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舆论斗争的发生发展不像传统战争那样明显，可以有更多的灵活度，在直接战争爆发之前、过程中、结束后都有作为的极大空间。舆论斗争在时间上表现出同军事行动进程相比的较大的提前性。在战争发起前，为谋得国际国内的广泛支持，交战双方都会积极运用各种传媒方式与传播手段，为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造势。战中，交战双方为了巩固己方阵营，瓦解敌方同盟，都会整合各种舆论信息，与军事打击紧密配合，共同作战。战后，舆论斗争在时间上又表现出同军事行动进程相比的较大滞后性，获胜者会通过各种安抚性策略与舆论宣传，确定自己的全胜目的。

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北约和利比亚反对派与利比亚政府交战双方均显示出对舆论的高度重视，不仅在战场上激烈交战，对舆论阵地的争夺也呈现白热化，充分调动资源进行舆论攻势，进行新闻管控，制造信息陷阱，释放信息迷雾，希望在这场舆论斗争中占得上风，争取到更多的人心。为此，双方均设定了舆论斗争的喊话人和喊话平台，进行有利于己方的选择性的信息传播。首先，均安排新闻发言人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球媒体发布信息。其次，设定舆论斗争主战平台。卡扎菲政府以利比亚国家电视台为主战平台，连续播放卡扎菲支持者集会画面、展示政府军的整齐队列和先进武器，不时还有支持者出来宣称愿为卡扎菲至死效忠。为了加强舆论攻势，利比亚国家电视台5月中旬开通了英语新闻频道，6月初转为正式播出。利比亚反对派则于开战10天后在卡塔尔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取名自由电视台，每天播出新闻节目，为反对派支持者提供话语平台，和卡扎菲控制的国家电视台相互叫阵。北约则充分利用西方媒体作为信息发布平台，通过有选择发布消息展开舆论攻势。此外，北约还利用军事优势对敌方广播设施进行精确打击。6月7日凌晨，北约轰炸了利比亚国家电视台，电视台大楼、演播室和卫星转播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1．北约和利比亚反对派阵营

北约在利比亚的舆论斗争充分利用伊拉克战争期间积累的经验，在步骤和战术上都沿用伊拉克战争期间舆论斗争的套路。作为强势方、进攻方，北约采取的舆论斗争战术从战略目的上可粗略分为四种：

（1）揭敌罪行，开战有理。

揭发敌方的罪行，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为开战寻找舆论支持。利比亚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对卡扎菲政权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指责，为通过联合国1970号和1973号决议并向利比亚开战大造舆论。西方国家的媒体大肆渲染卡扎菲的残暴、腐化，指责当局向人群发射了迫击炮弹，并用机枪进行扫射，狙击手则从直升机上射杀示威者，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信息铺天盖地。实际上，伤亡情况至今也没有搞清楚。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卡扎菲百口莫辩。接着，西方媒体指责卡扎菲用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手段镇压反对派，指控利比亚当局曾阻止受伤的反对派接近医院或救护车，它还曾下令禁止医院向他们输血。BBC甚至报道说，有目击者证实利比亚安全部队曾进入医院枪毙受伤的示威者。西方媒体还指责卡扎菲从外国招募雇佣军参加杀戮。据说在乍得、尼日利亚、马里、加纳，都能发现卡扎菲的招募广告。在马里，利比亚当局许诺给每个雇佣军一万美元的一次性酬劳，加上每天1000美元的工资。反对派甚至声称还俘虏了一名13岁的儿童雇佣军，镇压手段还包括性侵犯。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称，有证据表明，卡扎菲下令把“万艾可类药物”提供给士兵，鼓励集体强奸反对派领地内的妇女。有报道指出，卡扎菲曾下令在3小时内屠杀了阿布萨利姆监狱中的1200名囚犯。利比亚战事发展期间，西方媒体见诸报端的诸如卡扎菲如何屠杀平民、镇压反对派、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报道铺天盖地、不绝于耳。大赦国际的一位调查人员声称：一边倒的媒体丑化了卡扎菲，没有足够证据，就大肆渲染卡扎菲的暴行，很多报道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2）震慑恫吓，炫耀武力。

