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从公元前21世纪到1840年这一时期各阶级、各民族、各政治集团及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历史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的影响。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的兵书仍然多达2308部，18567卷。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有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中国古代兵学之盛，甲于天下，被誉为“兵法之国”绝非虚语。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哺育了众多出色的名将，他们运用谋略指挥了许多规模宏大、纷繁复杂的战争，从而又不断丰富和发展军事思想。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历史沿革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萌芽（前21世纪—前8世纪）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了真正的战争及与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但此时军事思想不完善、认识不深刻，军事论著非常少。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有以下特点：

1．把军事视为对内统治的特殊手段

由于受外部侵略少，当时的军队是对内统治的工具，军事思想的出发点都是探求如何治理诸侯和镇压奴隶反抗的问题。

2．以“礼”和“刑”为治军的基础

今天，为了保持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提高待遇，进行政治教育，强调军法、军纪，等等。而在那时则很简单，主要是进行处罚。对奴隶士兵的处罚是相当详细而又严酷的，如周朝的五刑之律高达3000多条：墨（黥面，在脸上刺字）1000条，劓（割鼻）1000条，刖（断足）500条，宫（去势）300条，大辟（杀头）300条。如若士兵在集合时迟到，就要被砍去脑袋，可见当时刑法之严酷。士兵如果立功受赏，也只是变为平民，获得人身自由而已，想升官是不可能的。而“礼”主要是针对奴隶主的，以赏为主。如果对其进行处罚，也只是剥夺其奴隶、土地数量。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3．迷信色彩重

那时候的战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每次作战之前都要到庙里烧香拜祖，乞求祖宗和神灵的保佑。因为我们的祖先相信战争的起源和胜负都是由神灵决定的。一些军事行动的决策，如出兵的时间、攻击方向等也必须事先占卜，而后才能确定。也有反对迷信的，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姜尚，在一次领兵作战之前，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旗杆被折断，很多人都说此时出兵可能不吉利，想用兽骨来占卜决定是否出征，而姜尚则说“腐草枯骨不足问”，结果出师大捷。当然，姜尚这种人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前770—前221）

当时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军事思想也是以战车为主。大约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那么，我国的军事思想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

第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战争比较频繁。在这550年的历史中，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就达713次，会盟1000余次。这些频繁发生的战争和会盟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

第二个原因是文化的普及。由于私学的兴起，春秋战国时期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文化教育普及于民间。这就为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三个原因是各诸侯国的重视和提倡。各诸侯国出于生存和争霸的需要，争相招贤纳士，广揽人才，鼓励人们进行军事理论研究，客观上也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我国军事思想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空前绝后的辉煌成就，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专著，被封建社会一直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兵书中就有5部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孙子》。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前221—1840）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都限制人们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如秦朝谈兵论法是杀头之罪），影响了军事思想的快速发展。由于骑兵、舟师的产生及火器的应用而产生了相应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并得到较快发展。

先秦兵书的特点是内容繁杂，无所不包，同一本兵书可能包含战略、战术、气象、地理、兵器、训练、编制等不同的内容。这一时期的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概括性强，自成体系。除了总体性研究外，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专题性兵书增多。我们从一些兵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倾向，如《历代兵制》《守城录》《练兵实纪》《神器谱》《火攻挈要》《海防图论》等。其他代表作有《武经总要》《三略》《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武备志》等。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极为丰富。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在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是战争经验的总结，血“染”的理论财富，智慧的结晶。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战争的起源和性质

（1）战争的起源。中国古代对于战争起源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奴隶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是宗教战争起因论，认为战争是由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决定的，把战争的发生理解为“皇天降灾”，是对违犯天命的惩罚。这是最原始的战争起因论，后来人们对这种观点逐渐产生了怀疑：战争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但是谁又能说出个究竟呢？天命论最终是以“不可知”而不了了之。

后来，随着政治变革，认识深化，这种宗教战争起因论逐渐被自然主义战争起因论所取代。自然主义战争起因论认为战争起源于人的生物本性。《吕氏春秋》认为战争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是从人的争斗本性发展起来的，战争就是私斗的扩大化：开始时怀恨在心，怒目相视，出言不逊，继而推推搡搡，大打出手，以至拉帮结派，形成大规模的战争。这种观点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人的争斗本性，有人类就存在战争。另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历史、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起因，这种观点以我国古代的荀子、韩非子等人为代表。荀子首先看到战争与国家政治制度是同步产生的，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他认为战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人的欲望发展，谋求物质的欲望和手段没有了节制，进而产生了纷争。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这种认识，并进一步从经济生活的变化看这个问题。他认为古时人口少而物资相对富裕，所以没有争夺，后来人口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相对减少，人们为了争夺生存条件就发生了争斗。他还认为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是建立在利害对立的矛盾之上的，只要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人民随时有可能起来推翻统治者。在这种矛盾尖锐对立的条件下，战争的危机是随时潜伏着的，这就不仅是说争夺物质生活条件会导致战争，而且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存在更是战争之源。

