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题名

到了元朝中后期，皇帝更换频繁，权臣猖獗，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国势不隆，民间暗流涌动，反元势力和思潮日渐增多。在这些因素的助推下，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意图求变，他锐意变革，推行了一些利于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来平衡汉人、南人（南方的汉族人）精英人士的不满。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上书，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辞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辞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

中书省官员极力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为了广揽人才，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实行延祐复科，恢复科举，以便吸引汉人中的精英为元朝所用，并颁下一道诏书。

这位有作为的皇帝在诏书中说：“唯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辞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消息传出，立刻引发轰动，这让天下众多苦读诗书的汉人有了晋升的途径和机会。

延祐二年（1315年），元帝国首次开科取士，以后三年一次，直到元亡。元朝共举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简称“元十六考”），考中进士者共计1139人。此后，元统治者也适应形势，开始尊崇孔子，并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大元的官方思想。刘伯温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为大元帝国的一名进士的。

在元统元年（1333年）的科举考试中，刘伯温在大榜上排名第二十六名，在汉人、南人榜上排第二十名，前六名自然是地位高高在上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了。即便是这样的结果，也足以让刘伯温欣喜若狂了。

刘伯温发挥出色，两篇文章都写得极为精彩，受到主考官的一致好评。所幸的是，刘伯温在这次考试中的两篇大作均保存在《诚意伯文集》中，估计是考试结束后他凭借超绝的记忆力重新誊写的，从中我们可以饱览其精妙的文采，现在选其中几句与大家一起欣赏。

其中有一篇抒发胸怀的文章叫《龙虎台赋并序》，刘伯温在《龙虎台赋并序》中发自肺腑地说：“我真是碰上了好时候，遇到的当今皇帝是绝无仅有的圣人（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所以，我如果真的能考中，必然为皇上和祖国效尽浑身力气，百死不悔。”可见，此时的刘伯温对元朝统治者十分尊崇，文中歌功颂德，极力表现忠诚，他希望成为皇帝的得力臣子，为大元奉献终生。

而另一篇彰显其文化功底的《春秋义》，则是刘伯温多年研读《春秋》的结果，可以说驾轻就熟，许多书中记录的历史年份和些许数据手到拈来，其超强的记忆力在此文中可见一斑。文中表示了对楚国不守王道、好用武力的强烈不满，同时对《春秋》一书明华夷之别以及对楚国称谓的变化均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从文中数据运用之丰富、材料列举之全面来说，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篇在考场上的短时间内完成的作品，倒更像是把平时的作文又默写了一次，最多做点局部调整。他总结道：《春秋》谨华夷之辩，楚则中国之变于夷者，故上不使与诸华等，下亦不使与夷狄均，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强则罪其猾夏而威之以刑，圣人之情见矣。

刘伯温的观点让主考官耳目一新，对他的文采很是折服，这个年轻人为昏昏欲睡的元大都文坛带来了一股无比清凉之风，成为考场上的一匹黑马。

最终，刘伯温不负众望，取得了进士功名，还有幸得以上朝觐见大元皇帝，开了眼界，这让他有了位及权臣的极度渴望。

富有天下的元帝自然有开天辟地、降龙伏虎之霸气。元大都对于历代元帝而言，是御辇之所在，坐镇其中，可以雄视天圆地方、山清水秀：“居天下之中，以号令四方。”甚至在召见臣子的过程中，元帝也很讲究这种君临天下的自我感觉：“不论大汗坐在哪一殿堂之上，总要依照一定的惯例。他的桌子安放得比别人的高出一大截。他坐的位置是在大厅的北端，面孔朝南，他的正妻坐在左首。右侧坐着他的儿子和侄儿们，在座的也有其他皇室成员。这些人只是坐得更低，低到他们的头与大汗的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其他一些王侯们坐在更低一些的桌子旁。大汗的侄儿们的夫人和其他一些女眷坐在大汗右侧较低的桌旁，再下面便是王侯武士们的女眷，每人都坐在大汗为他们指定的位置。这样设置桌子，是为了皇上能够看到所有的在座者，看到每个人……”（《马可·波罗游记》）

和所有科举及第的汉人、南人考生一样，刘伯温十分感谢天子的恩宠和召见，愿为元廷尽忠。此时处于热血青春时期的刘伯温开始在多个场合阐述他的政治谏言，大多是提倡皇帝及朝廷勤政爱民、廉洁公正、任用贤才。可惜这些表达忠心和志向的誉美之辞只能落在语言交流上，元帝根本无法得知他的锦囊妙计，他的政治意图很难在现实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