宣扬自己的武力优势，宣称战争将很快结束，目的是激励己方士气，削弱对方的斗争意志。战争爆发第一天，美国就公布了用来执行首轮精确打击任务的战斧导弹从战舰上发射升空的画面。随后，包括美国的F16战机、B2隐形轰炸机，英国的狂风、台风，法国的阵风、幻影在内的参与军事行动的各国战机纷纷亮相。战争期间，北约每天发布空袭次数、袭击目标、动用飞机架次、行动成果，并不时公布军事行动的视频画面。英国派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首次出战后，不仅公布了阿帕奇在海洋号两栖攻击舰上进行战前准备和夜间实战画面，而且还少见地派参战人员直接出席新闻发布会，讲述作战经过。

进入6月，利比亚战争僵局未破，北约内部异议四起，对利比亚战争陷入僵局表示担忧。此时，北约一方面实施对的黎波里开战以来最强空袭。另一方面，又多方营造卡扎菲很快就会下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舆论。6月6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召开开战以来内容最详细的新闻发布会。重点一是提供北约军事打击成果、强调卡扎菲的战争机器已经被严重摧毁：一共出动战机1万架次，摧毁卡扎菲军事目标1800个。二是第一次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卡扎菲下台的日子马上就会到来：“卡扎菲已经大大失去了对利比亚的控制权，他身边的亲信每天都在叛逃，都在抛弃他，他的政权在国内外都已经越来越孤立，我们正在不断调整行动计划……这就是派直升机的原因。”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访问班加西，更要求反对派在一周内做好政权交接的准备。这些舆论既为威慑卡扎菲及其支持者，同时也为了安抚北约内部的不同意见，强调战争将会很快结束。

（3）挑拨离间，分化瓦解。

这一招目的是分化、瓦解敌方高层。3月30日，利比亚外长穆萨库萨出走英国。库萨随即成为双方舆论斗争的焦点。北约方面宣称，库萨是“叛逃”到英国，而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却说，库萨只是需要休息，对此表示理解。库萨出走风波尚未平息，由此引发的以“高官出逃”为焦点的第二波舆论攻防战随即到来。外媒报道称，在利比亚外长“叛逃”到英国后，包括该国对外情报部长、石油部长和议长在内的大批高级官员去向不明，形成高官叛逃潮。一时之间，舆论纷纷猜测卡扎菲是否已经众叛亲离，卡扎菲政权即将分崩离析，彻底瓦解。

（4）“斩首”敌帅，乱敌军心。

在现代战争中，“擒贼先擒王”的斩首战术被频繁使用。而在舆论斗争中，敌方统帅和将领也成为首要目标。多国部队轰炸利比亚仅两天，3月21日，利比亚和埃及反对派的网站以及其他一系列阿拉伯网站都报道了卡扎菲的儿子哈米斯身亡的消息，称现年32岁的哈米斯是在3月19日西方开始“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后遇袭身亡。哈米斯指挥着利比亚政府军最精锐的第32旅，这支部队也被认为是卡扎菲保住政权的“最后防线之一”。“哈米斯之死”对利比亚军队的杀伤力可以想见。

2．利比亚政府阵营

作为弱势方、防守方，利比亚政府阵营基本处于守势，只能依靠利比亚国家电视台进行攻防，但由于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是卡扎菲的独家发布平台，因此得到世界媒体的关注，重要消息往往被立即转载放大。具体来说，采用的战术有几种：

（1）管控新闻，正面宣传。

利比亚政府对赴的黎波里采访的外国记者进行集中管控。外国记者全部被安排住在的黎波里市中心的一家五星级宾馆，新闻发言人易卜拉欣也住在这里。记者不能自由外出采访，离开酒店必须经过利比亚政府的同意，由专人陪同前往。记者的主要采访途径，一是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利比亚政府的官方消息，二是由利比亚政府组织的集体采访。发布的新闻内容通常有三类，北约空袭对平民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的黎波里民众头戴绿头巾集会或部落地区民众支持卡扎菲，三是政府军顽强作战的情况。所有官方发布或组织采访的指向性均很明确，即扬我方之威，鼓舞己方士气，谴责对方的非正义性。在官方组织或发布的采访中，人人都是卡扎菲支持者，采访对象明显经过了过滤。

（2）抓住时机，揭敌罪行。

弱势方为赢得舆论支持，会大力宣传战争的非正义性。利比亚政府从战局伊始就反复强调北约进攻造成的平民伤亡。只要北约轰炸波及平民区，记者就会被带去采访。而此时，北约则每每回应强调炸的是军事设施。双方各执一词，难辨真相。