（2）战争的性质。关于战争的性质问题，中国古代兵书中早就有论述。战争从来就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分别，但开始时人们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即使是进行正义战争的人们，也只是称之为“恭行天罚”。也就是说，执行天的旨意来征讨、惩罚对方。随着社会变革，天的观念逐渐淡薄，就提出战争本身的是非问题。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有道”与“无道”、“曲”与“直”等概念，把战争分为不同的类型。到战国时期，这种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义兵”“义战”“不义之战”等概念已经在诸多文章中广泛使用。如战国时吴起在对战争的起因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五种性质的战争，即：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恃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主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悖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弱民疲，兴师伐众而出征的军队叫逆兵。提出只有除暴救乱才是义兵义战，其他均是不义之战。那时，虽然人们的是非标准、说话的角度各不相同，但都把战争分为两类，即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大多认为凡是反侵略战争或是支援被侵略被压迫者所进行的战争均为义兵义战；反之，凡是以侵略压迫敌国为目的的战争均为不义之战。这些认识，也成为整个古代社会分析战争性质的基础。当对战争作出性质区分之后，就为进行正义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至战国时期，由于中原各诸侯国的地主阶级基本上掌握了政权，实现封建统一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各诸侯国普遍举起统一战争的旗帜。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理论上更加旗帜鲜明地为这种战争服务，就提出了“以战止战”，即以战争制止战争这样一种思想。秦国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以战去战”的思想，即以战争消灭战争来作为战争的目的。这些观点都带有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的含义。

2．战争与政治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古代军事思想中就有了初步的认识，提出了军事从属于政治、文武不能偏废等一些基本观点。具体内容有：

战争是现象，政治是本质。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有德不可敌”的思想，这里就有强调政治因素的意思，但是这个观点还是模糊的，其具体解释大多为“天命”，即认为有天命即为有德，这样有德就成了难以琢磨的抽象的东西，无法找到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春秋战国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观念，人们有了自己选择政治信念的余地，而且进步的政治更能使广大的民众接受，人心的向背常常在政治较量（包括军事较量）中显示其巨大的威力，人们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朗，进而认识到采用合乎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是正常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要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手段是以战争方式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现出来的，即肯定战争是政治斗争升级的产物，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手段。

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的深入，许多兵家、政治家认识到，政治开明，师出有名，就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相反，就会归于失败。因此，对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越来越明确，论述也更加丰富。孙子首先提出了属于政治范畴的“道”的概念：“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见，“道”就是指受人们拥护的政治制度。孙子把这一条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种要素之首，认为只有施行合理的政治，才能取得胜利的主动权。孙子之后，这方面的论述越来越多。荀子提出，要靠政治的优势取得民众的拥护。这样的战争，甚至敌国的民众都会拥护。随着战争的胜利，领土的扩大，兵力会日益强大，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更加容易。如果单凭实力征伐，政治上不得人心，敌国慑于军事压力，或许可以得逞一时，但这种战争，虽然领土扩大了，权势却越来越小，兵力也将越来越弱，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胜利了，最终结果仍然会失败。也就是说，战场上取胜的深厚根源在于政治，单凭军事实力是不足以征服人的。战争的胜负，绝不是战场上的短暂时间能决定的，而是战前已经在政治上奠定了胜负的基础。

文事武备，互存互用。战争中必须发挥政治和军事两种因素的作用，二者不可偏废。中国古代将文武作为治国的两大支柱，即一个国家，政治必须有军事为后盾，军事斗争必须有政治为基础。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政治上压倒对方，取得优势。早在奴隶社会的战争中，就要在战前进行政治宣传，申述自己战争的正义性，争取民众的支持。在其后的历代战争中，运用这种斗争形式更加自觉，而且主张，不仅在战前要进行政治宣传，还要更进一步贯彻在战争过程中，在绝对的军事优势下，再辅以政治游说，使敌人失去信心，就可以不战而胜。

