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思潮背景
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毛泽东或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厢情愿，而是从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中脱颖而出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基础上酝酿发端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9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各种思潮也随之涌入中国，包括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保守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其中社会主义思潮虽然传入中国略晚，但后来居上，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最大的几大思潮之一。对此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中，提倡或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有人在，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则很难找到。”[5]
社会主义思潮在清末民初的影响力，要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和世界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来看待。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科技和产业的结合使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劳资冲突、贫富两极分化、机器对人的统治和排斥日益严重，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资源和世界市场，矛盾越发尖锐，直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使混乱不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雪上加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交换资料，现在它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6]这种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个历史时期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好勇斗狠、横行霸道、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本性也被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出现了各种试图克服野蛮的、无序的、不人道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潮虽然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态度不一，但都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公共部门国有化，并把这些目标的实现建立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的基础之上。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获得成功，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在当时已成为世界潮流和时代潮流，成为最先进的引领人类发展方向的新思想。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危机和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人都看在眼里。面对辛亥革命后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中国知识界陷入了痛苦的思考和长时间的争论。在各种方案中，以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潮受到了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的热捧。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构想，虽然在政治上采用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在经济上却主张“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其核心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这种主张显然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实现民生主义的进路，孙中山指出：“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7]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与邓小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1920年至1922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围绕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理念或精神是否合理，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或方法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中国要不要马上实行社会主义，有没有条件或资格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先要实行资本主义之后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一部分主张阶级调和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精神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承认在国民生计问题上，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或方法不符合中国国情。“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的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8]他主张要“发扬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先发展中国的工业再说。
但是，中国当时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能行得通吗？梁启超对此也持悲观态度。“我国国内，虽然不配说有资本家，却是外国资本家早已高踞上游，制了我们的死命。别国劳资两阶级是把国内的人民横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压制者，一部分是被压制者。我国现在和将来的形势却不是这样，全国人民都属于被压制的阶级。那压制的阶级是谁？却是外国资本家。我们全国人民所处的境遇，正是外国劳工阶级所处的境遇。质而言之，我们四万万人，都是劳工阶级里头的可怜虫罢了。”[9]中国既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但又苦于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不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工业也搞不起来，梁启超似乎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梁启超的困惑，正是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是完全接受社会主义的精神、理念、制度和方法的。1920年12月，陈独秀致信来华访问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10]避免欧美日资本主义的覆辙，让中国走上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陈独秀推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初衷。
与陈独秀相比，李大钊更注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的分析。在十月革命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时，特别注重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回答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他指出要联系世界经济势力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一般老百姓间接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比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直接受到的压迫还要严重，中国劳工阶层及其阶级意识正在形成和发展。至于中国实业不发达、起点低，更不能成为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理由。“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11]换言之，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能走人家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必须走跨越式发展的社会主义之路。毛泽东后来对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与李大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20—3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1932年底，《东方杂志》社以“梦想中的未来中国”为主题发起征文，共有社会各界130人应征，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和编辑记者。通过分析他们的征文，不难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应征者赞同、同情大同社会或社会主义，其中部分应征者虽然没有提社会主义的名称，但表达的都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或政策。[12]
在这次征文中，有的应征者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来展望未来的中国。如后来成为“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指出：“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希望中国能实现“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著名哲学家李石岑则断言：“中国必然的走上科学的社会主义之路。”[13]
而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著名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自己和中国社会：“三五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之探索，才使我自觉我自己的地位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附属分子，并且这个特权阶级是没有将来的。不幸我做了这个阶级的附属分子，也只得随时流而俱亡。”“未来的中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现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他们——工人农民和一切劳苦大众同盟在一起猛向着帝国主义及其在华黑暗势力作无情的搏战。”[14]何思敬的这一思想，是出生于地主、资产阶级和官僚家庭后来又转向左翼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来自裕丰纱厂的毕云程的未来中国展望，也许反映了劳工阶层的心声：“在我梦想中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并努力充实国防，以保障整个民族的安全。”[15]这一思想，已经接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论述了。
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当时国人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问题是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防止资本家出于一己私利操纵国计民生，保证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和发展权，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平等。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如何运作，社会主义的文化如何培育，当时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着墨不多，而这正是留给中国共产党探讨的任务。
其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很多人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自然地等同起来，似乎中国古已有之，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并不陌生。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觉。因为社会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出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扬弃和超越自由主义，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现代工业、现代组织形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是实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因此，社会主义是现代的产物，是要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是面向未来的筹划，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则是一种回到原始远古王道社会的复古思想，回到带有温情色彩的伦理本位主义，是前现代的思想传统。
但是，把社会主义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蕴含着中国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特别是包含着超越西方和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尝试。这种尝试，对于遏制和克服西方现代性（包括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弊端，避免某种现代性迷信（包括对自由民主的迷信），具有某种意想不到的功效。“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6]这种做法，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精英，不甘心把西方的或苏俄的文明照抄照搬到中国来，而要再造文明的尝试。只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找到了一条再造文明、确立中国模式的正确道路。
其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一方面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严复语）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世界上深受资本主义之苦的国家和人民看到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让中国人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这一意涵就是毛泽东的那句名言所要表达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7]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有很多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甚至出身于国民党高官或将军家庭的子女加入中国共产党，甚至投奔延安，与这两方面都有关系。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起初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逐渐扩大影响力并成为主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代表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新思潮派”脱颖而出，他们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而30年代中后期在延安兴起的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启蒙运动”，为毛泽东发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铺垫。
如果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中国化的号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开端，那么可以把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至21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分为三个时期：立国建制时期、兴国改制时期、强国定制时期。
立国建制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奠基时代，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阶段，主要任务是解决革命建国和国家未来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二是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相结合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与制度框架建立阶段，探索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高效、文明、稳妥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如何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如何从文明古国转为现代文明型国家。
兴国改制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标志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其发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拓展时代，主要任务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关系，实现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
强国定制时期：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至21世纪中叶，标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个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理论完善时代，主要任务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深层次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全面深入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定型，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全面实现，并在世界上产生示范效应和全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