（3）亮相辟谣，澄清传闻。

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予以澄清，让谣言不攻自破。如“哈米斯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利比亚政府和国家媒体当天即对此予以坚决否认，称这一传闻“非常荒谬”且“毫无意义”。3月30日，哈米斯在利比亚国家电视台亮相辟谣。再如“高官叛逃”案例，高官们纷纷通过媒体澄清“变节”传闻。如利比亚情报部门负责人杜尔达3月31日致电利比亚国家电视台一个直播节目，说：“我没有任何理由离开祖国，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背叛人民、领袖以及他所领导的必胜的革命。”4月5日利比亚《太阳报》头版刊登文章，详细讲述了总人民委员会对外联络与国际合作部（外交部）第一书记哈利德·卡伊姆如何驳斥一些阿拉伯媒体和电视台造谣他辞职的情况。卡伊姆表示几天没露面，是因为其父病故，他谴责这些媒体不断制造“欺骗产业”，并且说，各种谎言和“下贱的阴谋”被“打败”后，只能让利比亚人更勇敢、更坚韧。此外，卡扎菲在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多次亮相现身或现声，每当外界风传他已经惶惶不可终日，部队蔓延绝望情绪时，他就会出现在屏幕上，表现得身体健康、斗志高昂，以此激励士气。

（二）争取支持左右局势

与军事行动不同，舆论斗争作战空间更具广泛性，它要求传播者能够通过不同渠道更广泛地作用于敌、我、友、盟等不同群体，取得舆论斗争的最大效益。从涉及领域上讲，舆论传播所影响的对象范围，已远远超过了纯军事人员的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等各个领域，表现出超越军事作战人员、超越军事交战空间的鲜明特点；从作用重点上讲，舆论斗争的作用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军队，而是广泛指向对方国家的全体军民，甚至对方的盟国、国际社会组织等；从分布空间上讲，舆论作战空间既包括配合军事行动实施直接的舆论攻击，也包括己方的舆论防护。

舆论斗争紧密配合军事行动，在执政当局、重要政客和民众中争取支持，试图左右局势，力求取得最佳战果，这一点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围绕乌克兰危机西方国家和俄罗斯进行了全方位的舆论斗争对抗。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及“深入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准备工作。此后，支持加入欧盟的乌克兰人开始在首都基辅独立广场等地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岂料这一抗议最后演变为举世瞩目的危机，并对乌克兰经济和大国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乌克兰政府和民众面对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两大力量的拉拢引诱、威逼胁迫，缺乏共识，民众被严重撕裂，国家也陷入分裂之中。

从表面上看，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线”是乌克兰推迟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俄罗斯与欧美对乌克兰的争夺。

以第聂伯河为界而分的东西乌克兰由于受不同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地域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差异。东部地区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文精神等方面深受俄罗斯影响，重视与俄罗斯的传统亲密关系，希望加入俄罗斯主导的三国关税同盟。在西部居民中，乌克兰族人居多。他们大多信奉天主教，通用乌克兰语，具有强烈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和“去俄罗斯化”倾向。这里以农业为主，人们会季节性地去邻国打工，因而耳濡目染受西欧的影响很深，他们更愿意选择欧洲文明并希望加快入盟的速度。长期以来，尤其是“橙色革命”以来，这样一种地区隔阂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呈现出日趋扩大之势。东西部分歧致使乌克兰政坛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势力集团，代表不同阵营的政治精英们在选择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上经常难以达成共识。

在乌克兰群众游行愈演愈烈的情形下，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共同声明，一方面表示欧盟提议的欧乌合作及建立自贸区始终有效，一方面强烈谴责俄罗斯千方百计对乌克兰走近欧盟“拖后腿”。欧盟还宣布，已制定一揽子援助乌克兰经济的计划，包括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以补偿乌克兰因与欧盟签署有关协定而可能遭受俄罗斯惩罚的损失。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煽风点火。2013年12月13日，美国两党议员因不满乌政府驱散和试图清场示威者而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美国政府今后应对类似事件时考虑制裁乌克兰；次日，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前往乌克兰“助阵”反对派，与反对派力量3名主要领导人会面；12月15日，美国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墨菲也到访乌克兰与麦凯恩会合。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方政要也和乌克兰国内当时的反对派多有接触，为其撑腰打气。

为了影响乌克兰局势，使其国内舆论向东转，2013年12月17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由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公布两国间的新协议。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前曾多次爆发天然气危机，甚至有两次使得俄罗斯停止向乌克兰供气，而乌克兰的经济状况也不乐观。协议的内容包括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购买150亿美元的乌克兰国际债券、俄罗斯供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由每千立方米400美元降至286美元等。