其二，从心理上压倒对方，瓦解敌人的斗志。攻心战的思想，孙子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他指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这一原则在军事上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攻心，可促使敌人瓦解。例如，楚汉战争中，汉军对楚军的决战中，汉军包围楚军后，四面唱起楚军的家乡歌曲，唤起了楚军的思乡之情，士无斗志，军心涣散，从而加速了楚军的败亡。

3．战争与经济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战争实践告诉人们，战争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经济因素是战争的物质支柱。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古代军事家就有了充分的认识，提出了战争依赖于经济、富国是强兵的基础、指导战争要着眼于经济的基本原则。

战争的胜利是以它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任何战争都要以巨大的物资消耗为代价。孙子把这种战争与经济的依赖关系，形象地表达为“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也就是说，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就无法支持战争。后代的军事家经常引用孙子的这句话来阐述战争依赖经济的道理。古代兵论者谈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除上面的概括论述外，更多的是从粮秣的生产储备、兵器装备的供应等方面入手。由于中国古代国家层次简单，而战争又是牵动国家全局的大事，因此，有关勤务保障方面的论述同样具有宏观性，也揭示出战争依赖于经济这一基本观点。例如，在粮秣上，由于战争的主体是人，加上参战的大量马、牛等牲畜，人畜必须具备维持生存和战斗力的起码条件，因此人畜的饥饱是战争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看成是用兵的常识。从战争依赖于经济的思想出发，中国古代把富国强兵作为立国之本，在处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上，又把富国看成强兵的基础。强调富国强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军事思想。

4．军队建设

军队是战争的主体，军队的强弱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因此，军队建设是历代军事家和政治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初，就正式设立了专门的军事长官，在奴隶社会长期的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关军队建设的经验。到春秋晚期，孙子在系统总结前人治军经验的基础上，把古代军队建设思想推向了时代巅峰，奠定了封建社会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在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中，几乎都有论述军队建设的专门文章。古代有关军队建设的思想十分丰富，其主要方面包括以下几种：

（1）将帅论。将帅是组织和领导军队的骨干。一个国家军队的强弱，固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但也与正确选拔和任用德才兼备的将帅是分不开的。因此，选用将帅问题历来备受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重视。

将帅在军事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早在专职将帅出现之前就为古人所注重。我国早期的文献中就已经透露出对重要军事人物在领兵杀敌、卫疆保土中重要作用的肯定。春秋战国以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军队规模的扩大，军队正规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出现了专门领军作战的将军，文、武职能分开，赋予了将帅独立指导战争，行使战争职能的权力，使其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孙子论述将帅的重要作用时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说明一个善于领兵作战的将帅，对于国家的命运、民众的生死，起着关键性作用。将帅既是国家安危的支柱，也是军队建设的骨干。有了合适的将领，军队才会强大。古人还在将帅同军队的关系分析中，既肯定了将帅的作用，也肯定了士兵在战争中的地位，指出统率军队、指挥打仗的是将帅，而真正冲锋陷阵消灭敌人的是广大士兵，军队不能没有统帅，而统帅离开军队也是不能破敌的。基于这些认识，古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在乱世中自立，都求贤若渴，视才为宝。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在对选将用将的认识上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看到了将帅对国家安危、军队强弱具有决定性作用。

①选用将帅的基本原则。古人要求，选择将帅必须看他们的能力，任用后还要考察他们的实绩，做到名副其实。在具体做法上，主张打破地域、门第观念和世袭制度，在更大范围内选拔将帅。奴隶社会时期，采取的是贵族世袭军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不管出身，依据军功战绩，经过全面考核，大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将帅。

②将帅的修养。战争的发展，需要有专职将帅，而将帅应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修养，因此，选将的标准也成了古代军事思想中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历代兵书中都有论述。

对将帅总的要求是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孙子具体地提出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要求。所谓智、勇，就是要足智多谋、果断。这两个字对将帅来说是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智是在广博知识基础上的决策能力，勇是实现决策的必备条件，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做到机智而不懦弱，勇敢而不鲁莽，才能成为真正的将帅。两者比较起来，智显得更为重要。孙子特别强调这一点，主张“未战而庙算胜者”，即通过战前的精确筹划而预知胜负，遇事要做到“不愠”“不怒”，保持冷静的头脑。当然，战场毕竟是死生之地，非勇敢不能对敌，非果断不能应变，因此，勇敢果断对于将帅来说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作为将帅还要有勇于负责的精神。孙子提出，将帅必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还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将能而君不御”看成是胜道之一。仁、信，就是要求将帅必须具备仁爱诚信的品质，这要求既要对统治者忠诚，也要对部属爱护。从古代军事著作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更强调的是将帅必须以身先士卒、言信行果的模范行动达到亲附士兵、统御部队的目的。战争的胜负，与将帅同士兵的关系融洽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能否与士兵同甘共苦是选拔将帅的必备条件之一。在孙子的军事思想中，就特别强调爱护士兵，他认为“上下同意”，即上下一心是胜利的根本，要使用士兵，就必须亲近爱护士兵。孙子说：“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就是说，将帅把士兵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就能使他们与自己同生共死。

