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荒时代的一色独尊：红色崇拜

从考古发现来看，距今两万年左右，我们的先民，北京山顶洞人就对红色情有独钟。

20世纪2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图2-1）有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据当事人记述：

发现了完整的人头骨三个、躯干骨一部分。在躯干骨之下有赤铁矿粉粒，还有装饰品和石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埋葬死者时洒赤铁矿粉的习惯……在最下部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了一块人的上腭骨……除装饰物外，我们还发现了鲕状赤铁矿碎块，其中有两块似人工从中间剖开，还可以合在一起。它们表面有并行的纹道，表明当时的人们从上刮下粉屑，当作颜料使用。因为我们发现一块椭圆形砾石，表面被染成了红色。另有一块鲕状赤铁矿石碎块，一头磨得很圆滑，很可能它被当作画笔使用过。[1]

从中可以看出，我们远古的先民不仅用赤铁矿染红所有装饰品，而且在尸体周围遍撒红粉。这被考古学界、美学界公认为是以红色为神圣之色的图腾现象。

并非仅此一例。在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以及许多早期制陶文化中，最早出现的彩陶纹样是用红色的带纹和弦纹在饮食器具的口沿涂上一圈，这类纹样占早期彩陶的90%以上，分布遍及今天的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湖北、四川等地，迁延时间约数千年。如山顶洞人那样在死者身上或墓穴里涂撒红粉，到新石器时代更为流行。如仰韶文化的元君庙墓葬中，尸骨涂抹的红色颜料历历在目。同时，在西安半坡、洛阳王湾、永昌鸳鸯池、胶县三里河、曲江石峡、黄梅塞墩、襄汾陶寺、西夏侯、柳湾等墓地也先后发现尸骨上遗留有红色颜料。除尸体上撒抹红粉之外，不少墓葬填土中也掺入了红烧土颗粒，如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及大汶口王因、岗上、大汶口、西夏侯、景芝等墓地。如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M29是一座用红烧土铺砌墓底的土坑竖穴墓，墓内所葬一位少女前额涂着大片红色颜料。有的却在葬具或随葬品上涂抹朱红，如大汶口文化呈子墓地的一些棺椁在底部涂有朱红色；大汶口墓地出土的一些龟甲也涂有红色……红色崇拜似乎成为强大的思维定式，似乎构成了悠久的传统。这就耐人寻味了：在那天地万物以自然生态存在的时候，天蓝蓝，地黄褐，云洁白，树青绿，可是我们远古先民为什么偏偏对红色情有独钟呢？

事实上，这一远古之谜倘置于现在的环境下是很好理解的。科学实验证明，在各种色调中，红色更能给人视觉感官以较为鲜明强烈的刺激。西方一些色彩学家认为，任何一种颜色的华美程度都无法与红色相比。无论是直接印象与感受，还是超越时空的想象与联想，都是如此。红色，尤其是橙红色，引起了歌德在《色彩学》中深深地感叹：

橙红色！这种颜色最能表现力气，无怪乎那些强有力的、健康的、裸体的男人都特别喜爱此种颜色。野蛮人对这种颜色的爱好，是到处彰著的。

如果说对红色的爱好是一种原始的爱好，那么原始的爱好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现代自然也会有着根深蒂固的表现。事实上，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谈到了自己这方面的发现：

我们只要留神察看我们的小孩，就可以晓得人类对于这一颜色的爱好至今还很少改变。在每一个水彩画的颜料匣中，装朱砂红的管子总是最先用空的。

更多的资料告诉我们，不只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对红色情有独钟。格罗塞经过调查研究指出，在一些原始的土著中，当一个孩子长大成人，被接纳到成人行列、举行接纳仪式时，就要接受人们用红色给他画身，其他参加庆祝仪式的人们也要涂上红色，以此表示被接纳者进入生命旺盛时期。同样，类似于山顶洞人的做法，世界不同地域的原始人也用这种颜色表示退出生命，如那林伊犁人在死后也用红色矿土来装饰尸体。

