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对中国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是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同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还积极吸收其他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分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实现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对不同历史阶段时代背景的考察，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从这一认知出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理论的发展必须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努力解释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理论逻辑与社会发展实践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和演变规律的研究强调时代背景的特定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在其《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抨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忽视历史特性的重大缺陷，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和他们有很大不同。在他看来，非历史的、普遍性的范畴不能够抓住一个特定社会系统的实质性特征”。(2)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特征，当其与苏联的经济社会实践相结合时就产生了苏联政治经济学；当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时，就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经济学继承了这一传统，以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展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发展理论的研究立足于现实实践，并以能否服务实践作为理论的检验标准，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客观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发展理论合理性的判断并不局限于其理论的逻辑性，更关注经济理论是否反映客观现实、能否经受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始终强调理论不是人们主观意念和单纯的逻辑思考得来的，其必然立足于鲜活的社会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面临理论和认知上的迷茫，邓小平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尊重社会实践的这一鲜明特征出发，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为改革和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正是在立足于实践、发展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才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出发，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尊重实践过程和事实的基础上，对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系统性的经济学说。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为基本素材和研究资料，以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需求所产生的理论成果。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在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中国化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有特定规律的历史过程，强调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历史阶段性。马克思认为对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应建立在对现实材料和历史环境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对发展规律的研究随历史变化而不断完善的特性，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了理论随实践发展、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发展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相结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尊重历史过程、注重社会发展实践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点，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和中国化的新成果。

二、发展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开始独立，关于欠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逐渐兴起，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成立的标志。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结构主义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思路；20世纪80年代后的现代发展理论。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遍强调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性。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匮乏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都支持了这一观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为突出资本重要性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经济学家提出的欠发达地区的策略集中于如何加速资本形成以实现经济增长。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罗斯托（W. W. Rostow）的“起飞理论”强调要提高储蓄率，钱纳里（H. B. Chernry）的“两缺口”模型提出要引入外国资本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美国对欧洲援助的“马歇尔计划”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此外，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认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市场机制不健全，应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实现工业化。罗森斯坦—罗丹在“平衡增长理论”中总强调资本积累的同时，还论证了工业化和国家计划的重要性。普雷维什（R. Prebisch）在贸易恶化论中从反面论证了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为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丁伯根（J. Tingergen）也认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计划，为其制定发展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从世界范围内探讨了农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重点探索了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主义的许多观点遭到批评，经济学家们反思了经济发展的概念，重新重视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的作用。60年代中期，很多欠发达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方面，库兹涅茨（S. Kuznets）、克拉维斯（I. B. Kravis）等学者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刘易斯（W. A. Lewis）提出了二元结构论，之后被费景汉（J. Fei）和拉尼斯（G. Ranis）进一步拓展，被认为是认识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普遍真理。辛格（H. W. Singer）则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扩大趋势，特恩汉姆（D. Turnham）还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舒尔茨（T. W. Schultz）提出经济发展中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他还纠正了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偏见，认为必须增加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发挥农业的经济价值。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们对前一时期国家计划推崇的热度也开始减弱，重新认识到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才能在长期中实现经济发展。利特尔（I. M. D. Little）、西托夫斯基（T. Scitovsty）、斯科特（M. F. G. Scott）均提出应更好地利用价格机制替代行政管理，哈伯勒（G. Haberler）提出在利用市场机制调整国内经济的同时，还应该发挥其在国际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欠发达国家不发达的状态是由不公平的国际秩序造成的，他们被称为激进主义或者依附学派，代表人物有阿明（S. Amin）、巴兰（P. Baran）、普雷维什（R. Prebisch）、弗兰克（A. C. Frank）、富尔塔多（C. Furtado）、卡多索（F. H. Cardoso）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对构成欠发达地区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分析和批判，巴兰认为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控制欠发达地区，将其作为原料来源地和投资出路；普雷维什认为发达国家处于实际体系的中心，而欠发达地区处于边缘，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对外围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剥削，使其不得不依附于中心国家。富尔塔多论证了跨国公司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经济学强调注重发展问题中的多因素分析，出现了很多新思潮。经济学家开始利用制度分析、技术以及人力资本的内生性研究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发展经济学更加重视文化、法制、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视发展的可持续性。迈耶（G. M. Meier）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不发达国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穷”的论断，他认为欠发达地区政治制度的管理不善是导致其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识到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杨小凯（Yang）还提出了制度模仿论，认为欠发达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制度较难，然而技术模仿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实现长期增长的核心是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而且激进式模仿是可取的。林毅夫则认为技术模仿是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制度是内生的，制度的转变是长期缓慢的过程。随着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发展历史研究的兴起，以诺思、戴维斯、福格尔为代表的新历史经济学派改变了对经济发展史的传统研究方法，在综合新古典分析工具、制度和制度变迁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加强了对社会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构建了与众不同的理论框架。

三、其他西方经济学流派

发展政治经济学还吸收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主体行为的相关研究。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以一个国家总体经济运行为对象，以总收入、总支出、总投资、总消费等为变量，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经济的周期波动等问题。宏观经济学以基本的数理模型为依托，用现代计量工具验证政策效应、预测经济运行趋势，进而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应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当代中国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经济运行中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全球的经济发展，发展政治经济学借鉴吸收宏观经济学对国民经济运行总体规律的研究和方法，对当代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提供科学指导。西方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以市场中的企业、家庭等个体行为为研究对象，在资源稀缺、市场出清、信息完全的假设前提下以个量分析方法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其核心是价格理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同样面临资源稀缺的问题，市场中的个体行为选择依然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因此，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对微观领域生产和消费理论研究借鉴吸收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还借鉴吸收了部分新政治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派的科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分支，被笼统地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主张把制度主义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重新结合起来。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就主张将公共服务类型与社会组织类型进行理性组合；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主张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之中，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问题；产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以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和市场为研究对象，在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进行整体分析的同时，还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研究国际层面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同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借鉴了西方计量经济学中的量化分析方法，为政治经济学时代化和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实证分析工具，促进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此外，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还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研究等。

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斐然，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方面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中国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模式和文化伦理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思想引导、行为指引作用（王立胜、郭冠清，2016）。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个体服从集体主义和国家意志，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很多重大问题的解决能够体现出及时、高效的特征，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集体主义和国家政府的情结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准备，使得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改革和发展特征在全世界独树一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并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智慧结晶。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集体主义价值模式的强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统一性。与西方信仰的宗教文化中所强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不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注重人们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并将个人行为融入整个国家意识中。再加上“三纲五常”的教义约束，个人的行为难以超越家庭和集体的约束，从而表现出对家庭、集体的爱，形成了集体主义的价值模式（郭冠清，2006）。集体主义的价值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快速汇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一些影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个人总能与集体、国家意志保持一致，推动了一系列政策改革和制度变革的快速执行和推广。以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快速推行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为例，它们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产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中，都体现了集体主义价值理念与生产组织形式的有效结合，成为新的生产组织关系。因此，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绝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必须将这种源于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纳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经济成就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模式和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对节俭、积累、勤劳的重视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居民形成了轻消费、重储蓄的行为模式（叶德珠等，201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奇迹在于，中国在技术水平落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理解这一增长奇迹的重要视角是长期增长的投资水平，而这种长期投资的背后则依赖于中国高储蓄率的支撑。可见，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模式和文化观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中国经济条件落后的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依靠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对国家振兴的民族情怀，将个人得失放在国家利益之后，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起步与发展。传统文化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经济决策和生产、消费行为，并通过市场经济的媒介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形成过程中也需要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结晶，进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