在俄乌关系剑拔弩张之后，为了帮助乌克兰摆脱财政困境，美国提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对乌克兰提供140亿—18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欧盟委员会也计划援助乌克兰110亿欧元。乌克兰政府期待上述计划能获通过，欧美和IMF对乌克兰的贷款计划有助于提振投资者对乌克兰的信任度。这无疑是给乌克兰政府打气，增加其对抗俄罗斯的底气。美国和加拿大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乌克兰也参与了北约主导的在俄乌周边海上和路上的联合军演，俄罗斯也有针对性进行了多次军演，甚至恢复了冷战时期的战略轰炸机在北欧到西欧的海上巡逻。

需要指出的是，围绕乌克兰危机各方展示军事力量更多只是象征意义，两者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毕竟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拥有核武器的强大军事集团，乌克兰尚不是北约成员，北约直接军事干涉的合法性并不存在，其实俄罗斯和美欧等对乌克兰的援助承诺大多惠而不实，主要目的是围绕乌克兰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方面的较量，通过当今社会发达的信息网不断产生舆论场，服务其背后势力的政治目的。

（三）实现信息资源整合

舆论具有可调控性，在舆论斗争中，在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舆论传播可以按照“把关者”的意图，通过有选择的信息传播，制造虚虚实实、浓浓淡淡的战争迷雾，令对方判断失误、决策失误、行为失误；可以巧妙利用传播手段，对舆论斗争中的舆论信息进行统一调配利用与谋划，实现主导信息资源，确保宣传口径统一、行动一致的作战目的；可以极力封锁和阻止对己方行动不利的信息，并对敌方信息来源与传播设备实施硬性攻击，达到信息传播的单方垄断。

舆论斗争在实践中要想发挥最大效益，需要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实现资源有效整合，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做法就非常典型。美国通过政府和军方发布官方信息占领舆论主阵地、随军记者嵌入美军作战一线实地采访引领信息发布，以爱国主义、反对独裁、推广民主、打击恐怖主义等为噱头煽动民众支持战争。

2003年3月20日，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实质上是借反恐时机，以伊拉克拒绝交出子虚乌有的生化武器为借口，趁机清除反美政权的一场战争。

到2010年8月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为止，历时7年多，美方最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找到萨达姆政权早已将其销毁的文件和人证。回想战争开始后，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战争几乎众口一词的支持，大多数战前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公众也一步步靠近政府。公众舆论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否实践了新闻自由的价值，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实际上，由于美国对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有效控制了舆论发展，在开展之前和开展之初起到了欺骗和诱导民众的作用。2011年2月15日，当年向美国及德国透露伊拉克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直接引发伊拉克战争的情报人员，首次承认一切其实均为谎言。

1．强化政策主导

二战后，美国人不再奉行孤立主义，不再对本国以外的事情漠然视之，公众舆论普遍支持美国担任世界的改造者和领导者。对待国际事件，舆论往往是一致对外，决策者因此掌握了极大的主动权，他们经常按照既定的计划，有意识地“引导”公众舆论。1990年美军在海湾集结，引起了舆论反战情绪的高涨。当年10月20日，纽约、洛杉矶等19个城市举行了反战示威游行。为了应对舆论，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一名十几岁的科威特女孩作证说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在一所医院将15名婴儿扔出保育箱，后者无一幸存，美国民众的反伊情绪立刻被这一事件调动起来。但战争结束后，《纽约时报》披露该女孩是科威特驻美大使的女儿，这是一场由科威特政府资助、希尔·诺顿公司策划，旨在赢得舆论支持的宣传运动。老布什政府的“理由”平息了公众的反战情绪。到了这次伊拉克战争，适逢“9·11”事件之后，民众“谈恐色变”，这为布什政府挑起反伊情绪、推行单边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内环境。

2．借国家安全之名

公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他们切身的安全感直接相关，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也以安全利益为重点追求目标。美国人在冷战中丧失了二战中赢得的安全感，导致世界范围的军事部署，而“9·11”事件使公众舆论更关心美国本土安全。