尽管现代科学实验证明，新生婴儿首先会对红色敏感产生注意，尽管生命个体的童蒙期与人类童蒙期的心理模式的某种同构关系使我们在联想、想象中有所感悟，尽管异域远古及现代的原始部落种种类似特征可以作为重要参照，但我们还是更愿意追溯既往，试图以最大限度的联想与想象，来揣摸和理解地老天荒时代山顶洞人所关爱、所依托、所创造的形式与内涵。显而易见，在缺乏一定的科学文化积累，处于相对历史蒙昧期的先民那里，能有意为生者染红饰物、为死者抹撒红粉，就不只是对红色的生理感受，而是有着充分的神话巫术礼仪符号，尽管附着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种种神话巫术礼仪为流逝的时间所风化、所剥落。

似乎可以说，在我们的原始先民那里，一切观念的获得都需要在生活直觉中条件反射般地萌生，而这种种观念从萌生到相对定型成为一定的认知模式，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历程。让我们神驰远古，心游万仞，猜测和想象那石器时代种种可能的感觉与思维模式吧：

也许是一次无意中发现，是熊熊火焰让腥臊难咽的肉食突变为香味四溢的美味佳肴，人们便震惊于火红色那神异的功能和独特的魔力；

也许先民在寒夜感恩于火光那红艳艳的温暖与明亮；

也许因点燃火把或篝火，顿使一些令人恐怖的动物惊慌逃匿，人们从而悟出了红色呵护的功能和非凡的威力；

也许在为生存而出击的狩猎或战斗过程中，石掷棒击使得兽血喷溅或敌人血水成河，那刺激的红色自然意味着恐怖威胁的解除，胜利的获得，安全的预告，生存食品的保障，特别是成为自己可炫耀的英雄胆略与力量的验证；

也许在无数次新生儿临盆的血光中，人们看到鲜红色与新生、与生命的期待、与未来的寄托竟如此浑然一体而密不可分；

也许血液流出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结束，那红色便可能被视为生命的象征与显现；

也许在原始先民看来，能够推走黑暗恐怖的夜晚，迎来令人眼界开阔、行动自由的白天的，就是那冉冉升起的红彤彤的太阳。红色不就是光明的使者，自由的开路者么？或者因感激太阳的恩惠，想直观太阳的形象，寻觅太阳的秘密，谁知太阳可仰望而不可逼视，而闭着眼睛却能如此真切而鲜明地感觉到那红色的明亮与辉煌；

甚至从山顶洞人那为缝缀服饰而创造的骨针中，可以想见先民们有意保留兽皮上的血痕，以红色象征自己拼搏的勇敢和血战的业绩；

也许在山野游玩中那花朵鲜艳的红色有着醉人的芬芳，特别是那说不出的亮丽与美感；

也许到处采拾野果的先民在反复品尝中发现，许多青绿的野果往往苦涩，而一旦染就红色就香甜可口，成为填充辘辘饥肠的美味佳肴了……

由此看来，红色并非静态优雅的色彩观照，而是近乎终极关怀般笼罩着生命的全部内容。仿佛天地自然与山顶洞人全方位对话的象征与暗示，也许在丧葬之仪上红色便成为最庄严丰厚的祭献与赠礼，也许因之带来的恰是狂热奔放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也许这些猜测难以坐实，即使后世还有红太阳崇拜之类的神话作为延伸和补证。但无可怀疑的是，在那鸿蒙之初，在那地老天荒的年代里，我们的先民对于红色就有了串通生死两界、覆盖生活全部内容的神秘感受。显然，理性思维自不能承担这一文化创造任务，只有万物有灵的神话思维参与策划运作才能顺理成章。

对此，李泽厚从文化哲学意义上论述道：

追溯到山顶洞人“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带、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特定的人类（社会）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是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2]

是的，虽然说这里曾有过的原始先民神话巫术礼仪等神秘“软件”杳然无存，但那赫然在目的出土文物——那一个个“硬件”却响亮地提醒世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红色崇拜的文化基因在这里开始孕育了。这无疑可视之为中华民族横穿东西南北，纵贯古往今来的红色崇拜之源。谁能说这不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的萌动呢？尽管在今天看来，它仿佛天边一样遥远，仿佛月色薄雾那样的朦朦胧胧，而且处于那么不起眼的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