（2）军制论。古代的军队建设也非常重视军队的编制体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凡兵，制必先定”，就是说，所有的军队，它的编制、管理、储备、征募等方面的法规及具体制度一定要首先确定下来。在这方面，中国古代许多军事书籍中都有论述，内容涉及军制的性质、部队的编组方法、行动部署原则、营区的划分和通行规定、着装和徽章佩戴的具体规定以及马匹使用的制度和方法等，内容相当广泛。

军队建设必须以法律形式确立军队的编制。古人在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健全军制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春秋末期，孙子就指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意思是说，治理人数多的军队和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方便，靠的就是编制体制。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它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上，这种制度就是凝聚剂，能使军队意志统一，步调一致。

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军制，由于所处的经济条件、政治制度、科技水平以及战争发展水平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总的来看，其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首先，必须以保证国家的集中统一为目的。古人认为，为维护国家政权，确保国君对军队的统治权，必须从制度上限制将帅所拥有的权力，合理调换兵将，以防止对手握重兵的将帅失去控制。这是保证中央政权有效地控制军队的重要措施。还要从制度上保证中央军和地方军有合理的比例关系，既要使中央军保持对地方军的军事优势，又不可削弱地方军的军事力量，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安定。其次，必须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军队编制体制有着密切联系，军队编制合理、法令严明，就能使军队达到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孙子也指出：“齐勇若一，政之道也。”他认为临敌作战，三军能奋勇向前，在于统军得法。只要军队制度完善，政令严明，“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即全军行动一致，勇敢的士兵不能单独前进，怯懦的士兵不能单独后退，这才是指挥军队的有效方法。第三，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武器装备的威力。在古代战争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不是单凭个人的技艺和体力，而是依靠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来和敌人对抗，这种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从战术上讲，就是军队的战斗队形，而军队的基本编制是其基础。因此，在确立军制时还应根据军队的武器装备的战术性能，使杀伤方式和杀伤距离不同的兵器布置在适当的位置上，使军队的各种兵器构成一个战斗整体，以充分发挥其威力，战胜敌人。

（3）治军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力量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军队数量的多少，更取决于军队质量的好坏，所以，为了提高军队的质量，古人十分强调“以治为胜”。这里所说的治，就是要把军队教育成明礼仪、知荣辱、明法令、令行禁止、进退有节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为了达到“治”的目的，古人主要强调了以下两点：

①教戒为先。用兵之法，教戒为先，这是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吴起的治军名言。所谓“教”，就是军事训练，所谓“戒”，就是思想教育，要通过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杀敌技能，通过思想教育来统一思想，使军队成为一支能够体现统治阶级政治意图的军队。教、戒的内容最主要的就是教育和训练。教育就是对军队进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英勇献身的思想教育，使军队树立明确的荣辱观念，熟悉法规法令，增强赏罚观念，养成令行禁止的习惯。孙子强调“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即没有明确地确立法规法令，是将帅的责任。对于军事训练，古代军事家也非常重视。孙子把“士卒孰练”“法令孰行”，即军队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军队缺乏训练，就会出现“卒强吏弱”“吏强卒弱”“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即士卒强悍、军官懦弱而指挥松弛，军官强悍、士卒懦弱而战斗力差，治军没有章法、官兵关系混乱紧张、战斗队形杂乱无章而自乱阵脚等情况，导致战争失利。

