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都市

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儒生奔赴大都赶考得提前一两个月动身，距离远的甚至提前三个月或者半年，以便在举业上与同道者有更广泛、深入的切磋，亦可利用此段时间经人引荐去拜谒元大都的硕儒、名师、高官等，做些考前“名师导读”之类的公关工作。

青田与元大都远隔千山万水，非一时半刻能抵达，所以刘伯温至少在至顺三年（1332年）年底就应该和青田老乡叶岘（青田富川人）、徐祖德（青田石帆人）一同启程赴京城会试去了。年轻人结伴而行，互相激励，一路上吟诗作对，对月饮酒，好不热闹。

当风华正茂、志在必得的刘伯温风尘仆仆地伫立在元大都的繁华街头时，他的内心无疑是空前震撼的。

大元帝国富有四海，普天来朝。元帝国当时的疆域：北到北冰洋沿岸（包括西伯利亚大部），东北至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鄂霍次克海，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中亚，全国划分为由中书省所直接管辖的首都附近的京畿地区（即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由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所管辖的吐蕃地区（今西藏），以及10个行中书省（分别为陕西、辽阳、甘肃、河南、四川、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岭北行中书省）。此外，元帝国还有众多藩属国，比如高丽、锡金、不丹、缅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其中高丽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还是两个直属的藩属国，分别建立征东行省与缅中行省。不仅如此，元帝国还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等三大汗国的宗主国，其势力远远蔓延到欧洲地区，成为横跨欧亚的一个超级帝国。

一路行来，刘伯温不仅被元朝空前辽阔的疆域所折服，更是被车水马龙的元大都风采所征服。元大都是一座开放性的国际大都会，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语言的外交使节、传教士、商贾、雇佣军人、匠人与工程师、自助旅行者等纷纷云集。

《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这样写道：“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例如一种住所指定给伦巴人，另一种指定给德意志人，第三种指定给法兰西人……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

通过马可·波罗的回忆可以发现，元大都在规划中十分注意促进商业的发展和民居的配套，所谓的时尚会所、星级酒店、使馆区、外贸市场、米市、面市、鱼市、鹅鸭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等，自然还有妓院、赌馆等固有场所，这些在元大都时期就普遍存在了。

整个大都还有完善的城市系统、发达的给排水系统，水涵洞、下水道一应俱全，无论下多大的雨，元大都都不会内涝。元大都创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规范。它三重城垣、前朝后市、左祖右社，有九经九纬的街道和标准的纵街横巷制的街网布局，成为宋以来城市发展的总结，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置身大都，处处人声鼎沸，人来人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不同语言系统与宗教信仰的人们远道而来，拜谒面圣，那种万国来朝的盛况无法用语言来描绘。

世界范围的几大古老文明，像河流一样在元大都交汇、碰撞，使得元大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不仅扩大了版图，而且扫清了沿途各国边境线的障碍，疏导了东西方的交通，恢复了自西汉以来的响彻驼铃与洒满花雨的丝绸之路，这条路成为源源不断地为元大都提供营养的脐带，元大都仿佛是一个世界商品展销会的大舞台，又是一座凝聚文明成果的国际大都市。

“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会集中在这个城里，……凡有值钱的东西也要运到这里，以满足来大都经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车……在都城的附近有许多城墙围绕的市镇。这里的居民大多依靠京都为生，出售他们所生产的物品，来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马可·波罗游记》）。”

元大都是元帝国管理天下的中心，为了方便管理广袤的国土，自忽必烈时起，元就已开始行汉法，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例如设立了中书省和司农司等一系列专司机构，使用汉人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并在朝中任用了大批儒臣，包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元大都就是在刘秉忠等人的设计、规划下建成的。此外，大元还建立了儒户这个户籍来保护和优待汉族的读书人。

这些不过是表象，元朝统治者骨子里却担心自己被汉化，因此对汉文化并不是很推崇，像辽国、金国与西夏以及后来的清朝等王朝，他们为了提升本族文化，积极的吸收中华文化，逐渐被汉化，然而元朝统治者对汉文化不甚积极。他们主要是维护本身文化，同时采用西亚文化与汉文化，并且提倡蒙古至上主义，来防止被汉化。例如他们提倡藏传佛教高过中原的佛教与道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儒者的政治地位其实并不高，而且元朝建立后很长时间没有举办科举的实际行动。一些汉人进入朝廷只是凤毛麟角，那是为了安抚汉人做做样子。

元朝统治者这种故步自封、排斥异己的行为让宋朝遗民极为不满。在元初，汉人就分成了合作派与抵抗派。

合作一派是华北儒者如耶律楚材、杨奂、郝经与许衡等人，他们主张与蒙古统治者和平共存，认为华、夷并非固定不变，如果蒙古统治者有德行，也可以入主中原。他们提倡安定社会，保护百姓，将中华的典章制度带进蒙古族，以教化蒙古人。

抵抗派是江南南宋遗民的儒者，如谢访、郑思肖、王应麟、胡三省、邓牧、马端临等人，他们缅怀南宋故国，坚持气节。在无力起义反元的大形势下，为了抵抗元廷，他们采取隐遁乡里终生不愿意出仕的方式，以著述书籍为业，将个人思想化为书中主旨，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汉人儒者。

这两派的代表人物针锋相对，各自著书立说，发展到最后迫使元帝国不得不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