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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乱世的伦理往往与治世有别，乐羊式的人物也可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唐武德三年，高祖李渊准备派隋朝降将屈突通辅佐李世民，征讨据守洛阳的王世充，但顾虑到屈突通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屈突通向高祖表示：“臣本为阶下囚，当获死罪，承蒙陛下施恩宽免。那时我就默默立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陛下尽节。如今有幸充任前锋，两个儿子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这番义气深获高祖赞赏，而屈突通仕唐之后，的确鞠躬尽瘁，建功立业，后来图于凌烟阁，赢得莫大殊荣。（《通鉴》卷一百八十八）

耐人寻味的是，屈突通的这番义节也曾经献给过隋朝。当时李渊已经擒获屈突通的全部家眷，派屈突通的儿子在阵前劝降。屈突通不为所动，对儿子喝骂道：“昔日与你为父子，今日与你为仇雠。”于是命令左右射箭。但隋朝毕竟大势已去，在唐军的攻心战下，屈突通的部下纷纷弃甲投降，屈突通无可奈何，终于也走出了投降的一步。（《旧唐书·屈突通传》）

以儒家的标准来看，屈突通为做隋朝忠臣不惜射杀亲子，为做唐朝忠臣而再度置二子于不顾，虽然无论仕隋仕唐皆有赫赫功业，但这只是乱世当中的特殊现象，实在不足取法。屈突通可谓义士，却不可谓君子。而李渊之所以理解屈突通，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可以为了某种更高的善或更大的利而贬低亲情的人。

李渊最初在太原起事的时候，有不少亲族仍然留在长安。李靖和卫文升作为隋朝的长安守将，尽职尽责地收捕了李渊的亲族，依律将其处死。后来李渊平定关中，诛杀卫文升等人，李靖在屠刀面前为自己辩解说：“您平定关中，如果只是为了报私仇，就不妨杀了我，但如果您志在天下，就不该杀我。”这番话果然打动了李渊，李靖从此便效力于唐营。后来在李靖担任岐州刺史的时候，有人为了迎合李渊的心意，告发李靖谋反。李渊派了一名御史审理此案，叮嘱道：“李靖谋反之事一旦查明属实，就可以立即处置他。”（《大唐新语·举贤第十三》）

看来李渊虽然心怀天下，为成大事而可以不拘小节，但对于家族仇恨始终不能释怀，这倒也是人之常情。后来刺史辨明了李靖的无辜，李渊便也没有再为难他。李靖后来为李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李渊也许会因此觉得那些长安亲人的牺牲也算是值得了吧。

如果坚守儒家的复仇大义的话，那么李渊显然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君子，当然更没资格号令天下。《礼记·檀弓》记有一段子夏与老师孔子的对话，子夏问：“对杀害父母的仇人应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不去做官，决不跟仇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不论在集市上还是在朝堂上，只要一遇到仇人，无论身上是否带着武器，都应该马上动手杀他！”子夏又问：“那么，对杀害亲兄弟的仇人又该怎么办？”孔子答道：“不和仇人同朝为官。如果自己奉国君之命出使外国，在外国遇见了仇人，不能跟他动手，要以公事第一。”子夏又问：“那么，对杀害叔伯兄弟的仇人又该怎么办？”孔子答道：“自己不带头报仇，如果死者的亲儿子或者亲兄弟找仇人动手，那就拿着家伙在后边助威。”《礼记·曲礼上》也有类似的明确规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害兄弟的仇人一旦遇到，不管手里有没有武器，都应该立即动手报仇；至于杀害朋友的仇人，不能与他在同国生活。

儒家以亲属关系与天伦人情作为治国之本，主张在顺应天性中略做节制。在这样的标准下，屈突通与李渊显然都悖逆人伦，不足为法；李靖更是一副小人嘴脸，大为君子所不齿；而屈突通的那种激昂感奋可谓既不近人情，亦不合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