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

起初，县尹对刘伯温很器重，不过很快就对他的言行举止表示不满，认为他书生气太浓，完全不接地气。最令县尹和达鲁花赤难堪的是，刘伯温经常不顾及诸多同僚以及上司的颜面，挖自家墙脚，做官不想着怎样守住摊子，多捞些钱，反而总想着为老百姓做事，这让县尹和达鲁花赤很不舒服。没多久，刘伯温就被同僚打上“此人不可交心”的烙印，被孤立起来，得不到重用。

刘伯温初入官场，仅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做事，处处受到其他人的冷遇，此时的他心智并未完全成熟，一心要办几件有利于民生的事情，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初到高安时，虽然他的官职不高，但毕竟也是个领导，自然就有人对他献媚，同僚之间也互相吹捧，称兄道弟。刘伯温认为这些人都很好，但一提出要办几件实事或者是提高部门工作效率时，他便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在林林总总的借口、托词和踢皮球之中，他所有的工作计划都变成了纸面上的文章，完全是空谈。他渐渐发觉，那些和自己关系友好的同僚总是悄悄议论自己，就像看着可怜虫一样看着他孤独地表演。

刘伯温在他的《行路难》中对这种诡异的人际关系的评价是：政治场和官场中的友谊是绝对靠不住的。人际关系上的恶化让他显得力不从心，也对官场有了厌恶。

瑞州路下辖两县一州，除高安县外，还有上高县和新昌州（今江西宜丰）。高安与临江县（今江西清江）比邻，临江社会治安状况很差，时有恶人恶事牵连到高安的治安。刘伯温在《送伊克纽尔（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管谢病去官序》中借题发挥，激愤地说：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与临江邻。临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执鞭以为业。根据蔓附，累数百千辈，以鹰犬于府县。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祸。官斥弗任，则群构而排去之。狱讼兴灭，自其喜怒。有诉于官，非其徒为之所，虽直必曲；获其助者，反是。百姓侧足畏避，号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谓其部党众而心力齐也。”余每闻而切齿焉，无能如之何也。

文中记载：临江县的“虎狼之卒”和鹰犬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沆瀣一气、为害一方。刘伯温对此十分气愤，他想抓捕这些为非作歹的恶人，无奈临江不归属他治理，虽然切齿之愤，实则无可奈何。临江如此，由此亦可推想包括高安在内的整个瑞州路的社会治安状况都不会好到哪去。

县尹和达鲁花赤等人对刘伯温的愤慨之情心知肚明，他们非常想排挤走刘伯温，却抓不住他的把柄，就隐忍不发，等待良机。别说，机会还真的出现了。

新昌州有桩人命官司，初审业已裁定结案，而原告不服，上诉至瑞州路。因为此案的原告乃地方豪强，而被告一方为蒙古人，所以谁也不愿去接这样棘手的案子。县尹等人立刻察觉到这是个天赐良机，便提请瑞州路总管抽调年轻有为的刘伯温复审此案。瑞州路总管对刘伯温的能力和胆识早就有所耳闻，当即准许。

刘伯温一向对恶势力“每闻而切齿焉”，因此并不推让，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这一案件的复审。他不畏强御，取证调查，秉公执法，还真把案子翻了过来，导致初审官被革职，被告方被法办。其结果自然是得罪了初审官和被告一方，当然也损害了当地蒙古当权者的利益。为此，高安、新昌两地的豪强势力联手状告刘伯温，欲置之于死地，幸亏“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

刘伯温在高安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垢污，但是他依旧奉行“大路不平有人铲”的原则，不肯放弃原则。这么一来，刘伯温就成了官场中的异类。据黄伯生为其写就的《行状》（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记载：刘伯温任高安县丞，“以廉节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神道碑铭》亦有类似记载）。

刘伯温的确保持了一个廉洁奉公、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的“廉吏”形象。民间文学作品中至今传诵着他以“除恶安良”为题材的惩治贪污腐败官吏、公正断案、为民申冤做主的廉政小故事，为他赢得了“刘青天”的美名。

可是，再好的官也难敌官场黑暗，刚正不阿的刘伯温终于发现元末官场的黑暗，他有了切身的体验，同僚的掣肘，豪强的猖獗，不法分子的横行，使他感慨良多。内心的烦恼无处发泄，他只能将思绪寄托在字里行间，五年后，他曾创作一首诗回忆这段岁月：“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情事疏。风尘奔走仅五稔，满怀荆棘无人锄。”

刘伯温的一句“满怀荆棘无人锄”，留下了锄恶未尽的遗憾和对窘束官场的失望。这一声叹息，既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感慨，也是对元帝国的腐朽表达了担忧。五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对刘伯温来说就是一场噩梦，让他见识到官场行路之难。

不过，刘伯温还是收获了一些人间温暖，在高安的五年中，他结交了许多才华横溢的朋友，这让他聊以慰藉。在“卓荦多豪英”的“西江大藩地”，他和李爟、郑希道、黄伯善兄弟等成为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做诗填词，赠答唱和，留下许多佳作。

刘伯温写了一首《寄江西黄伯善兄弟》，表达自己对这些朋友的感情：

我思美人，乃在洞庭之阳，彭蠡之阴。冲波亘天三百里，离恨比之应更深。扬澜咆哮左蠡怒，白日惨惨玄猿吟，欲往从之愤余心。鼋鼍臲卼，不可以驾风摐摐兮雨淫淫。望厌原之飞烟，邈匡庐之高岑。霞标日观矗南斗，石门双阙撑敬嵚。虹旌兮翠羽，昌容兮凤凰，舞荍衣兮茞襟，玉笙吹兮紫鸾音。望不见兮悲莫任，江水湛湛愁风林。西来文鱼曾到海，愿寄笔札逾兼金。

刘伯温将内心的不快写成文章，与知心朋友共享，这些诗词缓解了他的压抑和不安，在朋友的劝谏和寄情于诗文歌赋中，他不断地修复受伤的意志，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不肯同流合污，力求出淤泥而不染。虽然刘伯温处处谨记自己的做人原则，但毕竟是宦海沉浮，而“宁知乖圆方，举足辄伤趾”，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是举步维艰，幸好遇到这些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即便和他们别后二十余年，刘伯温还与他们“梦中相见道旧好”“觉而忆其人，不知今存与亡，因记其诗属为词，以写其悲焉。”可见，高安的官场经历对他的刺激程度之深，以致若干年后依然午夜梦回，难掩当时的落寞与孤愤之情。

虽然很想在官场大展拳脚，但是刘伯温却很不得意，几番受到同僚垢污之后，不免产生有志难酬的愤感，进退维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