越战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海湾战争时期对萨达姆专制集权的憎恨、伊拉克战争前夕对恐怖主义的恐慌比任何宣传都更能激起公众对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无论战前美国国内舆论的分歧有多严重，战火一旦燃起，多数人都会把自身利益置于道德利益之上，舆论高度统一，总统支持率骤升，即使部分铁杆的反战者也站到了政府一边，反对的声音遭到压制，全国团结对外。

大量的民意调查显示，截至伊拉克战争前夕，一直有超过半数的人反对战争，但是战争打响后，赞同不经联合国授权就攻击伊拉克的美国人却达到60%左右，而布什本人在战争期间的支持率一度高达90%。

对安全感的追求使公众甘愿牺牲一些民主、自由，政府则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在强调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推行强硬政策。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对内加强新闻管制、阻止媒体泄露军事秘密，甚至改变司法制度的政策，都赢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

3．引领公众舆论

从总体上说，官方与媒体在对外行动中通常相互取悦，立场基本一致，从而争取更多公众舆论支持。越战是第一场得到电视实况转播的战争，新闻媒介对帮助美国公众了解越战，激起他们的反战、厌战情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直到越战后期，媒体一直纵容、包庇政府的越南政策和军事行动。直到越战后期，《纽约时报》著名新闻人索兹伯里才深入越战现场，以真实的报道驳斥了政府散布的轰炸成功的谎言，这为美军撤出越南发挥了关键作用。专家评论美军参与越战，是赢得了每一场战役、每一次战斗，但输掉了整场战争，由此可见新闻媒体、舆论的力量之大。

后越战时代，媒体成长为直接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公众已经习惯通过电视接受战争信息。海湾危机、伊拉克战争，媒体制造了大量丑化敌人的假新闻，以挑起公众的痛恨和反感，达到舆论支持出兵远征的目的。除了假新闻，电台和报纸更多的是报道一边倒或倾向性很强的消息，低调处理伊拉克遭受的战争灾难。

处于国家利益和新闻自由夹缝中的新闻媒体，像一把双刃剑，提供给公众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有限、歪曲甚至错误的信息，从而把民意推向了政府一边。

在信息发布中，官方发布的资料很有诱惑力，有清晰度很高的照片、视频、高官的镜头、权威的信息发布、精心包装的整套资料，新闻记者编辑起来顺手，观众看起来清晰，实际上只是一面之词，充满了谎言，而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如果总是质疑，和官方过不去，记者自身和背后的媒体很可能以后的采访空间会越来越小，难以生存。近年来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发生多次针对不听话的记者和媒体的“误杀”，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知名的福克斯电视台在津津乐道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巨大杀伤力的同时，主持人直接警告不支持战争的观众，如果你不支持这场战争，那就闭嘴。

三、舆论斗争是提高对抗效能的重要方法

相对于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损失，舆论斗争可以起到小投入大产出的作用。

《今日美国报》披露，美国国防部曾斥资3亿美元资助媒体公关公司在伊拉克等国开展宣传攻势，控制当地舆论。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建立一个数据库，秘密监视美国反战人士的集会和抗议活动。

又是操控、又是监视，美军对战场舆论的控制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在未来战场上，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斗争场上的敌人。”这句话来自著名的美国新闻管制条例。众所周知，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等“硬实力”，还非常重视公众舆论控制等“软实力”建设。

（一）预设宣传基调，塑造舆论环境

在战争状态下，美军较平时拥有更多的权力，体现在对战时方针政策的占有上就是拥有“说话权”，这也就为军方在战争初期对外推行战争宣传基调、塑造舆论环境提供了便利。

在海湾战争前夕，美军为其对外动用武力在国内提出的宣传口号是“理想主义”。当时这个基调被普遍接受的主要原因是伊拉克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这种恶劣的行径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军决策层较好地利用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的信奉，在“理想主义”的框架下，充分调动公众的民族优越感，使公众的感情天平不断地向政府倾斜并在战争中不断深化。特别是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以“救世主”的形象大获全胜，这就为今后美军数次对外动武创造了合法的国内舆论环境。

十年后，美军作为侵略者准备对伊拉克动武时，“爱国主义”成了宣传的重点。这一口号的提出使刚刚遭受过“9·11”恐怖袭击而不知所措的美国公众的思维迅速集中于“保卫国家安全”上来。加之美军宣传机构的进一步大肆渲染，于是萨达姆成了“邪恶”的化身，成为任何一个倡导民主、深爱祖国的美国人的头号敌人，不“倒萨”便不足以平民愤。

