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新型霸权国家的金融化与美元体系

这篇序，权当本课题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中国应采取的立场与战略的基本研究思路和背景的陈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直至今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远远大于其实际行动，更令人悲观的是，除了有关跨国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组织投票权分配等方面的改革提案与行动外，我们没有看到此前人们期许甚多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出现任何重大进展。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学术界针对美国霸权地位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1）美国霸权地位遭到巨大冲击，标志着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出现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进展，美元霸权将得到明显的约束和控制。

（2）伴随新型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将成为制衡美国霸权的重要力量，并形成与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冲突，导致美元霸权崩溃。

（3）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将有巨大的提升，中国已经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力量。有学者认为，现代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转型期，即“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的交替时期，世界正在进入“后西方国际体系时代”。

我们认为，以上认识依然基于传统思维，未能看到现阶段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是不全面甚至错误的。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研究显然存在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仅着重于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专业角度的研究，缺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二是过多地关注当今的现实情况与问题，较少关注历史经验的总结。前一个问题容易导致深入的偏见，后一个问题往往使人目光短浅，缺乏远见。

应该看到，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首先是一个霸权体系及其更替的问题。这个霸权体系及其结构与前一期霸权即大英帝国霸权相比，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一是霸权国家的性质（不仅是体量）不同，二是霸权体系的构造与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在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现阶段主导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美国及其霸权的认识较以往理性了许多，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对美国霸权的认知依然存在许多误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自身悠久的历史，认定美国不过是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无视其英国清教徒的移民历程，更无视其欧洲文明的长久积淀，并由此产生盲目的自大心理（尤其是在所谓的软实力认知方面）；二是基于中国自身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对美国霸权多报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难以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霸权中性”，此种经验偏执压制理论的后果，导致我们在试图作为抵制美国霸权旗手的同时，却开始被周边国家视为新的地区霸权，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三是基于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及其“贸易国家”特征，难以理解早已成为“金融国家”的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或战略，以“贸易国家”的眼光看待“金融国家”，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1]显然，这三个误区，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极其不利的，甚至会导致相应的战略误判，陷于不必要的战略被动。

一、美国：一个“新型霸权国家”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同以往的霸权国相比，就霸权的性质而言，美国是一个“例外的”新型霸权国家[2]，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个经过人为的精心设计而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不同，美国自1776年获得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历史很短，但它的优势则在于承载着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欧洲文明，能够在一块新大陆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国家建设实践，其《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无处不体现着孟德斯鸠、卢梭、洛克等人的思想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美国1787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开国先哲们基于人类文明的理念，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经过激辩、讨价还价和互相挑剔的四个月，人为地设计出了一套构建国家的宪法体系和政府架构，进而为美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这种人为设计的制度框架，二百多年来运转良好，不仅为美国硬实力的提升，也为其软实力的提升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二，它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资源从而有更大选择性和灵活性的国家。美国权力资源的广泛性既表现为它的军事、经济、技术、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传统权力资源，也体现在它的教育、文化、理念、制度等新型权力资源。这些权力资源的存在让美国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时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和灵活性，使其可以选择单一或多个传统权力资源，或者选择将传统的和新型的权力资源巧妙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加以运用。

第三，它是一个“大而富有”的国家，与它相比，以往的霸权国要么小而富有，要么大而贫穷。在历史上，西班牙、荷兰、英国的本土面积不大，但都曾在海外掠夺和贸易活动中变得十分富有。法国、普鲁士及其后的德意志虽然本土面积较大，但其富裕程度较低，甚至还在与在位霸权国的连年争霸战争中受到了削弱。沙俄及其继任者苏联则是国土面积庞大，但国民财富不仅总量低而且创造能力较弱，属于典型的大而贫穷的帝国。

第四，它是一个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均拔得头筹的国家，其与非霸权国家间的综合实力差距远超既往霸权国，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帝国”。美国首先是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大国，这既源于其优越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又得益于其在农业生产上的技术研发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美国在高新技术的制造业领域长期保持国际竞争优势，这一优势更借助其跨国公司组织的全球化生产和国际分工得到增强。此外，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美国不仅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更具有在广度上和深度上令他国难以匹敌的国内金融市场，并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发展的规则制定权。

