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图腾扮饰之初：画身画脸

一般学者认为，图腾人体装饰产生时间最早，是图腾艺术的原生形态（图3-1）。

从中外的一些资料看来，图腾艺术本身也有着由外在的崇拜对象、符号标志渐渐地向人自身靠拢的过程。因为原始先民为了表示对图腾的尊崇，也为了和不同的氏族部落区分开来，便开始在自己住所包括身体上描绘或雕刻图腾形象。如弗洛伊德所说：“在某些庄严场合与宗教仪式中，人们披上动物表皮进行图腾活动；许多部落不仅在其军旗和武器上绘有动物的形态，并且还将其绘到身体上；在图腾部落内人们深信他们和图腾动物之间乃是源自相同的祖先。”[1]图腾与人同体，最早大约是以画身画脸的形式出现的。《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雕题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郭璞注释说：“点（黔）涅其面，画体鳞采，即鲛人也。”雕题国流行的画体画面的习俗，是把身体画成鳞甲以模仿龙蛇即图腾形象的样子。在身上脸上绘画，而不同于稍后兴起的刻痕与文身。雕题国，可能是原始时代居住在我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一些族群。这一地域后起的许多原始民族，包括东夷族群、濮越族群，也都是曾经保留着画体或画面这类装饰风俗的。《太平寰宇记》里说：“其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这么大范围内的老百姓全部画脸画身，可见不仅仅是风俗，至少应有一种带有威慑力量、唤起敬畏情绪的图腾才可造成如此整齐划一的效果。不少考古学家认为，早在6000年前的半坡先民的鱼纹人面图（图3-2），就是画脸的图腾扮饰行为。

古代西域的一些民族曾是画身民族。《隋书·西域传·女国》记载：“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改之，人皆披发，以皮为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男女一日之中能够多次改变脸上的画图，是因为图腾有个人图腾、家族图腾、部落图腾以及部落联盟图腾等多样化的层面，也许这些浪漫乱婚的男女为了邀宠，为营造彼此认同的亲和氛围，便为不同的情侣描绘不同的图腾画面。也许因一个人归属是多层组织而拥有多种图腾对象。现代不少出土文物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在我国西北边疆的阿尔泰3地区出土的古代酋长大墓葬干尸，“身上绘有纹饰，非常美丽，手、胸、背和脚上，都绘有真实的和幻想的动物形象”。[2]

据《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吐蕃族也是流行画面的民族，松赞干布迎亲时“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即松赞干布）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以释毡裘纨绮，渐慕华风。”又载：“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而衣服皆黑。”对这一现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也记载：“其国人皆以赭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新唐书·吐蕃传》也注意到这一风俗：“部人处小拂庐，多老寿至百余岁者，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这里画面的赭色，有学者认为这与吐蕃民族所崇拜的图腾猕猴的面孔颜色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神话中认为吐蕃族是猕猴和岩妖魔女结合而繁衍的后裔。“赤色、红褐色是猕猴脸色的特征，奉猕猴为祖的吐蕃人为了让猴祖认识自己，同时也为了与其他客观存在民族相区别，表明自己是猴族，于是模仿猕猴的形貌和行为，用赤色、红褐色的颜料在脸上涂成像猴一样的红脸。”[3]这里画面的文化动机应该是图腾崇拜的一种行为和标志；人们基于求安全的心理通过面部涂彩向图腾祖先、图腾亲属形象认同，目的在于祈福消灾——避免图腾祖先可能会产生的不认识或不承认的误会，消除可能产生伤害的危险。从这一观点出发，历史上类似的一些不易解释的现象就可迎刃而解了。据宋孟珙《蒙鞑备录》记载：蒙古族先民“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至今不改也。”又彭大维撰《黑鞑事略》徐霆疏：“妇女真色，用狼粪涂面。”用黄粉或狼粪涂面并非着意肮脏，而是狼图腾的一种崇拜仪式。

国外也有不少类似现象亦可参照或重新评判。普列汉诺夫曾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写道：

