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龙：奉献辽河　淬炼“石油梦”

北京城南，古老的天坛。一对牵手的青年渐行渐近驻足在汉白玉栏前，年轻男子高大英俊、腰板挺直，依偎的姑娘甩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笑容灿烂。那是1964年8月的毕业季，和跨出校园的同学们一样，被伟大而不平静的时代洪流推动着，即将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大庆，在萨尔图草原上追寻铁人的脚步。就要离开北京了，这对23岁的恋人把毕业纪念章别在胸前，到天坛合影留念。

瑰丽的祈年殿，背景依然是那角琉璃飞檐。他们手扶雕栏，男子腰板挺直，老伴挽着他的手笑容灿烂，白雪一样的银发美丽耀眼，仿佛述说着当年撩动心弦的遇见。他们以此告白犹在的山盟，告慰当年出发时的自己，没有辜负初衷夙愿。女儿轻按快门，为他们在当年合影的地方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两张照片，相隔52年。

52年，用来相守就成了最长情的一辈子，用来拼搏事业就成了“择一事、终一生”的找油情牵。这对伉俪从北京到大庆，从大庆到辽河，把青春和勤劳智慧都奉献给了石油，奉献给了辽河油田的黄金时代。

他叫马玉龙，她叫王玉珑。一个搞油田开发，一个搞地质勘探。夫妻俩长期工作在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如今，这两张照片被摆放在家中客厅最醒目的地方。

玉做风骨龙为翼，结下石油不解缘

两个同名的青年，仿佛一种神奇的安排，他们走出家乡陕西丹凤和河北宣化，1960年相识在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石油地质专业的同一间教室。因石油而结缘——姻缘、辽河缘，而最深的不解之缘在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我对研究院太有感情了，1959年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马总动情地说。“我这辈子就在两个地方工作，大庆和辽河。大庆短短5年，辽河是近半个世纪。”采访中，他对油田、对研究院的深厚情感流露于言谈之间。

“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前身是大庆‘六七三厂’地质队，后来以该队为基础，汇集了大港、冀东油田的地质人员，成立了地质团。后来改为地质指挥部、勘探开发科学技术研究院，直到现在的勘探开发研究院。”谈起院史，马总娓娓道来。

马玉龙在勘探开发这一行工作了37年。从组员开始，历任地质二连开发组组长、副主任、主任、副总、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这些年我一步也没跳，为我当院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业务、行政、技术人员管理，这些工作怎么去做、解决什么问题，都得心应手，一点也不累。”

马玉龙一直从事石油地质及油藏工程研究工作，先后有50多项研究成果和论文报告，荣获局、部级奖励20多项；曾获总公司杰出科技工作者、辽宁省先进科技工作者、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连续四年被评为辽河油田劳动模范，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担任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局副总地质师，盘锦市人大副主任。

今年恰逢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五十华诞，它与我国石油工业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历程一样，是一部几代石油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辽河油田开发建设中，勘探开发科研队伍是至关重要的一股力量，而马玉龙堪称这股力量中的坚实脊梁，和众多老科技工作者一样，是传承石油魂、实现辽河大发展的中流砥柱。多年来，马玉龙在辽河大量油气藏的发现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为辽河油田开发建设竭尽所能，十足发挥了地质专家的禀赋与才智。如果把辽河油田比作一本大书，他一定是其中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页。

从大庆到辽河，铁人精神铸底蕴

1967年3月，王玉珑随大庆“六七三厂”来到辽河搞地质勘探。一个在大庆，一个在辽河，两地传书着“见字如面”。第二年1月，马玉龙揣着结婚介绍信从大庆来到盘锦辽河前线，到沙岭公社生产第一线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恰逢文革期间一些政府部门基本瘫痪，没有结婚证可发，工作人员在介绍信的背面写下一行字：准予结婚，“咔”地盖上了公章，这就算结婚了。2013年，当年的地质队老同志们相聚，到沙岭故地重游，其中一对老夫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马玉龙夫妇。夫妻俩还特意去了趟沙岭镇政府，跟工作人员讲了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婚后的马玉龙很快回到了大庆。23~28岁在大庆锻炼成长，大庆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烙印。“大庆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信念坚定、忠诚担当，责任心特别强，对业务要求特别严格，讲究集体主义精神、团队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激励着年轻的他奋发向上。

