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世界上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已改变颜色，除中国之外的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应对国内外挑战，或追求实现“转型”，或急于寻求“外援”，或独自苦苦支撑；与此相应，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或改名，或衰败，或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仍然处于低潮状态。

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如此状况，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又表现如何呢？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大多数西方知识界和政界精英一片欢腾，认为这标志着西方“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或“文明世界”（the Civilized World）终于取得了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胜利，历史终结了，人类从此将进入一个由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千年福”王国。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美国发动所谓反恐战争以来，特别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次贷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选举民主危机、民粹主义危机、经济全球化危机等接踵而至，西方各国纷纷寻求退守、自保，在“美国优先”“爱国主义”“公正贸易”“欧洲价值”等旗号下，建起一道道有形或无形的保护主义高墙。柏林墙倒塌才30年，以前急于“推墙”的西方世界自己却开始“建墙”了，这无疑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然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瓦解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停滞衰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经受了1989年政治风波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打压、遏制之后，中国迅速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从2006年起在经济总量上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达82万亿人民币，超过12万亿美元，在名义GDP上已与美国的GDP越来越接近，并把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远远甩在身后。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制造业大国、最大消费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全世界500种经济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粗钢、水泥、煤炭的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船舶、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化纤、机械设备、计算机和手机的生产国；中国的工业专利申请是美国的1.5倍，居全球第一位，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正在迅速接近美国，远超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另外，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网民群体、最大网络购物群体、最大电影市场、最大航空市场、最大旅游市场。中国的发展态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期，给自主创新带来了广阔发展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1]当今世界，中国的产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在全球流动，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乃至引领者，近五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30%。平心而论，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缺少了中国，世界也不成其为世界。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从早先的无视、低估，变为前几年的震惊、迷惑，进而变为近两年的惊慌、恐惧和气急败坏。2017年，美国和欧盟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中国企业受共产党政府支持为名，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地位，对中国的资本、产品、技术和服务设置了诸多投资和贸易壁垒，并扬言对中国的所谓“不公正贸易行为”进行制裁。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推出所谓旨在围堵并孤立中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指责中国企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利益和价值观，把中国作为“威权体制”“压迫性体制”“修正主义国家”，与西方的“自由世界”对立起来。德国宣称中国插手欧洲事务是企图分裂欧洲，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干涉其内政，一些西方智库污蔑中国要走日本20世纪30—40年代的路，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继2016年美国通过反宣传法案，把中国作为美国实行“舆论战”“思想战”“信息战”的对手之一之后，一些西方传媒大肆渲染中国的所谓“锐实力”（sharp power），扬言中国在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玩弄”“操纵”“改变”西方的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以达到向西方“渗透”的目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学界和传媒联手，掀起了新一轮敌视、谩骂和抹黑中国的狂潮。

西方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挑战其利益和价值观的真正竞争对手，不敢和中国竞争，急急忙忙要关上和中国竞争的大门，这说明不仅存在中国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这种模式的存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压力，同时也避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空洞化、碎片化和泡沫化，改变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其意义不言自明。

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制度所构成的体系，是当代中国的存在模式、运作模式和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制度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通过协商选拔产生的各级政协组合而成的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区域和基层制度框架。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构成及其特点，张维为教授已做过较为全面的归纳和分析。[2]这里仅就中国模式的特点及其运作补充说明如下几点：

（1）统合性。在承认多元、多样、多变的基础上强调融合、集中、统一、长远、整体，把“定于一”作为模式运作的关键。

（2）自主性。重视自身的主体性，重视独立自主运作，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和模式，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不接受外人颐指气使的说教，反对用别国的标准和价值观评价自身。

（3）实践性。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尝试、试验、深化、完善，并逐渐积累，形成模式。在运作中接受实践检验并做出改进、提高和完善。

（4）包容性。不断学习，从各个方面吸收消化对自己有益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经验并进行整合。

（5）文明性。不损人利己或强加于人，模式形成不是建立在对他国侵略扩张的基础上，也不向他国输出自己的模式。

（6）抗压性。模式在外部力量的封锁、孤立、遏制、打压、威胁中形成，在自身的忧患和危机意识中发展，具有较强的抗压性和应对危机挑战的能力。

（7）超越性。基于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超越自身，并在与其他模式的竞争中超越它们。

除了上述特点外，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8）持续性，强调一届接着一届、一代接着一代干。这种持续性明显体现在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的主题递进中，特列举如下。

1982年中共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7年中共十三大：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92年中共十四大：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1997年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2002年中共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2007年中共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2012年中共十八大：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017年中共十九大：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一以贯之而又与时俱进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场仍在持续的接力赛。

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或优势是在与历史的纵向比较以及与其他模式的横向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当代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实实在在体会到的。主要包括：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有利于激发并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在制度、文化和人之间保持适当张力，避免陷入制度万能论，为制度革新和改进留下了较为充分的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些优越性或优势，中国模式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走到今天，屹立不倒。

在中国模式的上述诸多优越性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优越性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不仅远远超过了中国旧社会，而且在很多方面也超过了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且也向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中国产品，这是中国模式优越性的最好例证。

中国模式的上述优越性或优势究竟来源于何处呢？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探索和实践，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优秀传统，适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也来源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对时代精神、世界潮流和中国人民需要的深刻洞察。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中国模式，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