②恩威并重。春秋末期，孙子针对军队建设中存在的用刑过重、用爱过当和用赏过厚等弊端，明确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原则。这里所说的“文”，就是恩爱、重赏，是指教化；“武”就是严刑、重罚，是指惩戒。其基本思想就是恩威并重，两者不可偏废。治军如果没有恩德的手段相配合，就会出现“怨法而不畏法”的状况；如果没有威严的手段作保证，就会出现“恃恩而不感恩”的状况。因此，只有文武相兼，恩威并施，才能使军队勇往直前。孙子在吴国宫廷中演兵的传说就集中体现了古代军事家们的这种思想。在练兵中，孙子先是耐心讲解，三令五申，宫妃们也都同声说听明白了，可就是令之不行，禁之不止。为严肃军纪，孙子不得已杀了两名队长，终于使其他宫妃认真操练，不敢再在演练时嬉戏。孙子有教在先，教令不听，然后实施惩罚，人们不得不服，包括吴王在内，虽然孙子杀了他的两个宠妃，大有“食不甘味”之感，但是也袒护不得。孙子文武相兼、严格治军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4）用兵论。用兵，就是在军队既有的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通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作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最有效地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夺取战争的胜利。用兵理论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军事家对战争指导的理性认识，是从长期的古代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于用兵方面的论述，在中国古代军事文献中十分丰富，主要观点如下：

①重视谋略。在战争的筹划和指导上，首要的是谋略。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代表作《孙子兵法》中有大量篇幅论及谋略。

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料敌定谋。孙子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在充分做好各种准备的情况下，制定谋略才有可靠的基础，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制定谋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建立在知彼知己基础上的料敌定谋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因此，谋略必须随着敌情变化而变化，要随时注意调查研究，做到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料敌定谋，用孙子的话说，就是“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即破除陈规，因敌变化，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行动。

从全局上谋划。谋略重在对战争全局的谋划，从战略高度谋划对策，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样的谋划才能从根本上战胜敌人。“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是说不能做好长远的谋划就不能做好当前的谋划，不能做好全局的谋划就不能做好局部的谋划。历史上有远见的军事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全局的谋划上，从全局着眼制定谋略。

善于伐交。在军事活动中，外交手段是谋略的重要体现，通过外交活动，结成自己的同盟，破坏敌方的同盟，强己弱敌，达到取胜敌人的目的。孙子倡导“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即最好的办法是挫败敌人的战略方针，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尤其是在多个政治军事势力并存的条件下，各种势力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为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由于互相联系，给加强己方的联盟创造了条件；由于互相排斥，又给破坏敌方的联盟提供了可能。因此，战争史上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成为强己弱敌、外交胜敌的普遍现象。

重视用间。间即间谍，用间是谋略的内容之一，是斗智的手段。孙子提出“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乡间就是利用敌国的乡人做间谍；内间就是利用敌方官吏做间谍；反间就是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死间就是制造假情报，并通过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传递给敌方，使敌方受骗，而一旦事情败露，我方间谍不免被敌方处死，所以叫死间；生间就是完成侦察任务后能够活着回来报告敌情。五种间谍方式混合使用，使敌人不知我用间的规律，这是用间的最好方法，是制敌的法宝。这些用间谋略的使用，除获取情报外，还有分化瓦解敌人的任务，使敌人分裂或瘫痪而自行灭亡。

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古代军事家主张“全胜”，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把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军队不受挫折而获得完全胜利作为最高理想。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孙子，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百战百胜，不是最高明的，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其后的军事家大多推崇这一理论并加以发展。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用不流血的手段迫敌屈从于我的意志，在保障我方兵力和财力的同时也不损坏敌方的兵力和财力，使之“全”归我所有，做到付出最小的代价而获得最大的利益。

②做好应敌准备。战争是各种制胜因素的较量，必须在战前做好充分准备，才有取胜的可能。正如孙子所说：先有了胜利的把握再去和敌人交战。

只有政治准备良好，粮食准备充足，士气高昂，兵力准备足以征服敌人，这样才可算是做好了战争准备。中国古代有一本叫《管子》的军事书籍，对周到的准备提出了“八个无敌”，全面深刻地指出：要注重财力、手工业生产、武器装备、军队的政治素质、军队成员的选用、军事训练、邻国情况的研究、谋略的运筹等方面的准备，这些准备都超过了敌人，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就能做到军队没有出境作战就能取得胜利。备战要贯穿于战争始终，不仅要在平时、在战前要做好准备，而且在战时、战中、战后也要做好准备，立足于最坏的情况进行充分准备，为争取最好的结果创造条件。