1964年毕业到大庆采油49队实习，马玉龙当年就被评为大庆红旗手，第二年继续被评为红旗手。一年多时间的生产一线实习，得到了干部工人的高度认可。在大庆工作，一开始很容易理解“三老四严”等铁人所赋予的石油精神，但自己真正能够具备这样严肃的作风，是要通过实践锻炼的。

晴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在零下38摄氏度气温下，马玉龙值班去井上清蜡，每小时必须把井上的所有闸门活动一下，冻得手的骨头都疼。大庆地处高寒地带，刚进10月西伯利亚寒流就提前袭来。上冻之前，队里安排他带10多个人用土垫平20多个井场，每个井场900平方米，需要一筐筐的土重新垫一次，完成任务之后，右肩膀上磨出一个肉垫。接着搞新井投产，累得他躺在作业机下睡着了。寒冷的早晨天刚微亮，他就和工友们跳进冻成小山的粪坑里，挥舞镐头刨粪。积肥为了种地，不种地没有菜吃。工人师傅的孩子生病急需输血，他伸出胳膊踊跃献血……

1965年年底，马玉龙调到大庆研究院开发室成为一名地质开发技术员。刚到单位听老同志讲，有一次部署开发井时，有一排井布在高压线旁边，研究院受到严厉批评：布井位为什么不下现场了解情况？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他，也养成了他后来开发布井必须深入实地的良好习惯。

“那几年对我影响很大，石油人是不穿军装的队伍，‘三老四严’过硬的作风在我心里扎下了根。现在毕业的大学生，应该下现场和工人紧密结合，会受益匪浅。”马意味深长地说。

艰苦创业，参加会战

马玉龙从大庆油田调到“六七三厂”之后，第一个任务是准备资料，围绕兴1区块部署一套开发井，很快就成为技术骨干。

黄于热地区的每口开发井，马玉龙都作为主要人员参加部署。黄金带地区的水田、沟渠多，他想起了在大庆时宽阔的草原上还能部到高压线附近，这旁观到的教训要深刻汲取，必须亲自去实地勘察。当时没有地形图，他和卢嘉忠实地步行测量，手绘地形图，使井位避开苇塘、水田和沟渠。

当时从大港油田来了几个钻井队，对辽河的地质情况不了解，需要地质交底。马玉龙和组里几个同事用环氧树脂、铁丝做了一个黄金带地下地质断块构造模型，去几个钻井队交底。用扁担挑着，每天晚上走几里路去钻井队进行指导，再用扁担挑回来。

创业艰难百战多，除了完成地质开发研究任务，还要哪里需要哪里去，急、难、险、重不讲条件。如果白天忙于其他工作，夜晚就要加班投身到科研任务中。双7井扛水泥大军中，辽河堤坝上盖办公室的人群里都有他的身影，挖管沟、化肥厂成品仓库分装化肥、水田里春种秋割……特别是双7井抬水泥时，两个人一组扛两袋水泥，堤坝很窄，不能歇，如果停下就会挡住后面的路，等扛完水泥后，双腿抽筋，带来的馒头都馊了。

堤坝的东边是苇塘，苇塘外是辽河，堤坝的西边是稻田。潺潺的大辽河到盛夏便变得狂野不羁，马玉龙和地质团的同志们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到沟帮子运输建筑材料，在大辽河的堤坝上盖办公室，黄金带唯一的两栋楼就是地质团自己动手用砖土垒起来的，用芦苇做成了房顶。“那是我们地质团最早的办公楼，可惜没有拍下来留个纪念。”回忆创业往事、钩沉历史，马总如数家珍。

责任重于泰山，“对接服务”风雨无阻

如果说严谨务实是搞开发必不可少的科学态度，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就是马玉龙一直秉承的铁人精神。

