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模式与精神气质

谢林（Schelling）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构成为民族性？什么是民族的真正的起源？他的回答是：语言与神话。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深受其影响。黑格尔指出：“宗教的形式怎样，国家及其组织的形式就怎样……时至近日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和耶稣教的国家在气质和组织上仍是不同的。民族的气质是明确的和与众不同的，从一个民族的道德、政治组织、艺术、宗教和科学诸方面都能感受到民族气质的独特之处。”^[9]斯宾格勒（Spengler）也曾指出，原始文化是混沌不清的，不是一个有机体，只有在高等文化出现以后，整个文化才表现出一个强烈的一贯的趋势，文化本身变成一个活的存在。^[10]这也就是后来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说的文化的统一的整合形态。但本氏认为，即使是原始文化，也有其文化模式（pattern）与文化精神（ethos），而不是零散无章。这是20世纪文化人类学家与19世纪文化哲学家的区别，后者更重视大传统的整合型塑作用。

“ethos”一词在近几十年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中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中文学术界近年常常译为“精神气质”，或音译为“意索”，也有中译作“民族精神”“文化精神”的。萨姆纳（W.G.Sumner）1906年提出，文化精神（ethos）就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的总和。^[11]自然，文化人类学家们对其意义的使用不完全相同。如本尼迪克特有时把它与“文化模式”联系在一起，她把尼采在希腊悲剧研究中运用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作为两种对比性的文化模式，认为闪族属于日神型，平原印第安人属于酒神型。本尼迪克特所借用的阿波罗型和狄奥尼索斯型的概念，仅仅是作为说明上述印第安文化在风俗、习惯、气质等方面的差异，即“民族精神”的差异的工作概念，她并不着意将人类的各种文化模式统统划归入这两种类型。^[12]本尼迪克特反复强调，应将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作为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存在来把握，她认为，“在文化内部赋予这种多样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ethos）”^[13]。早在20年代，她就提出在内部决定文化整体性格的是该文化所独具的主旋律，1932年她在《北美文化的整合形态》一文中开始采用ethos一词，即文化的民族精神，意指一个民族筛选文化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加上自己独自的形式和解释的心理态度。^[14]博克（P.K.Bock）也认为：“文化精神一词是由人类学阐释的，用以描述价值系统整合性的一般模式和方向。”^[15]另一方面，人类学中的基本人格学振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如卡迪纳（A.Kardiner）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以不同的生活目的和价值为其特点的。他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里，“基本人格”在四千至五千年的整个历史时期保存下来，极少变化，通过儿童的教养一代代复制下去。^[16]这种基本人格说与文化的民族精神说是一致的。

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说：“在最近人类学的讨论中，一个既定文化的道德（和审美）方面及评价原理，被普遍地概括为精神气质（ethos）一词。而认知的、存在的方面被称为‘世界观念’（world view）。”他指出，一个族群的精神气质是指他们生活的一种风气、特征、品性，是其道德与审美的方式和基调，标示着此一族群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根本态度。精神气质与世界观念不仅互相影响，而且可以说二者互为基础。^[17]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演进来看，夏、商、周的文化模式有所差别，如殷人近于狄奥尼索斯型，周人近于阿波罗型。但三代以来也发展着一种连续性的气质，这种气质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历史进程中经由王朝对周边方国的统合力增强而逐渐形成。而这种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经过轴心时代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这种文化气质集中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重孝不仅体现为殷商繁盛的祖先祭祀，在周代礼乐文化中更强烈表现出对宗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热爱，对家族家庭的义务和依赖。这种强调家族向心性而被人类学家称为亲族联带的表现，都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一种价值态度。从而，这种气质与那些重视来生和神界，视人世与人生为纯粹幻觉，追求超自然的满足的取向有很大不同，更倾向于“积极的、社会性的”“热忱而人道的”价值取向。^[18]中国人谋求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及其内在的需要和取向，与印度文化寻求与神建立积极关系及其内在需要和取向；中国文化对民和民的需要的重视，与印度文化对神的赞美和对与超自然的同一的追求，二者间确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印度教虽然对人的一生中的家庭祭很重视，在成年礼等一些方面甚至可与西周的礼仪相比，但印度教徒死者通常没有坟墓，在印度所有地方，与祖先崇拜相联系的现象极少见。^[19]中国殷周文化对死去亲属的葬礼、祭祀礼的发达，与印度对葬祭的这种轻视恰成对比。这不只是宗教观念的不同，而且也体现出价值取向的不同。

早期中国文化体现的另一特点是对德的重视。近代以来已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类型的文化，就其主导的精神气质而言，中华文明最突出的成就与最明显的局限都与它的作为主导倾向的伦理品格有关。在中国上古时代已经显露出文化的这种偏好，正是基于这种偏好而发展为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已形成“德感”的基因，在大传统的形态上，对事物的道德评价格外重视，显示出德感文化的醒目色彩。而早期德感的表现，常常集中在政治领域的“民”的问题上，民意即人民的要求被规定为一切政治的终极合法性，对民意的关注极大影响了西周的天命观，使得民意成了西周人的“历史中的上帝”的主要内涵。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