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后，一些军人及眷属陆续离开了仓库。只剩下我们这些没有去处的散民。
这天早饭后，一个长官拿着话筒把我们召集起来。
非常抱歉，我也是刚接到上峰的命令。前线军情吃紧，这个仓库要征为军用。克难时期，你们要体谅政府的难处......禾禾
说来说去，他是想让我们离开这里，各找生路。
有人当场承受不住捂脸哭了起来，人们议论纷纷。
我的钱财都留给共党了，我什么都不会干，以后怎么活呀？
我跟着你们走了这么远的路逃了过来，人生地不熟的。现在你们一句话就撒手不管了，这不是让我们去要饭吗？
要饭？我们都听不懂人家说话，恐怕连要饭也没有资格。
不至于吧。台湾这么大的地方，还找不到一碗饭吃？
应该不至于。即便有了饭碗也要自己端才行。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都有手有脚的，饿不死的。
在那边不还是自己养活自己。就是住是个大问题。
对呀，这里不让住让我们住哪里？难道住窝棚？
长官说：
住窝棚有什么不可，连国军都住窝棚呢。
我第一次听说窝棚，便问：
什么是窝棚啊？
阿姨说：
就是用木板搭起来的房子。
父亲说：
那我们也搭窝棚住。走一步看一步，我们总不能一辈子住窝棚吧。
这样，我们同其他一些人搬离了仓库，在基隆城边的一个山坡下找到一块地方，搭棚栖身。
窝棚是用废弃的木板和砍伐的竹子搭建的。能遮光，却不能避雨。
这是我们来台湾的第一个家。
阿姨依然跟我们在一起。这小小的窝棚除了睡觉以外，别无他用。做饭、洗衣都在窝棚外，也都由阿姨来做。
之前住仓库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扭捏地接受她为我们做的。现在变得自然了，她俨然成了这个家的一员。正是有了她，父亲才有空闲出去找职业。
相处时间长了，我们对她便有了新认识。比起父亲，她其实很随和。
搭窝棚板材不够用，她就一家家拜访，每次总能搜罗到人家剩下的材料。建炉灶锅台没有工具，她就借来铁锹、瓦刀。
她总能同人家搭上话，在说笑间就接受了别人的帮助，还一点不觉得别扭。
跟人家熟了，几个太太还经常到我们这里走动，有时还接济我们。这个太太给我们端碗米饭，那个太太给我们手中塞把糖果。洗衣用的脸盆、肥皂，做饭用的锅铲，吃饭用的碗筷，她都可以借来用，人家也都乐意借给她。
她也很乐意帮助别人。哪个太太病倒了，她跟我们交代一声就赶过去照顾；哪个太太出门带孩子不方便，也会将小孩交给她照看。
窝棚简陋，却给我们带来了家庭生活，让吃饭睡觉有了着落。
我们还有了邻里关系。窝棚外，我们孩子在嬉戏打闹，女人们在说着家常，生活的乐趣在一个个窝棚间传递。比起刚下船时的迷茫，我们已尝到真实的安定。
更让人提神的是父亲在外的奔波也有了结果。一天，他终于在台北的一家纱厂，遇到一位做厂长的旧友。
他姓赵，我们都喊他赵叔叔，在上海时曾是父亲的老客户，他的厂正需要一名会计。
双方一拍即合。父亲被他聘用了，我们也搬到了台北的工厂宿舍，算是有了一个能遮挡风雨的住处。
宿舍在厂区内一座小楼的三层，只有一间，大概有8坪大。
我们刚到这个宿舍时，阿姨没有进门，手扶着门框站着，不停打量着这个屋子。里面只有一张木床。
父亲看出了她的尴尬，忙说：
不要紧的，你和他们睡床上，我打地铺睡。
他看她还在犹豫，便吩咐妹妹：
家洁，过去，请太太进来。
家洁便走过去，拽着她的手：
阿姨，和我们一块住吧。
家辉也说：
阿姨，我们睡一张床。
她这才进了屋。
床太窄。父亲到厂区又搬来一条长板凳放在床边，上面铺上褥子和床单。我们就有了一张大床。
晚上，她还是搂着小弟睡。父亲则在靠窗的地方铺上一层纸壳作地铺。
厨房是几家共用，每隔一段时间厂里还会发一些米、面、菜之类的食物。东西不多，基本的吃穿仍要从外面购买，也仅能吃饱而已。可我们一日三餐变得从容了。不像住窝棚时吃了上顿饭，还要为下顿饭操心。
阿姨也在这里结识了几个纱厂女工。一来二去，她就有了做工的想法。
她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父亲：
我不能总这样闲着，多一份工钱总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父亲愧疚地说：
你为这个家这么操劳，我怎么好意思再让你出去做工。
你过奖了。你看看这个家，就是我想做，又能有多少事情呢？
父亲拗不过她，找到了赵厂长，他爽快答应了。说好先在车间做打扫，等培训后就上机做挡车工。
一切都在步入正轨，一切都如意起来。
她上工的前一天晚上，父亲买回了酒菜，为她也为自己庆祝。餐桌上第一次有了碗盘的叠加，酒水的烘托。尽管饭菜寡淡，可这一顿饭，大人小孩吃得很是过瘾。
这天晚上，微风习习。我倚着过道的栏杆，望着万家灯火，觉得身子已深深浸入人间。
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静心。
两个月前，在船上我也是这样倚船而立。那时大海茫茫，内心也戚戚然没有着落。
而现在我们终于安了家。眼前的灯火散发着暖意，暖意催发了我的庆幸：经过这一场跌宕后，我们的命运还不算太差。
我流了泪，泪也是暖的。
我对自己说：
我们在好起来，还会一直好下去的。
可我毕竟是个小孩子，在认知上也是脆弱的。
我们曾为政治亡命于此，可我们仍被这网罩着。
五十年代初，大陆基本沦陷，连海南岛都落入共军之手，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几近中断。
