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齐泽克式的戏谑与真诚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著作数量惊人、流传甚广，加之其运思独特、文辞犀利，而且往往在同一个文本中雅俗交杂，乃至究竟哪些是戏谑、哪些是真诚，有时会难以分辨。比如他与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对话，却开口便称“哲学不是对话”。按照他的说法，“柏拉图晚期的对话才体现了‘哲学对话’的真正含义”，即“一个人滔滔不绝，其他人……所有的回应加起来还写不满半页纸，而且大都是‘你说得太对了’‘没错儿’‘就是这么回事’”。他进而调侃思想史上所谓的“接着说”:“亚里士多德并未正确地理解柏拉图，黑格尔也没理解康德，海德格尔基本上没有理解任何人。”而在对话之后的讨论环节，巴丢认为自己在关键问题上与齐泽克并无分歧，齐泽克却报之以“偏执的回应”（paranoid reply）:“如果您只是撒谎、只是假装和我的想法一样怎么办？其实，越是同意我的观点就越是危险。”接着又是一番高论。

齐泽克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的执教亦是如此。他曾于来访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到，多年前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不让他讲哲学，因为嫌他太右；他从美国返回后还是不让他讲哲学，因为嫌他太左。我本来信以为真，但是不久前去斯洛文尼亚访问，才知道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至今仍为齐泽克留有一间办公室。但是据该校的Igor Papic校长说，有时会在卢布尔雅那的街头见到齐泽克，却从未见他去过办公室。

我对齐泽克关于宗教和神学的论说比较关注，曾专门撰文辨析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部著作；亦曾以为对其所谓的“基督教是无神论”颇有心得，但是不久以后便心生疑惑。这大概是因为齐泽克在近几年的一篇短文中提到“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革命中政治混乱的分析”，随之引出全然另类的解读：“当时由波旁王朝派和奥尔良王朝派两个保皇党组成了联盟，而从根本上说，谁都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保皇派，只能是某个皇室的支持者，于是两派联合的唯一途径就是聚集在‘共和国的匿名王国’之旗帜下。换句话说，只有成为共和党，才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保皇党。宗教也是如此。一个人并非在一般的意义上信奉宗教，而只能相信某种有别于其他神明的特定的神。试图联合所有的宗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要在一般的意义上信仰宗教，就只能聚集在‘无神论的匿名宗教’之旗帜下。实际上，只有无神论才能确保宗教宽容，否则不同宗教内部的派系之争便会爆发。比如尽管所有的宗教激进主义者都会攻击亵渎神灵的西方，最为残酷的争斗却发生在他们彼此之间（IS的重点是杀戮什叶派穆斯林）。”难道齐泽克就是因此相信“在我的无神论中，我比神学家更基督教”？

他对自己的解释颇为坦率：“我的著作之所以吸引读者，是因为……穿插了许多来自电影和大众文化的例子，穿插了可能危及‘高雅趣味’的笑话和政治轶闻。”的确，《鹅塘报告》（The Pelican Brief）、《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之类的“畅销书和大片”（bestsellers and block-busters），在他看来是为“恋物癖的民主”提供了范例；《生死时速》（Speed）、《赎金风暴》（Ransom）、《非常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s）等商业电影，居然被他联想到《圣经》中的亚伯拉罕献祭和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由此解析“自戕”（striking at himself）的深层含义; 《泰坦尼克号》一向被视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齐泽克讲解却成了“确立象征性权威”的一场谋杀。

从另一方面看，齐泽克又绝对不乏真诚。我还记得他于2012年来访时，有同事约他去颐和园听鹂馆用餐，他却询问如何才能去看看“革命圣地”和陕北的农家。而这位被视为“无神论、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确实坚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a materialist through and through），并且“毫不掩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使是某些著名的“段子”，其实也是被齐泽克用来论证极为严肃的话题，甚至还会将“段子”的出处追溯到似乎很少会开玩笑的哲学前辈。

要为齐泽克的思想理出头绪，也许注定要立足于他的戏谑与真诚之间：从文字的戏谑中追踪真诚的关怀，也从貌似的真诚中看穿戏谑的坏笑。这当然绝非易事，不过研究者的“接着说”或可如齐泽克本人的调侃，即使海德格尔真的“没有理解任何人”亦无不可，因为“越是同意我的观点就越是危险”。重要的是，无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黑格尔与康德的学理关系如何，问题的线索终究在延续，并且不断被激活。

根据我对陈剑的印象，其思维之活跃、处事之单纯、言谈之热烈、秉性之执着，都与齐泽克有所契合，特别适合从事这样的研究。而他试图就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予以批判，就齐泽克对“法—罪”悖论的解决予以解决，不仅同样贯穿着齐泽克式的戏谑和真诚，也在研究中倾注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希望这部著作能对读者有所启发，在戏谑中永葆真诚。

杨慧林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