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图腾扮饰之初:文身

文身就是在身上刺画图案或花纹。从甘肃、青海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人面陶器上,就可以看到文身的遗迹。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文身就广泛流传于越、吴、楚等地及黎、傣、高山族地区,尤以百越族地区为盛行。《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东方曰夷,断发文身。”孔颖达疏:“文身者,谓以丹青文饰其身……越俗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文身比起画身似乎野蛮了点儿,但对于动辄杀身以祭,饱经血火洗礼的原始先民来说,这已是渐渐趋向文雅的神圣事体,因为它在图腾行为中带有平和美饰的意味了。而且相对于画身、画脸的图腾纹饰符号来说,文身以其固定的图腾人体装饰可陪伴人终生而更具耐久性。再说图腾人体装饰以其切、刺、染等伤皮动肉的痛楚感,会唤起文身者顽韧的意志力,使其在对痛苦的忍耐与超越中获得灵魂的洗礼。特别是,通过切痕、黥刺等手段造成与图腾同体的文身行为,可唤起神圣感和尊严意识。

既然以涂色、切痕、黥刺等方式,在人体上描写图腾的图形,或者描写图腾的某一部分以代其全体,或作象征性的描绘以代表图腾,那么文身中大量的动物图像,不就是人与鸟兽同体的形象么?这就让人联想到古代文献中大量类似的记载。例如《山海经》中大量出现神祇的形象:“龙身而人面”、“人面而马身”、“羊身人面”、“人面牛身”、“人面蛇身”、“人身而羊角”、“人面而鸟身”、“豕身而人面”、“必首阳之山,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等(图3-3),这几乎是统一的格式、怪异而新奇的形象。这种半人半兽的形象如此普遍,以致后来者的解释也是这一思维的延伸。《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不只女娲,我们的先祖伏羲也是人面蛇身……在这些神话人物以人体与鸟兽生硬怪异组合的形象里,我们可以在相当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来猜测,它们莫非就是远古图腾人体装饰文身或扮饰的汇聚与记录?不少学者对此作肯定的判断。或者原初是近乎荒诞虚拟的图腾形象,但在彼时彼地因其文身扮饰却成为服饰神圣的起源?是服饰从款式到色彩、图案等得以模拟延展的动力和出发点?莫非服饰就产生于人们为了将自身扮饰为图腾物的实践过程中?这里提出假说,将从文身到外在添加物的扮饰看做人体装饰或者服饰发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因为有着大量的历史文献材料可以作为佐证。

图3-3 《山海经》中人兽同体造型系列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陈皓解释说:“雕,刻也。题,额也。刻其额以丹青涅之。”东夷、南蛮都披散着头发,在额头刻上纹饰并以染料涂抹,这自然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文身现象。这一文献的表述,弥漫着华夏衣冠文化的自豪感,是进步到一定高度后回过头来,对于不无荒蛮气氛服饰习俗的新奇与惊叹。而这新奇与惊叹,从历史角度看有着变幻时间为空间的转移,因为华夏衣冠文明的源头,原本也是画身画脸、断发文身、雕题交趾的。只不过农耕文明的发展与繁荣,使得理性精神长足地发展,加诸气候的演变,使得处于中原的华夏先民较早地以衣冠取代了被发文身,雕题交趾。但这一在图腾观念指导下的文身人体装饰之类,在历史的惯性下仍在中原文明圈子内留存,也有一些转移到鞋帽衣物等服装款式中去了。而这些,恰恰如孔子所说:“礼失之而求诸野。”作为一种原始性的文化积存,这种服饰图腾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更多的保留。从古至今多有文献记录这一点:

《左传·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

《战国策·赵策》:“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是冠秫缝,大吴之国也。”

《淮南子·泰族训》:“剜肌肤,追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高诱注:“越人以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荣也。”这种心态前边已经分析过了,虽说刺皮破肉在今天看来是痛苦不堪的,但居于南方的先民们却引以为荣耀,因为所刺的文饰“为龙文”,是图腾崇拜的符号标志。