第五，它是一个兼具强大的商业、海（空）军实力和陆军实力的国家。历史上的西班牙（海军）、荷兰（商业和海军）、法国（陆军）、普鲁士及其后的德意志（陆军）、英帝国（商业和海军）、沙俄（陆军）及其继任者苏联（陆军、海军、空军）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第六，它是一个打破“霸权更替逻辑”，即没有通过与在位霸权国展开争霸战争而成功获取霸权地位的国家，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霸权更替理论难以解释战争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性世界大国过程中的缺失。[3]”

第七，它是最接近全球性霸权地位的国家。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时期，英国的霸权范围是区域性的，它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其他老牌殖民强国（如法国）和后起殖民国家（如德国）的竞争和挑战。在美苏争霸的两极体制格局下，“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所覆盖的范围也是区域性的。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霸权的影响力才第一次真正延伸到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性大国”。

第八，它是一个有着极佳战略位置的国家。用1902—1925年间法国驻美大使朱丽斯·朱瑟兰（Jules Jusserand）的话说，美国是“一个受到眷顾的国家。美国北部邻国很弱小，南部邻国同样弱小；东部是海洋，西部也是海洋”[4]。这赋予了美国两方面的重要优势：一是美国有条件成为在陆权和海权方面的双料强国；二是美国能做到对外战略的收放自如，当预期走向海外能为其带来巨大利益时，它就会坚定不移地推行“扩张主义”，当认定海外活动可能给其造成重大的风险和损失时，它又会毫不迟疑地退回到“孤立主义”。

第九，与以往霸权国家相比，美国通过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了经济的金融化。与此相对应，美国以自身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为基础、以创新性的科技开发能力和市场提供能力为支撑、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美元体系，将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到该体系当中，使其成为“系统内国家（地区）”。

总之，如果我们认定美国作为“新型霸权国家”的上述九个特征属实的话，那么以下三个问题无疑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是美国作为一个与以往霸权国家不同的“新兴霸权国家”，其特有的建国历程、政治经济体制与承蒙上帝之荣光其布道于世界的“单极思维”相结合，不仅使其在重大的国家战略问题上很少犯过错误，而且更具有超强的战略意志、实施能力与策略的自我调整、修复能力，因此，我们能否机械地依照传统的“霸权循环”或更替的“规律”来认知或分析美国霸权的现状与未来？二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大国挑战美国霸权的经验，不论是体系外大国如前苏联还是体系内大国如法国、德国（欧洲）还是日本，也不论是单独挑战还是集体行动的挑战，迄今尚无成功的案例，中国作为一个坚持自身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兴大国，应如何明确自身在现阶段及未来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国家战略？三是人类的金融发展史证明，金融业的全面、深入发展需要有严格的制度条件：财产权利明晰、权力的制衡框架严谨、信息公开透明，这三项条件无疑是美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的制度性基础，而且纵观世界，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或地区是无法与美国匹敌的。相应地，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三项制度性条件的建设上有巨大进步，如何能够真正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怎样能够真正地发展现代金融业，又如何可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者，挑战美国的金融霸权？

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与表现

在简要地分析了美国霸权性质的变化以后，还须认真思索霸权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该问题的实质，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强大的美元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行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面对以下让人三个难堪的现实：

（1）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四十多年后，美元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美元体系”成为当今世界难以动摇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

（2）尽管美国国内过度消费，国际收支逆差连年增大，但国际资本净流入依然很大，没有出现根本性的信用危机。

（3）虽然其他货币在1971年以后具有挑战美元霸权的机会，但仅仅是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未能形成对美元的替代。

事实上，从世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一方面是美国的GDP总量相对缩小，另一方面却是美元的主导地位日益强大。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全球的影响过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便开始讨论“美国（元）衰落”的话题，但直至今天，美国（元）依然强大并足以影响世界？