在非洲，一些从事畜牧的黑人部落，认为给自身涂上一层牛油是很好的色调。另一些部落，为了同样的目的，却喜欢使用牛粪灰或牛尿。在这里，牛油、牛粪灰或牛尿是财富的招牌，因为它们是只有有牛的人才能用来涂抹的。也许牛油和牛粪灰比木灰能够更好地保护皮肤。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从木灰过渡到牛油或牛粪灰，是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是由于纯粹实用的考虑。但是过渡一旦完成，用牛油或牛粪灰涂抹的身体，比起用木灰涂抹的身体来，就引起人们更愉快的美感。然而还不止如此。一个人使用牛油或牛粪灰涂抹自己的身体，就明显地向亲友证明，我并不是不富裕的。在这里，也很明显，提供这种证明的普遍快乐，是先于看见自己身体涂抹一层牛粪灰或牛油的快乐的。[4]

普氏指出的现象值得注意和研究，但他的解释有些简单肤浅，以现代实用意识笼罩全部。其实这一现象的深刻意蕴在于，这是游牧民族图腾同体的表现方式，或者说是远古牛图腾仪式的近现代遗留与印痕而已。

有不少学者通过社会调查，认为画脸、画体源于祖先崇拜。[5]这是对的，因为图腾崇拜就是最初的祖先崇拜。流传至今的一些古老风俗也可提供有力的旁证和参照。例如，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土族村，于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祭山神，村民们在法师带领下到山神庙，接受神意后，由八个满身画满虎纹的半裸青年，跳着仿虎的傩舞进入村庄，翻墙越房直入院中为各家驱鬼逐疫，直到傍晚前听到枪声，“老虎”跑到河边的大井、水窟洗去身上的虎纹，整个活动才告结束。[6]

与之相似，云南省彝族兴行的祭祀图腾祖先虎的虎节礼仪中，全村选出一批健壮男子扮演虎的角色，他们身上、脸上都画着虎纹。“用占卜的方法选出的八个男子汉，都一致向（虎）神谢恩献酒。并由‘朵西’（祭司）用红、白、黄三色泥土和黑锅烟灰为他们一一画脸、文身，披以用黑毡子扎成的虎皮，装扮成虎，然后再次下跪于神座前”。[7]这种给精心挑选出来的人物身上、脸上描绘虎纹的行为，无疑是以虎为图腾的远古崇拜仪式的现代活化石。

这大约是人类跨向扮饰的重要一步。图腾物原应是外在的对象，是遥远的神秘变形的祖先，是有着超自然力量的生命佑护者。人们向它致敬谢恩是为了祈求安全与幸福，而将内心的憧憬与祈愿寄意于身外的图腾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步演变为由自己来扮演图腾物，即与图腾物同体——自己是图腾物，图腾物也就是自己。这样一来，一方面使祈求内容更易与生活内容联系起来且更易与图腾神沟通；另一方面在扮饰者那里遂有了超凡入圣的升华感与自豪感。加之被画身、画脸者的亲身参与感，使得他们渐渐乐此不疲而推衍开去。

何星亮先生在《中国图腾文化》一书中认为，图腾文化是中国文化最基层的文化。最基层者，仿佛高楼的地基，仿佛大树的根系，仿佛江河的源头，后来的一切当由此生发而来。若顺着这一思路延伸开去，笔者认为似乎可以说，最初的画身、画脸图腾艺术，是人类文化初萌期的“元艺术”，不只是服饰与化妆，一切艺术应当从此生发开去。这里需要一种富有穿透力的历史眼光和发展意识，否则就会出现种种误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画身、画脸继续以图腾文化的氛围，向艺术、向生活领域全方位地渗透和投影，最终会在漫漶风化中消失，而纯形式的直系承传也难免理性化和世俗化，这可以具体说到化妆，如后来的文身，后世的画眉（杜甫诗歌描写的贵妇人“淡扫蛾眉朝至尊”；朱庆余诗中新娘倚在新郎身边“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情景；以及杜甫看到小女儿恨铁不成钢的“狼藉画眉阔”等）、画唇、额黄（《木兰辞》：“对镜贴花黄”，唐五代诗词中的“半额微黄金缕衣”、“额黄侵腻发”等）、花钿（亦称花子、媚子，是将各种花样贴在眉心的一种装饰）、画颊（用丹或墨在颊上点点儿的一种装饰，点出的点儿很像一颗痣，如美人痣之类）等实用美饰似应从此而来，但那却是亲切甜媚的姣好与美感，没有了原始先民那种图腾画身、画脸的神秘性和崇高感，如同纯装饰的图案以清爽的形式从图腾及原始宗教内容演变而来，成为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的装饰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