《淮南子·原道训》:“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为什么要扮饰得像鳞虫呢?高诱注:“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蛇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也。”《史记·吴大伯世家》也有一段记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其伤害也。”类似的说法还有《说宛·奉使》:“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拈出来给予强调,解释的口径又如此相似,可见图腾文身早就是固定的认知模式了。文身而避蛟龙等水神之害,显然是祈愿图腾文身能起到保护的作用,但这却不是可以具体操作的保护措施,而是呼唤或期待着超自然力笼罩的图腾行为。

面对这一现象,古来不少学者不只记录,还会追寻其历史渊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汉书·地理志》:粤地,“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是说这些图腾现象可以追溯到远古,有着历史的承传。

如前所述,当中原一带经过理性化的洗礼过后,文身更多地保留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落之中了。这类资料极多:

《山海经·海内南经》:“雕题国……在郁水南。”郭璞注:“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哀牢夷,“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身刻龙纹,衣附尾饰,显然已不是单纯的文身,而是典型的文身向服饰过渡或二者融一的形象。

《隋书南蛮传》序:南蛮,“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

《海槎余录》:“黎俗,男女周岁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在这里,文身明显有着部族的标志与超自然力的保护作用。

应该说,这类图腾人体装饰不像画身、画脸那样短时间内会发生变化,而是固定形态的。除却文身之外,先民还以结发、凿齿、镶唇和穿鼻形式等对身体加工和变形,来达到与图腾同体的目的。宏观看来,这种固定的图腾人体装饰,实质上是沿着神话思维向前推衍的文饰现象。它虽与后世的覆盖装身的衣物相比显得粗放荒蛮,但因其处于历史源头的制高点上,仍为人类的着装心理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首先感觉到了图腾崇拜背后的生存与安全意识。上述所谓“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蛇龙不害也”;所谓“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其伤害也”;而不文身呢,“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云云,突出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可见我们的先民如痴如醉地拜倒在图腾面前,并采取种种手段向图腾认同,就是为了在精神上能依赖冥冥中的图腾或图腾化的祖先并获得被荫护的安全感。弗雷泽说:

图腾氏族的成员,为使自身受到图腾的保护,就有同化自己于图腾的习惯,或穿着图腾动物的皮毛,或辫其毛发,割伤身体,使其类似图腾,或取切痕、黥纹、涂色的方法,描写图腾于身体之上。[8]

对图腾颇多关注与研究的闻一多也一再强调图腾的安全祈愿意识。他说,我们“怀疑断发文身的目的,固然是避免祖宗本人误加伤害,同时恐怕也是给祖宗便于保护,以免被旁人伤害”。[9]事实上,获得精神上的安全感,不只是图腾行为,也是缘此而起的服饰不可忽略的功能之一。倘若在社会交往中以图腾为辨识标志,自然会在同族、同祖、同宗的人群中唤起一种“同是尊此图腾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认同心理与亲和意识。人是群体生存的高级动物,皈依群体可获得惺惺相惜的、灵魂上的交流与对谈。一群同祖同宗的先民,出于对生命的珍视,自然会关注奉为图腾的祖先,因为那是生命之源;也自会关注同祖同宗的兄弟姐妹,因为那是同根的枝叶。从这个角度看,那图腾的人体装饰或浓或淡地有着别样的滋味呢。

在远古先民痴迷的图腾崇拜背后,仍不乏理性追求的自觉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今日着装不也充分考虑安全因素么?甚至有专门的款式如安全帽、消防衣、防弹衣、工作服等,这里难道没有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与影响,没有传承远古先民重视生存与安全的文化基因么?推己及人而不难想象,远古先民处于生存艰难之境,随时都会有灭顶之灾,生存安全便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绘刺图腾形象于己身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生存下去,获得心理上强大的支撑和抚慰,从而抵御可以感知的或不可预料的攻击与伤害。值得注意的是,图腾文身的动机无论是向崇拜物邀宠认同或得到心理慰藉,都是以与图腾同体的形式营造着新形象的出现,生命新质的展示。这无疑已具有遮掩扮饰的味道了。而升华生命质量、遮掩扮饰形象都与后世服饰的主要功能和效应的表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