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元）衰落”的话题本身，却很少关注或者分析美国（元）霸权是如何维系的，即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实体经济作为美国霸权的核心支撑力量，持续相对衰弱。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双挂钩”制度及其难以摆脱的“特里芬难题”，日益成为制约美国霸权的禁锢。表面上看，“特里芬难题”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源，但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拒绝遵守相关的规则——国际收支赤字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及内部平衡，拒绝提高利率，拒绝按照黄金官价确保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因此，“黄金魔咒”与固定汇率制度在60年代后成为制约美国发展与扩张的巨大障碍。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冲击”使得美国（元）摆脱了这一禁锢。美元从维持金汇兑本位的信用货币（资产货币）转变为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债务货币）。同时，浮动汇率制度成为美国采取不负责任的单边行动的重要前提条件。这是美国用心良苦、策划已久的金融战略行动。其本质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金融逻辑的重大改变——从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转变为欠债不还并继续大肆举债的“债务人逻辑”。

1943—1944年在筹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过程中著名的“凯恩斯与怀特之争”的核心，即是否应该坚持“债权人逻辑”的问题。时任英国财政大臣顾问的凯恩斯认为，盈余国家应该调整其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与此相反，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怀特则认为赤字国家应该调整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他们的观点不仅是对当时两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也是对人类社会金融逻辑的一次挑战。幸运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是按照怀特的论点建立的，它不是强制盈余国家调整，而是以敦促赤字国家调整经济结构、恢复政策约束的宗旨来运行的，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稳定与高速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日益恶化，尤其是全面参与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黄金储备日益减少，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以及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义务（相应地，固定汇率制度导致美元无法贬值）成为束缚美国的桎梏。为此，美国先后采取了四项措施，来摆脱这一“黄金魔咒”:

第一，迫使德国等盈余国家继续持有美元而非购买黄金，瓦解坚持按照黄金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的“法德联盟”。

第二，推进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与改革，建立如“黄金总库”、SDRs等，缓解压力。

第三，美苏缓和，改善中美关系，通过中国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减少军费支出和战争赤字。

第四，美国开始考虑在传统的工业竞争力弱化的同时如何保证经济霸权，更改国际竞争的规则。其重要的标志，就是1971年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美国人更改了传统的并曾为其坚守的“债权人逻辑”转变为“债务人逻辑”:1977年，当美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转为赤字后，当时的卡特政府便开始宣扬盈余国家有责任对国际收支失衡做出相应的调整。迄今为止，在任何一场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机构为危机国家（地区）所开出的药方几乎都是一致的：勒紧裤带搞紧缩、结构调整，但唯独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却可以例外，从居民、企业到联邦政府，依然故我地继续大肆举债和消费。

相比较而言，英国（镑）之所以迅速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未能成功地改变金融逻辑。美国虽然与英国当年一样，面临本币高估的困境，但通过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可以恣意地印制无约束的美元纸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美国可以放弃其利率调整负担，且能够利用汇率手段控制贸易和资本流动），更改了国际金融规则，且得到了世界的被动认同（制度化），而后美国重新在“债务人逻辑”下建立了一整套维护美元体系的机制。

于是，这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本账户在美国国际收支调整中的地位上升，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已经不再是美国（元）地位的标志，而成为美国支配和控制世界的手段。美国可以通过周期性的贬值措施，输出流动性，单边控制世界（债务稀释与违约），掌控资本流动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二是“特里芬难题”中所谓稀缺性与流动性难以同时具备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帝国（罗马、秦汉帝国等）的历史证明，坚持金本位制就必须量入为出，为了外部均衡牺牲内部均衡，一旦脱离了黄金约束，便可以使用法定货币无约束地消费。正是由于美国对金融逻辑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人类依靠生产致富的逻辑，开始依赖消费扩张致富。

正是由于金融逻辑的这种变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和“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谓金融化，是指一国的金融部门取代产业部门成为经济活动重心的过程，其本质是国内外政治经济权力的重构。[5]

20世纪70年代“滞胀”发生后，金融业开始取代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成为美国霸权的核心支撑力量，尤其是在石油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步骤：一是把成本过高的实体经济通过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二是放弃凯恩斯主义，以新自由主义为经济指导思想；三是推行金融全球化、自由化。从此，美国的整体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金融化。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金融市场、金融从业者、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迅速增强。“超级经理人”阶层崛起及其“自我定价”机制形成。