“开发井部署完以后，井打了，射孔了，油井出油了，油井生产的动态分析也要管，部完井还要有负责到底的精神。”马总回忆起创业年代的故事。

小队进行油井分析时，马玉龙和同事都要去参加。一方面是科研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和生产一线相结合，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收集全面的资料。

1971年7月中旬，连降几天大雨。就在此时的一天上午，试采团（采油厂前身）打来电话，通知采油一队下午召开油井分析会。当时马玉龙任地质团地质二连一排开发组组长，主管东部凹陷的黄金带、热河台和于楼油田开发方案的编制和专题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好机会，马玉龙恰好想了解热河台油田的实际情况，可大雨不停地下。他立即和组内同志商量，由于热河台油田刚投入少量的试采井，掌握这些试采井的生产规律，对保证该油田全面投入开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家抢着要求前往，最后决定他和范大文等3名同志一起去参加。

采油一队设在热河台，距驻地约10千米。地质团仅有的大卡车和吉普车，由于土路泥泞不堪，车难以行驶，他们几个人冒雨走了4个多小时。队长看到他们被大雨浇得狼狈不堪，非常惊讶地说：“以为你们不会来了。”他们立即挂图，认真参加分析会。结束之后，雨仍下着，队长一再挽留让第二天再走。因第二天上午还有其他开发方案要向领导汇报，他们决定连夜回去，在晚上9点多钟赶回了地质团。虽然晚饭还没吃，又饿又累，但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动态资料，心里倍感欣慰。

原地质处的黄德秀副处长，在开生产会说马玉龙是“活字典”，问每一口井的情况，均能脱口而出，这可都是他一点点“摸”出来的。腊八，最冷的一天，他和同事们到热河台，走遍了每一口油井了解情况。“科研人员必须和生产实际相结合。因为自己部署的井，生产情况要掌握，要负责任一管到底，根据生产实际提出自己的调整措施来。”

红旗漫卷向东飘，攻城拔寨部井忙

到了1972年，黄于热地区的井位基本都部署完了，开发目标开始转向兴隆台，即勘探开发的重点由东部凹陷向西部凹陷进行战略转移。

兴隆台成为主战场，但不是一下子就认识60多平方千米那么大，开始只是在兴1块这几平方千米范围内。再“甩”到兴20-21井区，发现这里也有油层。当时，兼任地质团团长的王涛总结为“红旗向东飘”，到1974年往南打，发现兴42井区比兴20井区油层还厚，兴42井区打的几口井全部是百吨井。继续往南再“甩”，发现马7井区也是厚油层，这一下兴隆台地区的局面全部打开。

马玉龙接受马7井区部署生产井的任务之后，当时该井区资料不多，他们没有等，而是和地质组的同志一起去物探公司找地震剖面，逐一查看，和物探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该地区的地质构造。绘制构造图，为加快部署生产井提供了依据。提供了井位坐标后，又和测量队从黄金带坐敞篷车到马圈子共同确定井位，通过钻探生产，证明马7井区是一个高产区块，确保了兴隆台产量最高可达到年产240多万吨，不仅对辽河上产做了贡献，对整个石油工业上产也做了贡献。

背着粮油下现场，不待扬鞭自奋蹄

兴隆台油田陆续投入生产，原油日产量直线上升，大大地鼓舞了全体会战职工的士气。形成年产高峰后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怎样千方百计地稳定油田高产，为此油田领导要求地质团对高产区块进行重点跟踪研究。

地质团经研究决定以兴42断块区为重点，立即组织了由马玉龙、张林生等十多位同志参加的现场科研小分队，深入现场，确保该断块区高速开发，并努力创出全国开发典型样板区块。

从1974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每年的4~6月到采油7队驻扎3个月，小分队与采油工人同吃同住同搞调查研究，摸清油井生产规律，提出增产措施意见。当时采油队的条件差，小分队10个男同志就搭帐篷，既当办公室又当卧室，由于地势洼，每逢下雨帐篷就泡进水里。