（二）强化信息管控，引导舆论走向

近年来，美国在舆论的管控上运用了“疏堵结合”的原则。实践证明，将传统的对舆论信息的严格控制和主动进行舆论引导有机结合起来，确实增强了军方对战时舆论信息的管控效果。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向所有采访的记者宣布了可发布信息和禁止发布信息的范围。可发布的信息包括：因误会而引起的伤亡的大致数字、被俘的敌军人数，参战规模的大致数字、对空中行动出发地的一般性描述、所执行的飞行任务或架次的数字等等。被禁止发布的信息包括：部队、战机、战舰的具体数字，有可能暴露警备程度的照片，有关敌军伪装、隐藏、诓骗以及直接或间接火力，情报收集或安全措施有效性的信息等。禁止新闻机构在计划或实施对被击落的飞机，或失踪的舰只的搜索或救援行动过程中，披露有关这些飞机或舰只的信息。对于超出规定范围的内容，不但不能报道，就连记者本人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美军在战时会严格执行战时新闻发布会制度。在新闻发布会上，主持人可以控制记者的提问权和提问次序，并安排专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递话筒，这实际是一个控制提问人的有效办法。新闻发言人只发布美军正面的消息。而对于记者的提问，主持人只需要回答感兴趣和愿意回答的问题。对不想回答的或可能使自己难堪的问题，新闻发言人就以“不了解，不属于我管辖的范围”、“军事秘密”、“情况未得到确认”等理由回避搪塞。

（三）规范媒体行为，形成舆论主流

在饱尝了越南战争中“新闻自由”的苦果后，美军认识到，给媒体报道战争的自由必须建立在使其处于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的基础上。于是美军通过规范媒体行为，来控制舆论的走向，使主流舆论始终站在军方的立场上。

美军采取了非常著名的“记者团制度”。其主要内容有：封闭战场敏感区域，控制记者的活动范围，严禁记者自由采访；为每一位记者发放基本规则表，配备专门军官陪同；对记者资格进行审查认证，随时取消违反规则的记者的采访资格，甚至将其逐出战场等。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完善，“记者团制度”已经成为一项比较完善的新闻管制制度，在美军战时规范媒体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战场上，对于违反规定的记者，军方立即给予惩罚。

伊拉克战争中，仅2003年3月31日一天，就有两名战地记者遭到美军的严惩：一位是曾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彼得·阿内特，因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采访而被解雇。另一家电视台的战地记者热拉尔多·瑞弗拉，只因将地图摊在地上看，就被扣上泄露美军所处位置的罪名而遭驱逐。

记者在美国社会中享有“第四权”的地位。但由于美军有效地规范了媒体采访的时间、范围、内容和方式等内容，所以记者们只能报道一些有利于美军的利好消息，成为美军对敌宣传、争取舆论和鼓舞士气的工具。

（四）重视信息反馈，占据舆论主动

舆论的信息反馈是美军在战争中控制和调整公众舆论的重要环节，其主要过程是当美军向公众输出战争舆论信息后，通过对公众反馈信息的收集，在舆论调控体系内对今后向公众输出的信息进行调控，以达到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的目的。

在战争中，美军非常重视在舆论控制过程中对负反馈原理的现实应用。通过得到的负面反馈信息，美军能够了解民情社情中的不利因素，为制订军事行动计划提供依据；负反馈信息为美军进一步调整舆论控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不断改进舆论引导方式，以有效地增加公众对舆论信息的理解和认同。

美军在应对舆论变化和引导舆论取向方面具备了快速反应能力，使得美军在战时的新闻转向几乎达到实时的程度。科索沃战争中，美军根据及时掌握的舆论的反应，调动战时新闻机构快速行动，除了军事要员频频接受媒介的采访外，每天上午，美国国防部在伦敦举行1个小时的记者会，下午北约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在华盛顿分别由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白宫新闻发言人和美国政府新闻发言人举行3个记者会，这些与战事保持同步的信息发布始终牵引着公众的视听，保证了美军自始至终掌握着舆论的主导权。

在现代信息战场上，公众舆论不但可以影响战争的进程，甚至可能左右战争的结局。美军通过对战时新闻舆论的有效管控，使公众舆论始终站在自己这边，利用和控制公众舆论已经成为美军战时政治性工作的重要内容。