（2）金融扩张异常快速，货币发行和债务总量迅速增长。

（3）摆脱黄金束缚的纸币与信息技术发展相结合，推动了金融创新热潮，衍生金融产品得到大发展（1971年以后衍生金融商品起步，80年代初货币掉期与利率掉期交易出现），金融业的中介活动越来越复杂，经济活动的投机性增强。大多数投资于市场的货币与生产、贸易过程脱离，成为纯粹的投机活动。

（4）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发生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日益以股东为核心，经营者的意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其中，金融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迅速提升。

（5）金融规则做出了有利于经济结构金融化的重大调整。1980年年底以来，美国金融业规则发生了三次重大调整与转变：第一次是1982年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废除；第二次是90年代州际金融业务限制规则的缓解、废除；第三次是1999年废除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其结果，促进了所谓“金融工程”（数学与金融商品开发）的大发展，金融资产证券化的水平与规模极大扩张，并突破国内储蓄资源的制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全球的储蓄资源，新的金融盈利模式产生并定型。

（6）国内外金融权力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所谓金融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现阶段美国的对外金融权力主要有两种。第一，硬权力。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三大评级机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全面控制亚洲地区的相关业务并向全球扩张；另一方面，金融制裁权力增强，并日益成为美国实施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这说明，美国的金融权力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顶点。其后果自然是金融变质，即金融业从为物质生产和雇佣提供必需且廉价的资金供给，转变为提高自身盈利率；这也意味着美国从世界的商业银行家转变成为投资银行家。

第二，软权力。经济思想的变化与全球推广。这一方面是自由市场原理从学术领域全面进入政治领域（里根—撒切尔革命），经济社会的哲学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反对逐利和金融投机转变为鼓励人们追求私欲、投机合理，刺激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政策从财政（公共赤字）发展到货币（私人透支、全面举债）；另一方面则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实质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力量。

金融化的影响是显著的。一方面，资本（金融权力）近代以来从追逐、依附到开始影响、超越政治权力，并形成全球范围的“超国家权力”，最为典型的就是“华尔街—华盛顿—IMF复合体”的形成；另一方面，金融业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成为现阶段美国霸权的支撑性力量和核心利益。这其中，美元体系成为现阶段维系美国霸权的中坚力量。

三、美元体系：运行机制、性质与可持续性

美元体系是美国经济结构金融化过程中金融权力外延的具体表现。它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依据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所构造的全球性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信用周转体系。具体表现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美元是最重要的“锚”货币；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交易货币；美元是最主要的“救市（世）货币”。

现阶段，美元体系拥有四个结构性的自增强机制：

（1）商品美元的回流机制。表现在三个层面：

①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增大→采取盯住美元的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各国、各地区所积累的美元储备增多→它们为确保出口竞争力和储备保值不得不增加对美国国债等资产的购买→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持续增大……

②金融自由化的全球扩展（“华盛顿共识”）→各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监管与控制能力→货币遭受攻击、金融危机频发→各国预防性增加美元储备→美元回流→美国发行更多的美元……

③各国为破解货币困局而不得不以强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为手段制衡或约束美元→触动美国的核心利益，必将动用政治、军事等一切力量予以离间、打压或遏制（美国重返亚太的本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遭受挫折（如201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及其对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影响）→各国依旧被迫大量累积美元储备→支撑（资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张→区域货币合作更加困难……

（2）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1974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签署了所谓的“不可动摇协议”，虽然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就其大致的框架而言，显然对美国有四方面的好处：一是确保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依旧可以拥有坚实且难以动摇的储备货币地位（各国为购买石油必须储备美元）；二是可以通过印刷本币购买石油资源；三是可以操控石油价格；四是美国境外的石油美元通过还流，不仅可以维持美国资产价格，而且可以为赤字融资。

（3）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迄今为止的所谓货币金融危机几乎都是货币错配的危机，要么是期限错配，要么是币种错配。但美国却几乎不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美国的外债几乎都是用本币计价的，一方面使得美国在本质上没有外债；另一方面避免了货币错配危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可以避免根本性的货币危机。

（4）金融危机的美元救助机制。无论是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还是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抑或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元是美国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提供金融救助的关键货币。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元更是发挥了关键性救市（世）货币的作用，美联储俨然行使着世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基于上诉分析，可以将美元体系的性质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在全球的人为扩展，因而，一方面，它是复杂的、自增强的系统，成为当今美国控制世界的结构性权力；另一方面，它也是非合作的、孤立主义的，必定是世界性矛盾、冲突与危机的制造者。黄金的非货币化使得美元及其政策不再被约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与稳定性难以契合的矛盾，使美国采取维护自身利益的单边行动的可行性增强，霸权成本更多地外溢，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霸权国家的传统困境。

