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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赫的社会并不持久，它的发展就促成它的崩溃。政府既是独裁性质，最后便走上百事废弛与专横的路。

国王把高官厚爵赏给宫廷中的贵族、狎昵的亲信，使布尔乔亚与平民大不满意。这些人那时已富有资财，极有知识，人数众多，不满的情绪越高，势力也越大。他们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在十年混乱之后建成一个民主与平等的制度，人人都能担任公职，普通只要按照晋级的规章，经过试验与会考。

帝政时期的战争与榜样的感染，逐渐把这个制度推广到法国以外，到了今日，除开地方性的差别和暂时的延缓，整个欧洲都在仿效。

在新的社会组织之下，加上工业机器的发明与风俗的日趋温和，生活状况改变了，人的性格也跟着改变。现在的人摆脱了专制，受完善的公安机构保护。不管出身多么低微，就业绝无限制；无数实用的东西使最穷的人也享受到一些娱乐和便利，那是两百年前的富翁根本不知道的。此外，统治的威权在社会上像在家庭中一样松下来了，布尔乔亚与贵族一律平等，父亲也变成子女的同伴。

总而言之，在生活的一切看得见的方面，苦难和压迫减轻了。

但另一方面，野心和欲望开始抬头。

人享到了安乐，窥见了幸福，惯于把安乐与幸福看作分内之物。所得越多就越苟求，而所求竟远过于所得。

同时实验科学大为发展，教育日益普及，自由的思想越来越大胆；信仰问题以前是由传统解决了的，如今摆脱了传统，自以为单凭才智就能得到崇高的真理。

大家觉得道德、宗教、政治，无一不成问题，便在每一条路上摸索、探求。八十年来不知有多少种互相抗衡的学说与宗派，前后踵接，每一个都预备给我们一个新的主义，向我们建议一种美满的幸福。

这种形势对思想和精神影响很大。由此造成的中心人物，就是说群众最感兴趣最表同情的主角，是郁闷而多幻想的野心家，如勒内、浮士德、维特、曼弗雷迪之流，感情永远不得满足，只是莫名其妙地烦躁，苦闷至于无可救药。

这种人的苦闷有两个原因。

先是过于灵敏，经不起小灾小难，太需要温暖与甜蜜，太习惯于安乐。

他不像我们的祖先受过半封建半乡下人的教育，不曾受过父亲的虐待、挨过学校里的鞭子、尽过在大人面前恭敬肃静的规矩，个性的发展不曾因为家庭严厉而受到阻碍；他不像以前的人需要用到膂力和刀剑，出门不必骑马，住破烂的客店。现代生活的舒服，家居的习惯，空气的暖和，使他变得娇生惯养，神经脆弱，容易冲动，不大能适应生活的实际情况；但生活是永远要用辛苦与劳力去应付的。

其次，他是个怀疑派。

宗教与社会的动摇，主义的混乱，新事物的出现，懂得太快，放弃也太快的早熟的判断，逼得他年纪轻轻就东闯西撞，离开现成的大路，那是他父亲一辈子听凭传统与权威的指导一向走惯的。作为思想上保险栏杆的一切障碍都推倒了，眼前展开一片苍茫辽阔的原野，他在其中自由奔驰。

好奇心与野心漫无限制地发展，只顾扑向绝对的真理与无穷的幸福。凡是尘世所能得到的爱情、光荣、学问、权力，都不能满足他；因为得到的总嫌不够，享受也是空虚，反而把他没有节制的欲望刺激得更烦躁，使他对着自己的幻灭灰心绝望；但他活动过度，疲劳困顿的幻想也形容不出他一心向往的“远处”是怎么一个境界，得不到而“说不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这个病称为世纪病，以四十年前〔1820年代〕为最猖獗；现在的人虽则头脑实际，表面上很冷淡或者阴沉麻木，骨子里那个病依旧存在。

我没有时间指出这种时代精神对全部艺术品所起的作用。受到影响的有谈玄说理、凄凉哀怨的诗歌，在英国、法国、德国，风行一时；有语言的变质与日趋丰富的内容；有新创的品种与新出现的人物；有近代一切大作家的风格与思想感情，从夏多布里昂到巴尔扎克，从歌德到海涅，从柯珀到拜伦，从阿尔菲耶里到莱奥帕尔迪，无一例外。

图画方面也有类似的迹象，只要看下面几点就知道：先是那种骚动狂乱的或是考古学的风格，追求戏剧化的效果，讲究心理表现与地方色彩；其次是混乱的思想打乱流派，破坏技法；其次是出的人才特别多，他们都受着新的情绪鼓动，开辟出许多新路；其次是对田野的感情特别深厚，促成整整一派独创的风景画。

可是另外有一种艺术，音乐，突然发展到意想不到的规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我想向你们指出的就是这个特点和现代精神的关系。

这门艺术势必产生在两个天生会歌唱的民族中间，意大利和德国。

从帕莱斯特里纳到佩尔戈莱西，音乐在意大利酝酿了一个半世纪，正如以前从乔托到马萨乔在绘画方面的情形，一边摸索一边发现技术，积累方法。然后，突然在18世纪，斯卡拉蒂、马尔切洛、亨德尔一出，音乐立即蓬勃发展。

这个时期非常有意义。绘画在意大利正好烟消云散，而在政治极端衰替之下，淫靡的风气给多愁善感与讲究花腔的歌剧提供大批的小白脸、弹琴求爱的情人、多情的美女。

另一方面，严肃而笨重的德国人虽则比别的民族觉醒较晚，终究在克洛卜施托克歌颂福音的史诗出现之前，在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圣乐中流露出他宗教情绪的严峻与伟大、学力的深湛、天性的忧郁。古老的意大利和新兴的德国都到了一个“感情当令，表现感情”的时代。

介乎两者之间的奥地利，半日耳曼半意大利的民族，结合两者的精神，产生了海顿、格鲁克、莫扎特。

将近法国革命那个摇撼人心的大震动的时候，音乐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的艺术，犹如在文艺复兴那个思想大革新的震动之下，绘画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的艺术。

这新艺术的出现不足为奇，因为它配合新精神的出现，就是我刚才形容的那种烦躁而热情的病人，所谓中心人物的精神。过去贝多芬、门德尔松、韦伯，便是向这个心灵说话；如今梅耶贝尔、柏辽兹、威尔第，便是为这个心灵写作；音乐的对象便是这个心灵的微妙与过敏的感觉，渺茫而漫无限制的期望。音乐正适合这个任务，没有一种艺术像它这样胜任的了。

因为一方面，组成音乐的成分多少近于叫喊，而叫喊是情感的天然、直接、完全的表现，能震撼我们的肉体，立刻引起我们不由自主的同情；甚至整个神经系统的灵敏之极的感觉，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刺激、共鸣和出路。

另一方面，音乐建筑在各种声音的关系之上，而这些声音并不模仿任何活的东西，只像一个没有形体的心灵所经历的梦境，尤其在器乐中；所以音乐比别的艺术更宜于表现飘浮不定的思想、没有定型的梦、无目标无止境的欲望，表现人的惶惶不安、又痛苦又壮烈的混乱的心情，样样想要而又觉得一切无聊。

因为这缘故，正当近代的民主制度引起骚乱、不满和希望的时候，音乐走出它的本乡，普及于整个欧洲；拿法国来说，至此为止的民族音乐只限于歌谣与轻松的歌舞剧，可是你们看到，现在连最复杂的交响乐也在吸引一般的群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