他们白天深入到各个井站了解情况，有一次马玉龙发现一个叫王国良的工人管理油井非常认真，他管理的一口井开井不久产量就掉下来，一关井再开井，产量又上来，上来又掉。他仔细检查油嘴，没有问题，后来，他拿镜子借阳光往油嘴后面照，发现油嘴后面有一块炮弹皮，取出炮弹皮之后，产油量恢复正常。“我立即跟邵队长建议要大力表扬这个工人，号召向他学习，使全队的油井管理水平得到提高。”马总回忆到。小分队连续办了三期油水井动态分析学习班，让全队管井工人都脱产参加了培训。为了讲好课，他自编教材，昝立新和崔庆田在讲解地下构造形态时，为了让工人能形象地理解，便用泥捏出了兴42块的地下构造图模型，为工人们讲解如何提高油井分析水平。

那个时候辽宁省搞定量供应粮油，每人每月半斤肉、3两油、10几斤细粮。“我们一下子去了10多个人，为了不占用工人的这点粮油，就带上自己的粮油交给采油队的小食堂。”科研人员深入基层，与生产相结合，自带粮油带着口粮上现场实属罕见。

当时没有交通工具，马玉龙把自家的凤凰自行车骑来给小分队使用，到其他小队取资料、取油样、回地质团办事……不久，这台他心爱的交通工具就被用坏了。

三年过去了，目标实现了，通过努力该区块保持了长期的高产稳产，开发水平全国领先，在1979年廊坊召开的全国油田开发方案审查会议上受到了表彰。“没有奖杯、奖状和奖金，我得到的奖品是吉林出产的双鹿牌小收音机。那次会议上，唯一的最高奖是卡西欧计算器，奖给了胜利油田。七九年那时候，得到这样的奖品已经了不得啦。其余的还有台灯等小奖品，研究院去了一台大卡车，拉了半车的奖品。大家很高兴，因为受到了表彰，这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个很大的鞭策。”马总陷入了幸福的回忆中。

深入生产第一线，促进开发上水平

“黄金带、兴隆台、曙光、高升、欢喜岭、茨榆坨、沈采的井……即使第一批我没部署，但后期的调整，我全部参加了。辽河油田组织的上产会战前线，我参加过兴隆台、黄于热、高升、茨榆坨、沈采前线。”马总回忆到。

20世纪，马玉龙先后参加了茨榆坨油田和“七五”国家重点工程——沈阳油田的开发建设工程，担任前线领导小组成员兼地质组组长，长期吃住在野外生产现场，即时跟踪钻探施工成果，进行地层对比，研究落实构造及油气水层，根据地质研究结果，即时调整部署开发井位，提供射孔方案，为油田上产提供优质的井位方案，确保茨榆坨油田日产油量由2000吨上升到2500吨，使沈阳油田一年建成200万吨原油生产能力，并创造了油田生产井部署成功率100%的国内领先水平。

提起沈采开发建设的故事，马总记忆犹新。当时前线没有驻地，更没有住的地方。开始筹备的前几天，他每天早晨坐车近4个小时到沈采，晚上坐车回兴隆台，连续每天8个小时的车程让他晕头转向。开发井是研究院部署的，地质组7个人要跟踪钻井的效果，及时做出调整。他带人坐研究院的老式面包车，没有任何劳保服装，冬天下现场冻得够呛，就这样确保了开发井的成功率百分之百，没有一口空井，省下了大量资金。一年后，建成沈采200万吨的生产能力。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安1潜山6426井的射孔方案是马玉龙和李长庚共同设计的，油井开始施工后，他特别注意射孔进展情况，看潜山能否获得高产。在午饭之前，他给前线调度打电话，问井的射孔情况，得知射孔进行到一半时因井涌而停止了射孔，试油队正准备往井里打泥浆后再射孔。他及时调整了实施方案，经领导同意，停止射孔，下油管测产，结果第二天出油100吨。虽然没有任何奖励，但自豪感油然而生。“咱是搞油的，一看不出油就特别着急，出油就特别高兴。研究院就是这样的好风气。春节前几天，我带人坐着老式丰田面包车到茨榆坨、沈采，弟兄们冻得把脚放在引擎盖上取暖，为了油田上产，条件再艰苦也没有怨言。”马总说。

