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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成立与瓦解，像血肉之体一样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衰弱或康复完全取决于社会的本质与遭遇。

中世纪的统治者和剥削者是一些封建主，而每个地方必有一个更强大、更精明、地位更优越的领袖，维持公众的安宁。在大家一致拥戴之下，他逐步把其余的封建主削弱、团结，组成一个正规而能发号施令的政府，自立为王，成为一国之主。

从前和他并肩的一般诸侯，15世纪时已经变成他的将领，17世纪时又降为他的侍臣。

这个名词的意义应当好好体会一下。

所谓侍臣是一个供奉内廷的人，在王宫中有一个职位或差事，例如洗马、尚寝、大司马等等；他凭着这一类的职衔领薪俸，对主子低声下气地说话，按着级位毕恭毕敬地行礼。

但他不是普通的仆役，像在东方国家那样。他的高祖的高祖和国王是同辈，是伴侣，不分尊卑的；由于这个身份，他本身也属于特权阶级，就是贵族阶级；他不仅为了利益而侍候君主，还认为效忠君主是自己的荣誉。而君主也从来不忘记对他另眼相看。洛赞失约迟到，路易十四怕自己动火，先把手杖掷出窗外。

所以侍臣得到主子尊重，被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他和主子很亲密，在主子的舞会中跳舞，跟主子同桌吃饭，同车出门，坐他们的椅子，做他们的宾客。

这样就产生宫廷生活，先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继而在法国，后来在英国、德国以及北欧各国。但中心是在法国，而把这种生活的光彩全部发挥出来的便是路易十四。

现在来考察一下新形势对人的性格与精神发生什么后果。

国王的客厅既是全国第一，为社会的精华所在，那么最受钦佩、最有教养、大众作为模范的人，当然是接近君主的大贵族了。他们生性豪侠，自以为出身高人一等，所以行为也非高尚不可。

对荣誉攸关的事，他们比谁都敏感，伤了一点面子就不惜性命相搏；路易十三一朝，死于决斗的贵族有四千之多。在他们眼中，出身高贵的人第一要不怕危险。那般漂亮人物、浮华公子，平日多么讲究缎带和假头发的人，会自告奋勇，跑到佛兰德斯的泥淖里作战，在内尔文顿的枪林弹雨之下一动不动地站上十来小时；卢森堡元帅说一声要开仗，凡尔赛宫立刻为之一空，所有香喷喷的风流人物投军入伍像赴舞会一样踊跃。

过去的封建思想还没完全消灭，勋贵大族认为国王是天然而合法的首领，应当为他出力，像以前藩属之于诸侯；必要的话，他会贡献出财产、鲜血、生命。在路易十六治下，贵族还挺身而出，保护国王，不少人在8月10日为他战死。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宫廷中的侍臣，所以是礼貌周到的上流人士。国王亲自给他们立下榜样。

路易十四对女仆也脱帽为礼，圣·西门的《回忆录》提到某公爵因为连续不断地行礼，走过凡尔赛的庭院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中。

因此侍臣是礼节体统方面的专家，在难于应付的场合说话说得很好，手段灵活，镇静沉着，能把事实改头换面，冲淡真相，逢迎笼络，永远不得罪人而常常讨人喜欢。

这些才能和这些意识，都是贵族精神经过上流社会的风气琢磨以后的出品，在那个宫廷那个时代达到完美的境界。现在倘想见识一下香气如此幽雅、形状早被遗忘的植物，先得离开我们这个平等、粗鲁、混杂的社会，到植物的发祥地，整齐宏伟的园林中去欣赏。

不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定会挑选合乎他们性格的娱乐。

他们的趣味也的确像他们的人品：第一爱高尚，因为他们不但出身高尚，感情也高尚；第二爱端整，因为他们是在重礼节的社会中教养出来的。

17世纪所有的艺术品都受着这种趣味的熏陶：普桑和勒叙厄尔的绘画讲究中和、高雅、严肃；芒萨尔和佩罗的建筑以庄重、华丽、雕琢为主；勒诺特的园林以气概雄壮、四平八稳为美。从佩雷勒、勒克莱尔、里戈、南伊特和许多别的作家的版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服装、家具、室内装饰、车辆，无一不留着那种趣味的痕迹。

只要看那一组组端庄的神像，对称的角树，表现神话题材的喷泉，人工开凿的水池，修剪得整整齐齐、专为衬托建筑物而布置的树木，就可以说凡尔赛园林是这一类艺术的杰作：它的宫殿与花坛，样样都是为重身份、讲究体统的人建造的。

但文学受的影响更显明：不论在法国，在欧洲，琢磨文字的艺术从来没有讲究到这个地步。你们知道，法国最大的作家都出在那个时代：博须埃、帕斯卡、拉封丹、莫里哀、高乃依、拉辛、拉罗什富科、特·塞维尼夫人、布瓦洛、拉布吕耶尔、蒲尔达罗。不仅名流，所有的人都文笔优美。戈里埃说，当时一个贴身女仆在这方面的知识比近代的学士院还丰富。