四、舆论斗争是决定人心向背的重要手段

古往今来，发动战争一方都想着能够出师有名，把自己打造成正义之师，舆论无疑是最好的利用工具，特别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舆论斗争成为决定人心向背的重要手段，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虽然事后证明这一指控纯属无中生有，但就是靠着这一谣言，美国成功博得国内舆情支持，国外也有不少盟友为发动战争出力不少，美国发动战争、扳倒萨达姆、掌控石油资源、用军事实力为己立威的目的达到了。

（一）弘扬战争正义，争取民众支持

人心向背从来都是取得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争取人心问题上，交战双方无不通过舆论斗争来赢得主动。我国古代农民起义、诸侯之间的军事斗争，常常借形形色色的神话故事争取民众对起义者的支持。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大造“人权高于主权”、“反恐”、“邪恶轴心国”等舆论，为其对主权国家发动打击进行舆论铺垫。战争的“义”与“不义”，常常成为舆论宣传的主要内容。科索沃战争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大肆宣扬“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并声称“人权不属于各国的内部事务，因此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这种“人权”理论，为其后来在全球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的军事行动撑起了“正义之师”的大旗。

（二）揭露对手，陷敌于不仁不义之地

从近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来看，利用网络、报纸、电台、电视等各种现代传播手段，对敌方领导人、政权和军队进行铺天盖地的“丑化”、“妖魔化”宣传，让其失去民众支持、失去人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则通过揭露萨达姆的统治暴行，披露其贪污腐败行为，动摇其领袖权威。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政府大肆“披露”南联盟军队屠杀阿族人的血腥场面，离间阿族和塞族之间的矛盾，削弱南联盟领导人对人民的号召力；利用西方的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制造谎言，把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冲突歪曲成“种族灭绝”的“人道主义灾难”，指责米洛舍维奇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使受片面宣传的西方民众对米洛舍维奇及其政府的憎恶逐步升级，从而为北约在南联盟推行霸权主义，进行武装侵略，干涉他国内政找到了“合理合法”的借口。而面对北约的歪曲宣传和舆论攻势，南联盟却未能抓住时机进行针对性地揭露、批驳，致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战未开，似乎理先输三分。

（三）激发己方斗志，凝聚军心民心

在战争中制造、传播、控制和引导好舆论，能够激发己方的斗志、增强士气和凝聚力。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中，通过传播、控制和引导舆论，能够生成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海豹突击队”拯救被俘女兵杰西卡的举动，强化作战官兵及民众对政府爱护官兵生命的信任，极大地美化了其“人道主义”形象。在科索沃战争中，面对北约的狂轰滥炸，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南联盟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运用报纸、电台、电视、文艺节目等各种宣传手段，号召军民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战，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宣传敌人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号召全国军民要不畏强暴，团结起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二是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北约狂炸平民，袭击国际列车、难民车队，炸毁桥梁、医院等民用设施的种种暴行，并且多次召开记者招待会，批驳北约的欺诈性宣传和假人道、真战犯的丑恶嘴脸，呼吁全世界的正义力量来“共同阻止这场侵略战争”。三是在国家电台、电视台不断播放爱国歌曲和群众游行、集会、烛光晚会及用“人体盾牌”保卫桥梁、广场的撼动人心的场景，反复放映二战时期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影片，高呼“北约的炸弹炸不毁我们的国家精神”等口号，激发广大军民对北约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决心。尤其是击落北约F-117A战斗机和俘获3名美军后，南联盟大力宣扬作战成果，用事实揭穿北约不可战胜的神话。

（四）削弱敌方士气，分化瓦解敌军

利用敌方内部矛盾瓦解敌军，历来都是舆论斗争的重要功能。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舆论斗争瓦解敌军的效能更加明显。如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利用其信息媒体优势，针对基地组织大力实施宣传，鼓吹对俘虏的“人道主义”政策，引诱了相当一部分基地组织成员投降；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对伊拉克军民实施了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通过用离间计、收买伊军高官、鼓吹对俘虏的优惠政策等，使得绝大部分伊军放弃抵抗，就连守卫巴格达的共和国卫队也弃主而逃，使美军基本上达到了不战而胜的目的。

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不仅操纵舆论工具，掩盖隐藏事实真相，进行欺诈性宣传，而且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公然对南联盟新闻宣传媒体实行封锁和武力打击。据统计，战争爆发后，北约先后向南斯拉夫的电视台、电台和报社等舆论宣传机构投下数百枚炸弹，使南联盟境内的大部分电台、电视台被摧毁，卫星节目也被迫中断，许多新闻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采访的反映和揭露战争真相的新闻被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