沈采开发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属于“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马玉龙还参加了另一个“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曙1-7-5块蒸汽驱技术试验研究，他是重要贡献者之一，重点负责油藏地质研究及油藏工程研究。该工作成果确保了现场正常试验三年汽驱采油6.5万吨，汽油比达3.57，取得经济效益464万元，开创了我国中深层稠油蒸汽驱和多元开发先例。

“八五”期间，马玉龙是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辽河油区特稠油水平井开采技术”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负责热采地质及油藏工程研究。单井日产油量比周围直井提高2~7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该项目经过国家验收，达到了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在茨榆坨油田，有一口以马玉龙命名的探井——玉1井（当时油田已有马和龙字号的井，只能取中间玉字）。“当时油田主要领导要求，几位专家每人部署一口探井。”马总对这口井当时的打井情况记忆犹新，发现油层20多米，获得了工业油流，成为辽河油田1996年重大勘探发现之一，打开了辽河断陷长滩洼陷的勘探局面。

90年代初，马玉龙和万仲谋负责主持研制“蒸汽驱低压比例物理模型”，它的成功填补了我国稠油物理模型的空白。“整个这么多年，尽了我自己的力量吧，把我这点技术贡献给辽河油田，我还是很尽力的。”回首过去，每一个井位、每一个故事是那样清晰地储存在马玉龙的脑海里，仿佛他的生命已深深融入其中。

淡泊以明志，龙首上的驭龙人

勘探开发研究院常被比喻成油田的龙头，可见其作用何等重要。1984年4月，马玉龙从劳模走上院领导岗位，1991年6月担任院长，成为驾驭这龙头的人。尽管职务变了，但他主业思想不变，继续参加重大课题研究。他不仅在科研上严肃认真，而且在工作中也大胆管理，严格要求，从而带出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科研人才。

”直到1999年9月卸任，我一直没‘挪窝’。我是从基层上来的，科研人员想什么，包括技术工作，我心里都有数，所以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一些。”谈起作为院长的身份，他把全院比喻成一艘大船，科研、行政部门和多种经营，就像船头加两翼，只有营造出良好的氛围，船才能平稳前行。这艘大船要以优质的科研成果、一流的管理水平和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来确保勘探开发及增储上产任务的完成。

“研究院的院长，如果你不懂技术，是当不了的。”对此他有两点体会：第一，在科研单位，作为领导必须以身作则。带领众多的知识分子，技术必须要精尖，这样大家才能服气。第二，做事要走得直、行得端，严格要求自己。院里有很多多种经营企业，从来没在这些企业报销过任何东西。同学来了想要项目都走正常程序，所以同学意见挺大，同学聚会上他真诚道歉。出差的房间，坚决按规定的标准。一次，到山东出差的路上，院办主任为了能找到符合标准的宾馆，跑了好几家，贵一点也不行。还有一次，从深圳开会回来路过广州，当时没地方住，通过关系订了房间，每晚600多元，但标准是300多元，他开了两个发票，回到院里只报销了300多元。每年年底，局组织部来考评，他都是优秀。

当院长，马玉龙注意发挥其他领导的专长，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工作分工上，他重点负责科研、审计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很明确，研究院就是要把科研水平提高，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科研是研究院的核心，要当好整个辽河油田的龙头，必须保证每个科研项目的高水平。

为了激励年轻人，马玉龙提出设立年轻人成长奖，同时为了鼓励老同志，又设立了伯乐奖。大力培养年轻人，他曾一次向油田领导推荐了4位33岁的年轻老总。“局长跟我说，老马你胆子真大呀，我说未来就是他们的。”

“我已离开这么长时间，当年的科长们每年都和我在一起聚一聚。”马总说，人们没有忘记他，他更没有忘记大家。

出征赴南美，举重若轻定乾坤

1997年7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击败10个国家的23个石油公司，一举中标委内瑞拉的两个油田20年开发权。编制开发方案的重任分别交给了辽河和胜利两个油田。7月初，辽河油田成立了委内瑞拉项目领导小组，时任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的马玉龙担任副组长。