第二，美元体系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源）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的含义在于：一方面，系统内国家（贸易国家）无法单独改变规则，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看到改变的迹象；另一方面，尽管存在于“系统”内的成本高昂，但推翻该系统的成本或损失更大。这种系统崩溃的“恐怖压力”有两种：一是系统崩溃的成本高昂，难以承受；二是该系统将所有系统内国家和地区绑定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美之间所谓的“恐怖的金融均衡”的本质即在于此。所以，对该系统的改革或者调整格外困难。正因为如此，

美国判定，对系统内的其他国家而言，“系统崩溃”的压力（恐怖感）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美国（元）霸权的成本，这正是美国可以通过显在尤其是潜在的违约行为打击债权人（变相征税）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凭借商品美元的还流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定价机制、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美国货币当局的“软借贷约束”，美国构建了可以自增强并有效运转的全球资本控制体系，不仅可以确保大量举债而不受他国约束的全球货币秩序，更可以让“系统内国家（地区）”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对外开放并进入系统→获得经济增长的收益→要求更大规模的开放，承担更多的成本→经济发展失衡与不稳定。对美国而言的系统性“自增强机制”，对“系统内国家（地区）”而言则是“自弱化机制”。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控制体系（美元体系）成为一种“新的朝贡体系”（霸权成本的分担机制）。“系统内国家（地区）”不得不自动支撑体系，分担美国（元）的霸权成本。

那么，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元体系可持续吗？

我们的答案是确定的：可持续。

从总体上看，美元体系的自增强机制短期内难以破解。“系统内国家（地区）”一方面缺少改革意愿，另一方面，受到该体系危害最大的国家（地区）往往是那些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的“贸易国家”，改革意愿强烈却无力推进改革。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化：

第一，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是一种“正和”博弈。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体系一样，都是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但现今的美元体系同金本位制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即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金本位制度下，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是国际贸易，在市场有限或者被人为割裂、封锁的条件下，各国之间贸易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零和”的，彼方的损失即是己方的收益，这也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流动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现今的美元体系下，各国间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正和”的，彼此的成本与收益高度关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要共同承担危机的成本与损失。这种变化对美元体系的持续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更加有利。

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明，危机期间以及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60年代起，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每当危机（主要是80年代后的危机）爆发后，不论原因为何，亦不论危机爆发于何处，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重创甚至超过美国本身，说明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依旧是以美元为主导，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

第三，未来美国经常账户的“流量调整”能力虽然有限，但若考虑到“存量调整”（估值效应）的作用，其汇率调整以及国际投资头寸的特殊结构都将对经常账户恶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控性。[6]

自1970年代初以来的四十多年里，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长期处于贬值中（个别时期的美元升值主要是吸引外资流入策略，如1995年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的“强美元”政策和金融危机时期的避风港效应所致），却没有扭转反而加大了美国贸易收支的恶化，因而可以说，美元贬值的主要目的不是改善贸易收支或经常账户状况，而是要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币值重估实现财富转移，弥补日益增大的“双赤字”，维系美国的霸权地位。

另外，从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结构性差异来看，其对外投资收益远远高于国外对美国的投资收益。在美国对外资产中，高风险、高收益的FDI和股票投资的比重长期高于其在对外负债中的比重，而且对外负债中安全性资产的比重很低，这也明显地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的金融化特征，因而国际投资头寸的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美国能够通过“存量渠道”对其对外负债进行调节，缓解其对外负债恶化的状况。

第四，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亚各经济体仍难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作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7]

破解商品美元还流机制的一个关键，就是亚洲国家摆脱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依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十分迅速，但其贸易产品大多是伴随区域内生产过程分散化而产生的中间产品、零部件和资本货物，其最终产品市场依旧依赖美国等外部国家和地区。统计结果表明， 1999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七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日本虽然在大部分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在东盟各国中的比重优势仍明显强于中国。而且，鉴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短期内东亚区域内难以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日本和中国都难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或作用。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是困难的。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通过维持出口顺差格局带动经济增长的愿望与动力比危机前更为强烈。经验证明，出口增长一直是东亚经济体恢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不论危机中或危机后美国国内储蓄率和消费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市场依旧是它们最重要的出口目标市场。