在做战争准备时，古代军事家都强调要做好战争预测，制订周密计划。孙子认为：杰出的统帅之所以能够取得不同于常人的胜利，就在于他们做好了战争预测。对于如何预知战争胜负，孙子提出了三点：首先是先知，即熟悉各方面情况。孙子认为：既了解敌人的情况也了解自己的情况，在战争中才能不至于遭到失败；不了解敌人的情况而能了解自己的情况，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可能性有五成；既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在战争中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其次是比较，充分比较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孙子指出，通过对敌我双方政治、天时、地利、将领、法制等五个方面的分析，以及对七种情况进行比较，即哪一方君主政治比较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占据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军队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就能够判断出谁胜谁负了。最后是推断，孙子从战争经济入手进行推断，即把已有的土地及其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和所能征集的兵员数额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推算。不仅如此，孙子还强调从主观条件推测胜负。他说，预知胜利的情况有五种：知道可以打或不可以打的能够取得胜利；懂得多兵与少兵的不同用法的能够取得胜利；全军上下思想一致的能够取得胜利；以自己的充分准备对毫无准备之敌的能够取得胜利；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君主不可牵制的能够取得胜利。这五条就是预知胜利的方法。

③速决与持久。进攻速胜是古代军事家的传统思想。孙子认为：用兵之理，贵在神速，要抓住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

进攻作战要速决，不可久拖，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乏，使国家财政耗损，使军队的战斗力受到消耗。速决能迅速抓住战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只有迅速抓住对己方有利的时机速战速决，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行动迟缓，形势就可能发生变化或是失去进攻的突然性。

虽然主观上希望速胜，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达成速胜的目的时，也应考虑持久战。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力的增强、战场的扩大和持续时间的加长，持久战思想就被提了出来。古代军事家认为：持久是转化敌我强弱态势的有效措施，久拖必使敌人疲惫，使敌人不断消耗；同时，持久作战也是自己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在与敌对者相持的过程中，暗中发展自己势力，充分发挥己方潜力，抓住战机再进行反击。

④争取主动。主动权就是战场行动的自由权。我国古代军事家早就认识到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当时表达这一思想的用语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要能调动和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和控制。中国古代军事家提出的争取战场主动权的措施和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占领有利的地势。孙子说，凡是先占据战场等待敌人的就主动安逸，后到达战场仓促应战的就被动疲劳。

二是处理好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古代军事家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要首先发起攻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样才能赢得主动；当条件不允许时，特别是对于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势一方来说，就要以后发制人发挥军队的作战潜力来赢得主动。

三是以迂为直。孙子说，大凡用兵的原则，将帅接受命令，从征集民众到同敌人作战，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比争取先机之利更困难的，而争取先机之利最困难的地方是要把迂回的弯路变为直路，要把不利变成有利，所以用迂回绕道的佯动和小利引诱敌人，就能够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所要争夺的要地，这就是以迂为直的方法。

四是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自己的不足。

五是以利诱敌。孙子认为，用利引诱敌人，给敌人好处，敌人一定会来争夺，从而能够调动敌人。

六是攻其必救。孙子认为，当敌人依据坚固的防御工事或是兵强势众不易攻取时，就不宜直接进攻当面之敌，而应转用兵力去攻击敌人必救的要塞，迫使敌人出来救援，从而达到调动敌人、争取主动的目的。

⑤机动灵活。孙子认为，战争本身的规律就像流动的水一样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态和模式，战争指导必须符合这种客观规律，见机而作，根据情况灵活机动，正确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法。我国古代军事家非常重视机动灵活，这在各种兵书中都有大量论述，总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善于抓住战机，做到随机应变，把力量投向敌人的弱点和空隙。对于如何捕捉战机，我国古代军事家们总结出了以下八条：狂风严寒，敌军不顾士兵疲劳昼夜兼程；盛夏炎热，敌军出发迟缓而中途没有休息，长途行军又饥又渴地拼命赶路；军队长期在外，粮食耗尽，士兵怨恨愤怒，谣言四起，将领无法制止；军队物资耗尽，阴雨连绵，无处掠夺；兵力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患病，没有援军；路远天晚，军队疲劳恐惧，又困又饿，开始休息；将领缺乏信心，军心不稳；部署未定，宿营尚未就绪，以及翻山涉水仅有半数通过。诸如此类，都是可以利用的时机。

二是活用奇正，避实击虚。这里“正”就是平常的方法，“奇”就是变化的方法，分开说就是：在军队部署上，担任警戒、守备的部队为正，集中机动的兵力为奇；担任钳制的为正，担任突击的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的为正，迂回突击的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作战方法为奇。在具体运用上，古人强调要临敌应变，奇正相互配合，重视集中兵力。孙子提出：自己要集中兵力于一点或一个方向，而要使敌人兵力分散。善于变换奇正，使敌人无法掌握，这样才能出奇制胜。

