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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将会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嘉靖帝倒也不全是孤立无援的。新科进士张璁甘犯众怒，先后进呈《大礼疏》《大礼或问》，以扎实的礼学素养逐条批驳一众朝臣的公议。

朝臣们的阵营也并非那么紧密。随着争议的加剧，既有人一往无前，也有人痛改前非，陆澄就是后者中的典型。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归安人，正德丁丑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他本来是和嘉靖帝唱反调的，还为此丢了官职，但在向老师王阳明求教之后，竟然顿觉今是而昨非。陆澄再向嘉靖帝上书，改弦更张，因此官复原职。后来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在提到这件事情时说：“儒家学者议论功过，大抵以天下为重而不返回本心之所安，张璁的《大礼或问》说：‘天下只是身外之物，父子之情却是天伦。舜背着父亲瞽瞍潜逃的时候，心里只有父亲而没有天下。’这话说得很对，就算圣人复出，也不会有所更易。王阳明所谓‘心即理’，正是在这种地方体现出来的。世间儒者只以为理在天地万物，便向前代典籍中寻求准则，反而走错了路。王阳明虽然赞同张璁的观点，却深知张璁是个小人，所以不愿意参与讨论，陆澄却是从老师那里得到了问题的正解，坦坦荡荡地知非改错，因为自信其心，便也不怕被别人讥为反复无常、见风使舵。”

黄宗羲的这番议论，正见得阳明心学对当时儒学的意义所在：学问绵延得太久了，难免就教条化了，而随着教条的日渐繁复，这门学问的核心思想反而日渐模糊，所以王阳明索性抛开一切教条，直接从本心入手。在“大礼议”事件中，朝臣们引经据典，不惮烦琐，而少年嘉靖帝没那么多理论好讲，只是心里割舍不下父母亲情而已，然而以最为传统的儒家标准衡量之，反而是嘉靖帝站在了正确的一方。远溯北宋，司马光——千古名臣，程颐——一代儒宗，都强调公义重于私情，张璁却援引了《礼记》的一条核心准则：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记·问丧》），也就是说，所谓礼，并非来自什么天赋观念或抽象教条，只不过由基本人情而做出的自然推演而已。

若以这个标准来看“大礼议”事件，就会发觉所有疑难问题瞬间涣然冰释。事情简单得简直超乎想象：无论拿出多么高深的义理，只要它违背了基本人情，自然就属“非礼”，而违背父子天伦岂不正是违背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吗？亲情为重，国事为轻，这也是最基本的人之常情，所以孔子才会鄙薄那种不惜检举至亲骨肉的所谓“正直”，所以孟子才会赞许大舜放弃天下而甘愿背着父亲潜逃海滨的行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最基本的人性，因而才是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因而才是最基本的政治准绳。

但是，至此我们难免生出一个疑问：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亦是儒家经典明文所载，何况“大礼议”之时，代毛澄担任礼部尚书的汪俊更在奏疏中提到一个统计数字：和张璁意见相同的只有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桂萼三人而已，而站在对立面的朝臣则有二百五十余人（《明史·汪俊传》），难道占如此比例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一同把书读错了不成？而且在汪俊的这个统计里，不但人数的对比判若云泥，地位的对比同样悬殊：不但霍韬、熊浃与桂萼人微言轻，就连首倡其事的张璁也不过是一名新科进士，如何能与杨廷和、毛澄、汪俊这样的朝廷大员相提并论呢？在朝臣们的主流意见里，即便杨廷和所援引的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事例类比不伦，但“为人后者为之子”这条来自经典的不刊之论难道也错了不成？

事实颇有几分荒诞：“为人后者为之子”虽然出自经典，但自经典本身就已经错了，只是这个错误司马光不知道，杨廷和也不知道，直到2000年才被李衡眉教授考证出来，这倒也不能苛责先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