研究院、钻采院、设计院各派专业人员赶赴委内瑞拉，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方案编制工作。应总公司驻委公司请求和辽河局委派，两个月后马玉龙赴委，原计划一周返回，没想到却待了近1个月，因为情况棘手，老马出征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

刚到南美，马玉龙顾不上倒时差，连续听了两天的汇报。只熟悉了4天情况的他临危受命，便要代表总公司向委方通报编制卡拉高莱斯油田开发方案的技术要点。每个夜晚，他卧室里的灯光都亮到凌晨。

经过与委方众多专家两个回合的较量，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这时传来一个坏消息——胜利油田编制的开发方案在汇报审批时没有通过。辽河油田再不通过，问题就严重了，投标的巨资也会打了水漂儿。那晚，马玉龙夜不能寐，心中反复商榷着汇报的内容，最后确定了重要的方向，那就是怎样使我们的技术优势让委方认同。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大家反复研究，运用30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寻找到两个突破口，设计了几种不同的应对方案。

最后汇报的日子到了，如果不能通过，方案每推迟一天，每天便损失26万美元。11月5日，马玉龙带人冒雨走进委内瑞拉国家石油会议室。他站在台前，经过两个多小时逻辑清晰的“演讲”，终于说服了委方苛刻的专家们。最后，那些专家竖起大拇指说：“你们中国人创造了奇迹！”双方原来的根本分歧，在马玉龙精彩的剖析中握手言和。辽河油田编制的开发方案一次性通过，中国石油获得了卡拉高莱斯油田的开发权。

另外，辽河油田第一个外委项目“东胜堡古潜山开发可行性研究”是马玉龙负责的，他跟美国公司在北京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谈判，为油田节省了几十万美元。

心系科研寄深情，创办《特种油气藏》

“这本双月刊现在成为国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我当年创刊的目标就是这个。”接受采访时，几本《特种油气藏》杂志在马玉龙手里翻阅着，就像抚摸着已经长大的孩子。

1990年11月5日，马玉龙力主创刊了《辽河石油勘探与开发》，经总公司批准公开发行，同时更名为《特种油气藏》，后经国家科委批准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其内容包括油田勘探、开发、采油工艺等，成为我国唯一业内专业刊物。

“我对它特别有感情。它是辽河油田的一个宣传窗口，外界人知道辽河有个刊物叫《特种油气藏》，不仅宣传了辽河油田的技术，还为业内搭建了一个油田新技术交流的舞台。”马总手握刊物深情地说。26年以来，每期他都审一遍。2001年退休后，院领导找到他让他继续把关文稿。

“每次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地审查，标点符号都认真看。退休后的15年里，我还审定了100期，近1000万字。每一期的稿件，需要用约半个月时间。今年我交班了，再不舍也总是要撒手的。期刊一定要坚持办好，20多年的努力来之不易呀。”虽然不再审稿了，但马总的心永远系着它。

提起他对这本刊物的热爱，他还谈到自己特别爱看书学习，不仅是地质上熟悉，油田其他专业也了解，所以稿件问题不大。刊物对自己也有帮助，也让他了解了近期国内石油技术发展的动向。

退休以后，马玉龙一直没闲着，参与编制油田“十二五”规划，负责组织月东油田海上开发方案编制，“这是辽河油田第一个真正的海上油田开发方案，最后的定稿是我一个字一个字修改完成的。”他还担任研究院专家委员会组长、勘探开发研究院院志编审等。

作为油藏开发专家，如今他虽已退休多年，但“伏枥老骥”仍关注着辽河油田的发展：“辽河油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断块油田太复杂，越复杂潜力越大，还有好多没有充分认识，只要下功夫，1000万吨还是有信心的。现在有很多新技术都在应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任重道远，短、长期的规划一定要制定好……”

黄于热、马7井、玉1井……如今辽河油田的采油树星罗棋布，昔日的“南大荒”早已变成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城，马玉龙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也许会淹没进人海，但他炽热的光芒在熠熠生辉。

因油而生、因油而兴，这座城市不会忘记马玉龙一样的石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