第五，现阶段美国对全球资本的控制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高度，短期内难以出现被替代的可能。

1500年以来世界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家都是全球资本控制中心。但与以往的霸权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赤裸裸地掠夺殖民地不同，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开发”也不同，美国不是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控制、掠夺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它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今天，美国凭借发达、开放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放纵地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让“贸易国家”来承担主要的调整压力，还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以通货膨胀率或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同时，正是由于美国通过向世界提供市场来来维系美元资金的还流，既增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增强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地位，也有利于美国通过维持一种不均衡的经济体系来占有世界的商品、资源和财富，更实现了美元（国）对全世界的“绑架”，使那些向美国输出商品、资源的国家成为美元（国）的“人质”——它们必须自发地维持美元不断地作为一种有竞争力的货币而存在。

考虑到现阶段美国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出现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在短期内尚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性。

所以，尽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让全世界认识到了改革不合理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但从目前来看，全球金融秩序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调整，甚至比预想的还要悲观。一方面，美元霸权或美国的“金融霸权”在短期内是无法撼动的，危机过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的运转能力依然会很强，东亚各经济体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故将继续对该体系保持支撑；另一方面，当前无法看到其他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虽然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重要的利益诉求，但进展可能会十分缓慢，而且，尽管逐步发挥本币的国际作用已成为中国、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政策方向，但从欧元的成长及其近期暴露的一系列制度性问题来看，它们的崛起必定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甚至还会出现重大的反复或波折。总之，“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四、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如上所述，同以往的霸权国家相比，美国是个前所未有的新型霸权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大国控制世界的方式，而是通过经济结构的金融化过程，利用其高度发达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构建了一个具有自增强机制的美元体系，系统性地控制了全球资源和资本流动。鉴于金融业发展是个高度法制化、制度化的过程，以金融利益作为核心国家利益的美国可以将自己的软实力优势发挥到极致。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产业、贸易、技术等领域是可以竞争的，但货币具有不可竞争性。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霸权国家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更标志着以往的霸权更替“规律”可能失效。此乃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明晰以下三点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1）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金融收益和美元体系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困难重重。

现代经济学对国际分工的研究一般只注重工业产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关系，而对现阶段全球范围内国际分工关系的最本质变化——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国际分工重视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新型的分工形态。以美国为代表，它基于金融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成为典型的掌控着金融霸权的“金融国家”，相对而言，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制造业发达的“贸易国家”。因此，“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在本质上是金融业与制造业长期分工发展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

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经济结构的金融化和美元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完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控制及其相关的地缘政治的纵深主导，摆脱了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同质性竞争，另一方面，通过规制的制定以及制定权的掌控（如TPP、TTIP等），构建了一个货币权力主导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格局：它一改20世纪50—60年代的那种通过竞争来改变或者调整产业发展、贸易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形成了一种“货币不可竞争”的格局。这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权力结构——货币、金融权力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其他国家仍旧以产业、贸易发展乃至领土空间的争夺为国家核心利益（实际上货币主权在无形中被消蚀）。这种国家间核心利益的差异或者说不平等，是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

由于金融收益、美元体系的维系及其利益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加之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现今的美元体系是一种无责任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革，至多是某种程度的修补，而且这种修补不能违背美国的核心利益。任何触动美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国家），美国都将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行必要的威胁、遏制和打击。

（2）必须冷静认识现阶段中国崛起的性质。

90年代以来，大国崛起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很少有人对大国崛起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历史性的思索。

197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其后的迅速崛起，本质上是在“大西洋宪章”的哲学理念框架下，在美国主导的GATT（WTO）、IMF体系中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80年代以来美元体系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是典型的“系统内国家”。我们作为这个体系的最主要的收益者，自然成为该体系最主要的支撑者，也自然成为该体系最主要的潜在或者显在的受害者。这是正常的逻辑过程。因此，所谓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系统内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市场依赖、货币依赖）。