三是既要遵守一般的作战原则，又不能拘泥于一般的作战方法。要从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做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灵活地变换战略战术。古代军事家总结出了灵活用兵的许多方法：敌将愚蠢而轻信于人，可用欺骗手段诱歼其；敌将贪图私利而不顾名誉，可用资财贿赂其；敌将无主见，轻易改变主意而无智谋，可以扰乱疲困其；上级富有而骄奢，下属贫困而怨怼，可利用矛盾离间其；士兵轻视将领而厌战思归，可用截击的办法攻取；敌人进路容易，退路困难，就引诱其前进而伺机歼灭；敌人进路艰难，退路平坦，就逼近攻击其；敌人久驻一地不动，军队戒备松懈，就快速偷袭其。灵活机动是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的灵活，不能乱来，不遵循原则就会变成盲动；同时也不能过于教条，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置。

⑥攻守相结合。作战只有进攻和防守两种类型，进攻与防守是对立统一的，进攻是主要的，是防守向进攻的转化，防守是为了进攻，是辅助进攻的手段；进攻与防守要结合使用，是进攻还是防守，要视具体情况决定。孙子指出：要想不被敌人战胜，就要采取防守；要想战胜敌人，就要采取进攻。防守是因为敌人兵力强大，进攻是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所以当攻则攻，当守则守，要懂得攻与守的恰当运用。

三、《孙子兵法》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从前线发回这样一条消息：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但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年前的孙子。因为每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的背囊里都装有《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和一盘解释性录音带。其实在海湾战争之前，《孙子兵法》就已风靡世界。早在唐朝，日本学者吉备真备就将《孙子兵法》带回日本讲授，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称《孙子兵法》为“兵学经典”“世界第一兵书”，把孙武推崇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把孙子及其著作视为东方人的骄傲）。但是后来，这部兵书在日本民间失传，因为日本朝廷把它作为国宝，只允许在宫廷学者和武将之间传播。

《孙子兵法》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推崇备至。历史上曾有二百多位注释家拟文著书，注解《孙子兵法》。宋代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三国时的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明代的茅元仪则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孙子兵法》这种承前启后的作用。1936年毛泽东在写给叶剑英的信中说：“前买回的书，大多不合用，我要的是战略和战役的书，特别要买一本《孙子兵法》。”毛泽东没有上过军校，他之所以能用兵如神，与他熟读《孙子兵法》不无关系。刘伯承元帅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就曾亲自讲授《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不但在军事上备受推崇，而且在社会其他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近年来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与应用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文学家评之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哲学家誉之为“人生的哲学”，政治家视之为“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医学家赞之为“治病之法尽之矣”，企业经营管理者则把《孙子兵法》定为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必读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甚至说：“您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俨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科宝库。那么，孙武到底是何许人也，人们为何这样崇拜他？《孙子兵法》到底讲了什么内容，人们为什么这样重视它、研究它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孙武的生平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与孔子同一时代。他的祖先姓陈，是陈国（今河南淮阳）人。陈厉公的儿子陈完因战乱到齐国避乱，被齐桓公授以主管手工业的官职，后来改名为田完。几代之后，田氏成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田完的第五代子孙田书也就是孙武的祖父因为作战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被封于乐安。春秋时期，姓是全族的共同称号，而氏是族中某一支派的称号。田书这一支，就是以田为姓的族中以孙为氏的一个支派，故田武亦为孙武。齐国是一个群英荟萃的地方，如齐国的开国鼻祖姜太公、后来的管仲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家世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对孙武研究兵法都有很大的影响。孙武后来因避齐国内乱来到吴国，经伍子胥七次推荐，被吴王委任为将。孙武为将以后，为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记》记载，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二）《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

《孙子兵法》现存13篇，6000余字，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6篇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5篇组成，主要探讨战术问题；第三部分由《火攻》《用间》2篇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下面简略介绍一下第一部分。

1．《计》篇

孙子为什么把《计》篇作为第一篇？《计》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孙子认为，将帅在指挥作战之前，首先要能预料战争结局（谁胜谁负），判断胜负的客观依据是“五事七计”，主观依据是诡道、庙算。

“五事七计”。五事指道、天、地、将、法；七计是对五事的具体论述，就是说判断胜负要看“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诡道”论。孙子认为要获得胜利，还要善于运用计谋。“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称之为诡道十二法）其核心是“攻击不备，出其不意”。

“庙算”论。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特别强调作战之前要进行周密筹划。

总之，孙子在《计》篇中认为，判断胜负的客观依据是“五事七计”，主观依据是“诡道”“庙算”。如果我们对这些主、客观条件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为什么项羽勇猛无比却不得不霸王别姬，自刎于乌江；诸葛亮神机妙算，六出祁山却无功而返。《计》篇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历史上的胜败荣辱。