的确，优美的文体成为普遍的风气，一个人不知不觉就感染了；日常的谈话与书信所传布的，宫廷生活所教导的，无一而非优美的文体；那已经变作上流人士的习惯。大家对一切外表都要求高尚端整，结果在语言文字方面做到了。

在许多文学品种内，有一种发展特别完美，就是悲剧。在这个最卓越的品种之间，我们看到人与作品、风俗与艺术结合为一的最辉煌的例子。

我们先考察法国悲剧的总的面目。

这些面目都以讨好贵族与侍臣为目的。诗人从来不忘记冲淡事实，因为事实的本质往往不雅；凶杀的事绝不搬上舞台，凡是兽性都加以掩饰；强暴、打架、杀戮、号叫、痰厥，一切使耳目难堪的景象一律回避，因为观众过惯温文尔雅的客厅生活。

由于同样的理由，作者避免狂乱的表现，不像莎士比亚听凭荒诞的幻想支配，作品结构匀称，绝对没有突如其来的事故、想入非非的诗意。前后的场景都经过安排，人物登场都有说明，高潮是循序渐进的，情节的变化是有伏笔的，结局是早就布置好的。对白全用工整的诗句，像涂着一层光亮而一色的油漆，用字精炼，音韵铿锵。

如果在版画中翻翻当时的戏装，可以发现英雄与公主们身上的飘带、刺绣、弓鞋、羽毛、佩剑，名为希腊式而其实是法国口味与法国款式的全部服装，就是17世纪的国王、太子、后妃，在宫中按着小提琴声跳舞的时候所穿戴的。

其次，所有的剧中人物都是宫廷中人物：国王、王后、亲王、妃子、大使、大臣、御林军的将校、太子的僚属、男女亲信等等。

法国悲剧中的君王所接近的人，不像古希腊悲剧中是乳母和在主人家里出生的奴隶，而是一般女官、大司马、供奉内廷的贵族；这可以从他们的口才、奉承的本领、完美的教育、优雅的姿态、做臣子与藩属的心理上看出来。

他们的主子也和他们同样是17世纪的法国贵族，极高傲又极有礼貌，在高乃依笔下是慷慨激昂的人物，在拉辛笔下是庄严高尚的人物，他们对妇女都会殷勤献媚，重视自己的姓氏与种族，能把一切重大的利益，一切亲密的感情，为尊严牺牲；言语举动绝不违反最严格的规矩。

拉辛悲剧中的伊菲革涅亚，在祭坛前面并不为了爱惜性命而效小儿女的悲啼，像欧里庇得斯写的那样；她认为自己既是公主，就应当毫无怨言地服从父王，从容就死。

荷马诗歌中的阿喀琉斯，踏在垂死的赫克托身上还仇恨未消，像狮子对豺狼一般恨不得把打败的赫克托“活生生地吞下肚去”；在拉辛笔下，阿喀琉斯却变作公台亲王一流的人，风流倜傥，热爱荣誉，对妇女殷勤体贴，性子固然暴躁猛烈，但好比一个深自克制的青年军官，便在愤激的关头也守着上流社会的规矩，从来不发野性。所有这些人物说话都彬彬有礼，顾着上流社会的体统，无懈可击。

在拉辛的作品中，你们不妨把奥雷斯特与皮洛士第一次的会谈、阿科玛和尤利西斯所扮的角色研究一下：那种伶俐的口齿，别出心裁的客套与奉承，妙不可言的开场白，迅速的对答，随机应变的本领，有力的论点说得那么婉转动听，都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最热烈最狂妄的情人如希波吕托斯、布里坦尼古斯、皮洛士、奥雷斯特、希弗兰斯，也都是有教养的骑士，会作情诗，会行礼。埃尔米奥娜、安德洛玛克、劳拉珊、贝雷妮丝，不管她们的情欲多么猛烈，仍旧保持文雅的口吻。米特拉达梯、费德尔、阿塔丽，临死的说话还是句读分明。因为贵人从头至尾要有气派，死也要死得合乎礼法。

这种戏剧可说是贵族社会极妙的写照，像哥特式建筑一样代表人类精神的一个鲜明而完全的面貌，所以也像哥特式建筑一样到处风行。这种艺术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学、趣味、风俗，欧洲所有的宫廷都加以模仿，或是全部移植，例如斯图亚特王室复辟以后的英国，波旁王室登基以后的西班牙，18世纪的意大利、德国和俄罗斯。

那时法国仿佛当着欧洲的教师。

生活方面的风雅、娱乐，优美的文体，细腻的思想，上流社会的规矩，都是从法国传播出去的。一个野蛮的莫斯科人，一个蠢笨的德国人，一个拘谨的英国人，一个北方的蛮子或半蛮子，等到放下酒杯、烟斗，脱下皮袄，离开他只会打猎和鄙陋的封建生活的时候，就是到我们的客厅和书本中来学一套行礼、微笑、说话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