可台湾的国民党并不甘心，还想着有朝一日能打回去。对岸的共产党军队也在做着攻台准备。这个小岛到处笼罩着备战的气氛。
痛定思痛。国民党在内部开始进行整肃，严格审查陆台来往人员，只要发现通共嫌疑，立刻逮捕法办。轻者判刑入狱，重者拉赴刑场枪毙。这个小小的岛屿，几乎每天在枪声中飘摇。
一天，一伙儿便衣闯进厂里，说有一个潜逃的共党分子藏匿于此。经过一番鸡飞狗跳般的搜查，所幸没有搜到要找的人。
可惊魂未定，两天后，几个宪兵又冲入厂区。这次他们不再搜查，而是直奔赵厂长的办公室将他带走。
很快传来消息，说他是共党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党员。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和几位同仁一起饮弹马场町刑场。
我们都呆傻了。
赵厂长，我叫他赵叔叔，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白净的脸上架一副金丝眼镜，说话都有奶油味，怎么成了充满血气的共党分子？
记得我们搬进工厂后，他来过我家三次，每次我们都能吃上从他裤兜里掏出的糖果和巧克力。
那天，他反手被绳子绑着，脸依如以前的白净，神情淡然。
他缓缓走下卡车，惬意地喝了一口军警递过去的白酒，挺直了身子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坦然接受了属于他的一颗子弹。
临死前，他弯腰写遗嘱，那样子也像在办公室写一份公文。连他老婆抱着儿子在人群中喊他，他也只是抬头报之一笑，没留一句话便走了。走得无风无浪。
好几夜我睡不着，躺在床上想他。想象我要是他，我会大声呼喊，会对递过来的酒瓶狠啐一口吐沫，会把那支笔扔在地上用脚狠狠碾碎。
他的平静，总显得同这悲惨格格不入。
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这里面定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父亲含泪说：
那是一种心定。心定也是一种力量。
阿姨也哽咽了：
我不敢看他儿子，我的心脏受不了。
他遗嘱都写些什么，不得而知。
只知自那以后，纱厂交给他的一位表兄经营，再没看见他夫人和一岁的儿子。
可怕的是，接下来轮到父亲了。
他能有什么事情？
说来也简单。他们认为赵叔叔是他的朋友，自然也是他的同党。
在赵叔叔死后一个星期，父亲就被带走审查。要命的是人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从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搜出了一份《光明报》。
那是一份在大学生里流传很广的报纸，是中共的地下组织印刷的，上面充满了对国民党讽刺挖苦的内容。
那是几天前父亲上街时，在路沿上捡到的。其实是地下党故意放在那里的。
我不明白，他从没捡拾东西的习惯，那天，他怎么就弯腰了呢？
我们几个孩子哭喊着扯着他的衣服不让他出门，可怎么扯得住。
阿姨拦在门口冲他们大喊：
你们疯了，连这样的人也要抓，你们头上还长眼睛吗。
那几天，阿姨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到宪兵门外眼巴巴守候。
日子在煎熬中流失，父亲始终没有出现。我们想到了赵叔叔中枪扑地的场景，整天以泪洗面。
到第四天，我们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走出了宪兵大门。尽管他神情沮丧，步伐疲倦，我们都兴奋地喊了起来。
他这次回来却喜忧参半。
还好的是，他们并未查出他有什么嫌疑。
但是审问他的长官是个有心插柳的人。正事没让他满意，他却动了邪念。
他有意同他拉起了家常。话绕来绕去，最后才说：
现在国军正筹备反攻大陆，各方面人才稀缺，尤其是像你这样读书识字，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更是紧俏。
他明白他的意思，他在替国军拉兵。
父亲说：
我一个拨拉算盘拿笔杆子的书生，扛不起枪炮。
那长官摆摆手，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你以为当兵的都是一介武夫，不需要文章笔墨？错了。不让你拿枪，还是拿笔，怎么样？
父亲没有让步：
我这一辈子只见过钱庄的柜台，没见过军营的栅栏。我的腿恐怕迈不进的。
那长官失去了耐心，狠拍了下桌子：
什么混蛋逻辑！告诉你，让你当兵，是抬举你。不然，继续查下去，你的共党嫌疑就露馅了。今天说白了，你是想当国军有一番抱负，还是想当共党特务被一枪打死。
父亲明白，这长官的话虽然混蛋，可绝非戏言。
之前，他就听说有个老师为自己的学生不被强行征兵，找到长官说情，反被长官一枪打死的事。
在这非常时期，人命贱如草，少了一个人没人会感到惊奇。
他想到了我们，才低下了头，流了泪。
他从宪兵的大铁门里走出，却又一脚迈进了兵营，成为一名国军。成为国军，就撇清了共党嫌疑。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他入伍不久，就被任命为国民党联勤总部所属一个粮服库的会计。一年后升任少尉。
我们从纱厂宿舍搬出，搬进了粮服库附近的一个宿舍区，也就是眷村。
生活清苦，可还算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