现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大国关系：一方面，中美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双重错配”——政治关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在中美博弈中的脆弱性十分明显：一是中国无法承受与美国全面对抗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也无法像日本和当年的德国那样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二是中国既面临着美元体系所造成的各种风险与危机，却难以像欧洲那样构建一个区域性的货币同盟，或者是一个区域性的对美国的债权人（国）同盟。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遭受挫折后的一种无奈选择。

（3）中国必须严肃认真地思考：现阶段中国的核心安全压力究竟来自何处？是军事的，还是货币、金融的？应该在此思考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自身的战略对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三个国家曾经向美国的金融霸权发起过不同程度的挑战，但没有一个成功的。苏联是唯一一个在系统外向美国发起挑战的世界级强国，其最大的教训在于其经济体制的“非货币化”;1964—1968年的法国是第一个在系统内向美元霸权发起挑战的国家，其教训在于国内政治稳定能力同其货币能力的不平衡；日本是第二个在系统内向美元霸权发起挑战的国家，其与法国的不同在于这种挑战的明显被动性，其教训在于内外金融改革的割裂，尤其是未能构建一个区域性的货币金融体系（市场）[8]。

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由于美元体系的存在，现阶段全球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币缘政治”是不存在的，中国必须避免主动、单独地挑战美国核心利益（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改革并不符合当今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鉴于现阶段美元体系的风险与成本，中国参与和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向着限制美国为己谋利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努力“控制失衡”与“控制汇率波动”，推动国际社会构建一个控制现有体系风险与成本的全球性机制。

第二，尽力延缓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为对外开放是一个可控的进程，因此在加入WTO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思量在于能否“与狼共舞”，唯独没有认识到，市场和技术的开放是可控的，其竞争的性质是部分产业或部门之间的较量，但金融开放及其后果是难以控制的过程，其竞争是全方位的、全面的，一旦失误，全盘皆输。现阶段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理念、制度存在着大量缺陷与弱点，在美元体系下尤其应努力避免在相关制度建设尚未完善的条件下贸然推进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

第三，全力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现阶段能够尽量避免美元体系的风险与成本的措施，就是人民币的区域化。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多。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的具体论点是：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没有直接关系，它的目标不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是控制或缓解该体系为我们带来的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和艰难的过程，因而首先要实现其各项功能的区域化，通过区域化最终实现国际化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思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能否通过结构调整与改革，构建一个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东亚乃至全球的最终商品市场；二是能否通过改革，构建一个有利于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制度框架；三是能否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外交举措，制定并坚定地实施一种“和谐周边”的地区战略。

第四，更为长远地看，努力构建一个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资本控制体系，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所在。

1567年隆庆元年，明朝解除了“海禁”与“银禁”，中国进入了银本位时代。它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将主权货币委让于外国的贵金属——白银，明清两代（近代）中国的急剧衰落大都与此高度相关。今天，中国拥有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且将其相当一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实乃极其相似的一幕。近代中国衰败的反面，恰是欧美大国构建了区域性、全球性的资本控制体系，并因此而得以富强。

世界历史证明，货币权力即对货币、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任何大国崛起，尚无仅仅依靠自身储蓄资源、自有资本而实现的先例。现阶段美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货币权力，其他国家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压力意识空前。为了避免重蹈货币主权弱化或丧失的历史覆辙，更为了未来中国的真正崛起，必须着眼于长远，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资本控制体系。否则，中国的经济、军事的扩张无法持续下去，在当今时代的美元体系框架下，大国崛起无异于空谈。

正是因为如此，在本课题成果即将正式出版时，我们将本书的题目确定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视点与战略》。

最后，需要对本课题的立项、分工与研究过程等进行简要的介绍与说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主要侧重研究东亚经济发展问题。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问题。2000年至2001年间，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特聘研究员，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经济学部的平山健二郎教授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合作研究，主要研究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体系的构建与日元国际化问题。在此过程中，我开始关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存在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以及它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各种影响。2001年8月归国后，我即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为核心组建了研究团队，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正是这些科研成果的基础上，2010年年末我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研究”（项目号：10D&054）的资助。

