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FDI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研究

在梳理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时我们已经知道，技术差距是众多影响因素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各国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Romer，1986；Fagerberg，1994；Hall and Jones，1999；Easterly and Levine，2001；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一个国家越发达、技术越先进，其FDI就越有产生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Griffiths and Sapsford，2004）。Jordaan（2005）通过实证检验证实：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大大影响了FDI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将注意力放在研究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的关系上。关于二者的关系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而是存在三种不同的结论。

2.3.1　FDI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的关系研究

（1）FDI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

Findly（1978）通过实证检验证明：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间具有线性的正相关关系。他指出：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企业通过示范和模仿进行技术学习的空间越大，外资对当地企业的溢出效应也就越大。Fageberg（1994）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技术模仿是技术溢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之间，技术差距与技术模仿能力是正相关的。Fageberg并没有直接给出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是通过中间变量技术模仿，认为二者之间关系密切。Sjoholm（1999）通过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具有线性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2）FDI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存在线性负相关关系

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的研究、Kokko和Falvery（2007）对乌拉圭的研究，以及Liu和Parker（2001）对我国台湾的研究都发现，技术差距越小，越容易获得外国技术。Kokko（1994）在检验墨西哥企业中技术差距的影响时，采用了连乘变量的方法。他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技术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即内资与外资企业技术悬殊时，技术差距的存在会阻碍溢出效应的产生。国外另一位学者Kinoshita（2000）则通过对欧盟五国的实证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Phene（2005）认为，内外资技术差距过大，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速度和时间都会降低，进而技术溢出效应也会削弱。我国学者陈涛涛（2003）通过实证检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技术差距越大，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不明显。以上研究从不同的国家入手，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存在着线性负相关关系。

（3）FDI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存在非线性关系

一些学者（Perrz，1997；Blomstrom & Sjoholm，1999；Bin Xu，2000；Glassa & Saggi，1998）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与前面学者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提出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更多学者（Borenztein，1998；Blomstron，1994；潘文卿，2003；张国强，2008；杨阳、姚利民，2009；王向阳、卢艳秋、赵英鑫，2011；孙江永、冼国明，2011；王华、祝树金、赖明勇，2012）认为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临界值，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并通过各种计量模型证实了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门槛效应”。方宏（2006）通过对福建省的实证研究，分析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之间存在着“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通过采用拓展Verspagen技术赶超模型，李松龄和生延超（2007）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发达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要在适当、合理范围内才能有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产生受到后发地区的技术吸收和模仿等能力的影响。亓朋、许和连和李海峥（2009）研究指出：内资与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李燕等（2011）和王华等（2012）通过构建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双门槛效应”。宋勇超和朱延福（2013）运用1995—2010年制造业升级面板数据，验证得出：FDI溢出效应在不同省份是有差异的，且内外资技术差距在FDI溢出中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

此外，关于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视角进行了研究。赵骅和丁丽英（2009）以企业间技术溢出效应为视角，研究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以及与企业集群间的相互关系。刘明霞和刘林青（2011）从FDI流出（OFDI——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溢出即逆向技术溢出现象进行了探讨，得出结论：我国OFDI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对国内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逆向溢出效应，逆向溢出效应主要受到国内人力资本和国内技术差距的影响；当其他因素不变时，技术差距与逆向溢出效应负相关；人力资本在技术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对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非常有限，只有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情况下才会影响逆向溢出效应；只有同时改善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即同时提高绝对吸收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才能促进OFDI产生更大的逆向溢出效应。

2.3.2　研究评论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在近几十年内的技术差距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早期研究的学者们大多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是随着近年来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理论模型的不断探索，学者们越来越一致地得出了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结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的研究更多是从国家、产业或者微观企业等角度出发，很多学者只是提出二者存在门槛，但并未具体进行验证并分区间进行实证分析，也没有基于技术差距的角度以中观层面——城市和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技术溢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溢出效应。目前，关于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的关系研究还没有定论，在一些方面还有空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在考虑技术差距的基础上，研究市场结构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在研究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关系的同时，很多学者敏感地发现同技术差距一样，市场结构也会对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Blomstrom（1986）研究了墨西哥企业生产效率改善的影响，提出市场结构与东道国企业生产效率成正相关的关系。Sjoholm（1999）则选择了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与Blomstrom（1986）不同的结论：FDI溢出效应在行业中竞争更激烈时最明显。Kokko（1994）认为市场结构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会随着技术差距的变化而不同，当技术差距较小时，行业集中度与FDI溢出效应正相关；若技术差距过大，则会抑制溢出效应的产生。我国学者陈羽和邝国良（2009）则从市场结构因素方面研究其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分组检验验证市场结构、技术差距与FDI技术溢出的关系，得出结论：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更倾向于在规模更大、市场实力更强的行业产生，而垂直型溢出效应则更倾向于在中小企业更多的竞争程度比较高而市场实力较弱的行业产生。

第二，技术差距、技术溢出与环境规制的关系。从上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差距并不存在一个单一或同一的关系。Alfaro等（2004），Kwon和Chun（2008）指出在中国转型的特定环境下，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也有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并提出：FDI技术溢出不仅受市场结构和技术差距的影响，也会受制度等因素的制约，随着中国引进外资金额的逐年增加，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自然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成为跨国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这一议题的关注。刘建民和陈果（2008）提出环境规制对中国FDI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性影响，同时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抑制外资的进入。张中元和赵国庆（2012）利用中国30个省、市的数据考察了FDI、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FDI溢出效应对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是一种阻碍，它进一步扩大了技术差距，各地区应加强环境规制。理清FDI技术溢出、技术差距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将成为我国提高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又一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