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具象到抽象：原始图纹的审美变形历程

数以万年计的时间流程，冲刷了远古的服饰实物，除却六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出土的陶罐底留下织物纹样外，我们的先民，那些勇蛮而敢作敢为的原始人披挂在身上的树叶、树皮、兽皮、纺织品都在历史的时空中风化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石头、骨头、贝壳之类耐久不易磨损的饰品，让我们惊喜，感叹，并在联想和想象中不断探索。于是，我们在远古图案的悠远寻觅中，往往需要借助于远古文化层留存下来的陶器、石器以及岩画等物件上的图纹。也许在当时，这些图纹是服饰境界向居住环境的渗透与挪移，也许这些图纹走到服饰上还有待时日。但作为图纹的构想与创造，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模式，则是相通而相同的。

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中，“从彩陶纹饰上还可看到当时某些织物的几何花纹”（沈从文语），那竟是令我们惊异的一系列抽象图纹（图4-1），那是有着充分现代感的冷抽象格调：最早的织物图纹居然不是勾勒事物轮廓的具象，而是纯然的几何抽象，这就让人猜测，是不是我们的先民对几何线条有特殊的敏感？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也许在27000年前，山顶洞人那枚骨针勾连起动物细筋毛发鬃尾或细长的植物纤维时，那奇异的针迹线痕触发了原始先民对抽象性线条的敏感？也许最早驯养雪白的蚕儿吐出纤细长丝更令他们感受到线条的神秘意味？也许他们在围攻野兽敲击野果时投掷石块流线般的轨迹令人快意？也许他们站在山顶上陶醉于河水滚滚而来滔滔而去的线型流痕？也许他们惊诧于日月东升西落负天而行的线性轨迹？也许他们惊怖于蛇类爬行动物在地面作曲线状蜿蜒而行？也许他们欣喜于植物藤蔓与枝杈以直线或曲线状态探触着延伸着成长壮大？也许他们时时着迷并向往着遥远的地平线？也许他们在荆棘迷途中忽见一条线状的小径恰似重逢生路？也许月夜流星和雷雨闪电那白炽的线条使他们炫惑、恐惧而膜拜……出于对线条的特殊感受和理解，他们不但创作了写实性的图像，而且也创作了这样大量的抽象纹饰。值得注意的是，占据新石器纹饰舞台的主要不是动物图像，而是各式各样的曲线、直线、水纹、旋涡纹、三角形、锯齿纹等几何纹饰。在那遥远的文化源头，这些可能的生活现象，可能对中华图纹艺术对线条的敏感与热衷产生影响。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是原始先民凭借着想象力虚构了这些图案纹饰么？是他们以卓异的模仿能力将某些现存的物件勾勒描摹成这样，还是经过理性思维的计算设计后再涂绘出来？这些冷抽象的图案纹饰，仅仅是有着美观性的效果、装饰性的功能，是流畅轻快富于装饰性的线条美，而没有实质性内容与含义的纯形式？他们是否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并着意来表现线条的运动、均衡、连续、间隔、重叠、单独、粗细、疏密、反复、交叉、错综、一致、变化、统一等种种形式规律么？

事实上，这些抽象的、符号的、规范化的几何纹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从写实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动物形象演变而来的。李泽厚对此曾深刻而漂亮地分析道：“仰韶、马家窑的某些几何纹样已经比较清楚地表明，它们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即是说，在后世看来似乎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图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浓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纹样，对原始人们的感受却远不只是均衡对称的形式快感，而具有复杂的观念、想象的意义在内。巫术礼仪的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化为纯形式的几何图案（符号），它的原始图腾意义不但没有消失，并且由于几何纹饰经常比动物形象更多地布满器身，这种含义反而更加强了。可见，抽象几何纹饰并非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如前所说，这正是美和审美在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便是积淀：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这个由动物形象而演变为抽象几何纹的积淀过程，对艺术史和审美意识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1]是的，这个积淀过程对于中国图案史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些考古学家在这方面很有真知灼见，下面是有关图文资料：

“有很多线索可以说明这种几何图案是由鱼形的图案演变而来的……一个简单的规律，即头部形状越简单，鱼体越趋向图案化。相反方向的鱼纹融合而成的图案花纹，体部变化较复杂，相同方向压叠融合的鱼纹，则较简单”（图4-2）。

“鸟纹图案也有着从写实到写意（表现鸟的几种不同动态）到象征”[2]（图4-3）。

“主要的几何形图案花纹可能是由动物图案演化而来的。有代表性的几何纹饰可分成两类：螺旋形纹饰是由鸟纹变化而来的，波浪形的曲线和垂幛纹是由蛙纹演变而来的……这两类几何纹饰划分得这样清楚，大概是当时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图4-4）。

由于时间相距遥远，面对今日仅存的上古文物而缺少直接记录原始先民创作动机与文化心态的文献资料（且不说当时没有文字，就是稍后的夏文字至今也未破译），也许上述美学家、考古学家的逻辑思辨、实证剖析及归类总结中难免有一定猜测成分，他们所认定的原始图纹的具体演变过程、顺序、意义不一定都准确可靠。但是，由写实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动物演化而成抽象的、规范化的几何纹饰这一总的趋向和规律，有如此众多的资料支撑，作为一种科学假说，显然已有成立的足够根据。而且，这些从动物形象到几何图纹的演变及其思想蕴含，对于我们而言也许是不可识的，但在原始先民那里却是心领神会的。它暗含着某种具体而神圣的文化意味，或代表着他们所从属的氏族的徽记，或成为他们所崇拜之物的变形，无疑已不是纯形式的装饰与审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