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我构思并总体设计了该项目的整体研究框架，在此过程中，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系主任丁一兵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项卫星教授、金融系系主任王倩教授和首都经贸大学李婧教授参与了课题的设计与论证，并提出了重要的建议。该项目的八个子课题及其负责人的分工如下：

子课题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可持续性（负责人：吉林大学丁一兵教授）

子课题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目标、方案及其进展（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张礼卿教授）

子课题三：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发展进程展望：中国的构想（负责人：首都经贸大学李婧教授）

子课题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负责人：吉林大学项卫星教授）

子课题五：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与战略选择（负责人：中国银行宗良研究员）

子课题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斌研究员）

子课题七：主动推进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程（负责人：厦门大学黄梅波教授）

子课题八：在全球层面上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负责人：东北财经大学刘力臻教授）

在课题研究及书稿撰写过程中，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倩、李俊久、王达、于震、冯永琦、张虎、周学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李建军，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胡建梅，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付争等参与了部分子课题和章节的撰写工作。

在三年多的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经济评论》《国际金融研究》以及日本《国际金融》等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分别是宗良、李建军著《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与前景》（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和黄梅波、熊爱宗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困境与出路》（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论文集一部（李晓主编《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供《成果要报》十余篇，其中有三篇被采纳，分别是《中国应倡导建立全球金融规则》（撰写者张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2012年第28期，总第801期）、《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的影响和应对》（撰写者张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2013年第48期，总第900期）、《我国应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撰写者李晓、王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2014年第9期，总第950期）。因此，本课题的最终成果获得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免审通过资格。

2011年4月9日，课题组依托于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目标、进程与中日两国的作用”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一次中日学者间高水平的学术对话。参加本次会议的日本嘉宾有：著名经济学家、一桥大学副校长小川英治教授，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高级上席研究员高桥亘先生，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山下英次先生，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龙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村濑哲司先生，日本国际货币研究所经济调查部前部长、日本龙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竹中正治先生，伊藤忠商事理事、原阪南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石田护先生。参加会议的中方学者有：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邵滨鸿女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信研究员，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研究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黄梅波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刘力臻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俊江教授、项卫星教授，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李婧教授。上述中日两国学者大多是与我有着多年学术交往的老朋友，其中，大部分中方学者是本课题组成员。这次会议为课题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在此，我向出席本次会议并对课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中日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他盛情邀请我连续参加了由他主办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并做了大会发言。这三次发言的最后成果均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2012年第2期、2014年第1期和第11期）。由此，我要特别向该刊副主编袁正清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不仅对论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更为论文的及时发表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本课题研究格外注重了对相关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感谢丁一兵教授和王倩教授，他们在最终研究成果的归纳、整理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丁一兵教授在书稿的修订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我谨代表课题组全体成员向两位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前处长孙长智先生和现任处长霍志刚先生，感谢吉林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前处长刘德斌教授、现任处长张广翠博士和常务副处长李梅花博士，感谢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俊江教授，他们为本课题的立项、研究进程与对外学术交流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代表课题组所有成员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对本项研究成果的肯定与出版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北京大学出版社刘京编辑的积极、认真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谢意！

李晓
2015年3月3日于吉林大学东荣大厦

[1] 关于“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概念、内涵及其使用，参见本书第一章及其他各章。

[2] 有关美国作为“新型霸权国家”的具体研究及其论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见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文中我们从“安全结构的锋利权力、生产、贸易和金融的黏性权力与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的软权力”这样一种三维权力结构的视角，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对国际权力的精心设计，尤其是“系统内分权与责任分担”的权力战略的实施。

[3] John Agnew. Trading Blocs or a World That Knows no Boundaries? The British-American“Special Rela-tionship”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Economy, in C. H. Williams, ed. ,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Belhaven Press,1993:133.

[4]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 《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于震、李晓、丁一兵：《东亚经济周期同步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5] 限于篇幅，这里有关金融化的分析只是文字描述，略去大量的图表与数据资料。

[6] 有关“存量调整”（估值效应）问题的相关研究，请参见李晓、周学智：《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外部调整理论的扩展》, 《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

[7]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 《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于震、李晓、丁一兵：《东亚经济周期同步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8] 关于日元国际化的历程及其失败的教训，参见李晓：《“日元国际化”的困境及其战略调整》, 《世界经济》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