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政府对设立中日共同委员的异议

中国驻东京特命全权公使汪凤藻，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于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八日，即我国明治二十七（1894）年六月二十一日，带着公文来回复我国的提案。他提出了不能同意我国提案的三条理由：第一，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如今中国军队已不必代替朝鲜政府去剿伐叛乱，在此之际，已没有日中两国相互合作来对此加以镇压的必要；第二，日本政府对朝鲜的善后之策虽然用意是好的，但朝鲜的改革应由朝鲜自己来进行，连中国也对其内政不加干涉，日本原本就认同朝鲜是一个自主的国家，并无干涉其内政的权利；第三，事变平定之后各自将撤回本国的军队，这是《天津条约》所规定的，此时互相撤兵，就更无需讨论了。基于上述的理由，拒绝日方的提案。这一答复的要旨，乃出自李鸿章的意见，再由李通过总理衙门指示汪凤藻的，这一点几乎已无需怀疑了。然而，第一点说到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这时只是表面上的现象，朝鲜国内尚未恢复安宁，因此不清楚这一点是否是他们的真意。如果他们认定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的话，第三点说到的依据《天津条约》的规定日中两国互相从朝鲜撤兵的意见，从理论上来说即便没有矛盾，但依我国政府所见，如果不是从源头上彻底革除朝鲜内乱内在的祸因，就无法获得彻底的安心，因此，如果只是满足于一时粉饰性的太平，就无法断定将来没有危险的形势出现。在没有解决两国政府的意见分歧之前，应设法提出另外一个彼此没有歧义的方案，第二点提出的朝鲜的改革应有朝鲜自己来实行，这只是一个动听的托词，中国借此来逃避责任。不仅如此，答复文中表述中国尚且不干涉内政，“尚且”一词就表现了中国居高一步的态度，认为日本既然已承认朝鲜是一个自主的国家，当然就没有干涉朝鲜内政的权利。狠狠地压制我国权利的，正说明了中国政府，特别是李鸿章未能去掉平素居高临下的傲态。这时如果还不能明白日本政府已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依然还沉迷在当初的妄想迷梦之中，以为如此的大事靠几句空虚的大话就能解决的话，就足见其认识的愚昧了。原本在处理朝鲜问题时，他们都从朝鲜乃是自己的属邦这一基本观念出发，觉得自己占据了头等重要的地位，不许其他国家与自己并驾齐驱，他们热衷于维持这样的旧有格局。今天突然要由日中两国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平定朝鲜的内乱，或者要由日中两国派出共同的委员会来制定该国的善后之策，简而言之，就是当他们见到日中两国在朝鲜将拥有平等的权利的提案时，暂且不说这一提案是否合理，光是要他们认同这一现实，他们也碍难听从。因此，我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中国政府十有八九不会同意我方的提案。事实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