2．《作战》篇

孙子认为在作战之前进行战争筹划时就应该立足于“速战速决”。原因有二：一是经济上承受不起，即使胜利了，国力也会衰退；二是如果时间太长，则夜长梦多，他国可能乘机灭掉自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总结越南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说：“越南战争的结局早已被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战略家孙武揭示出来。”当时他引用的话就是“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3．《谋攻》篇

作战的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也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孙武提出两个原则：一个是最高境界（善之善者也）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就是说胜利的最高境界是在使敌我都不受损伤的情况下而能使对方屈服；另一个是一般原则（非善之善者也）的“战而胜之”用兵原则。同时提出“战而胜之”的五个条件：“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毛泽东同志对“知己知彼”这一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科学的真理”。

4．《形》篇

《形》篇的主要观点如下：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把水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其次，胜于易胜（把水放在一个容易形成“势”的地方）。“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柏举之战是吴国西破强楚的一次战役（据说是孙武指挥的）。楚国当时是一个大国，但由于连年征战，国力逐渐衰弱，政治腐败，不得人心，与邻国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吴王想趁机攻打楚国，孙武、伍子胥说时机还不成熟，楚军仍有战斗力。吴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组成三支军队轮番袭扰楚国，使楚军疲于奔命，楚国的国力更加空虚。这时孙武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带兵三万，千里奔袭，击败楚军二十万。从表面上看，以三万之兵胜敌二十万，并非“胜于易胜”，但由于孙武战略得当，战前连续骚扰敌人，已使敌人由强变弱（如果说楚军是一只虎，那么这只虎已经奄奄一息，坐以待毙）。由此看来，敌之弱并非天生就弱，“胜于易胜”并非天生就“易”，而是指挥员经过精心筹划和主观努力使敌由强变弱，使难胜变为易胜。

5．《势》篇

其主要观点是“勇怯，势也”：人有勇有怯，但勇、怯不是天生的，与生长地无关，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去创造有利于我的态势。“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以正合，以奇胜：“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对“奇”“正”的解释是，在兵力部署上，担任守备、警戒的为正，担任机动的为奇；担任钳制的为正，担任突击的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明攻为正，暗攻为奇。在作战指导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特殊方法为奇。

6．《虚实》篇

唐太宗李世民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作战中最主要的是制人而不制于人（李卫公：兵书千章万句，离不开制人而不制于人）。

孙武主张避实而击虚（或以实击虚），“以正合，以奇胜”。“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形人而我无形”，“使人备己者也”，“陷之死地然后生”。项羽过漳水以后，破釜沉舟，取得了救赵的胜利，韩信背水列阵，取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诸葛亮的“空城计”，均是“虚实”利用的明证。

（三）《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体现

1．重战

《孙子兵法》第一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十一家注孙子》:“兵之外死，系国内之亡，是故兵败长平则赵亡。”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之一（古巴比伦）早在公元前8世纪（前729年）就不复存在，就是因为战败而亡。可见战争实在是“不可不察也”。

2．慎战

孙子不是好战主义者，相反，他对战争是非常谨慎的（他反复提到“慎之又慎”）。“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刘备为报私仇，轻率起兵，结果兵败夷陵。关羽大意失荆州后，被东吴所杀。刘备不顾群臣反对，攻打吴国，企图为关羽报仇。刘备亲率75万大军沿江而来，出巫县，收秭归，直逼铜陵。此时吴国周瑜、吕蒙等大将去世，开始几仗吴国皆失败。后陆逊任主帅，坚守不出，两军相持七八个月。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刘备便命令大军在山林中扎寨以避暑热，连营七百里。此布防攻而不能集中兵力，守而不能首尾照应，结果被吴军放火烧营，蜀军大败，刘备也病死在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

3．备战（临战与早期备战）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瑞士之所以近二百年无战事，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中立国，而是因为它的战争潜力。在宣布中立后，瑞士更加重视国防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其防空洞大多是几十米深，95%的人员可进入地下，据说是人手一支枪，所以希特勒不敢动它。

总之，《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我国军事智慧的集大成者。

延伸阅读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

《武经七书》基本包括了北宋以前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代表作，是中国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科学起了积极的作用。校定、颁行《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它阐述了一系列军事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凝聚了中国古代人们对战争的认识的精华。不论在军事理论上，还是在战争实践中，它都对后世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