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丹术与唐代文学

一　唐代炼丹术的发展

据现存的资料，炼丹术战国时期即已产生⁽¹⁾。到西汉时期，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史载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冬十月朝廷制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²⁾，所谓“伪黄金”就是利用合炼方法制作的。武帝时有方士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³⁾而《汉书》记载淮南王刘安“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张晏注谓黄、白即指黄金、白银，可推知《中篇》是一部关于炼丹术的书⁽⁴⁾。既有了李少君那样的专家，又有《中篇》那样的专书，可以推想当时炼丹术已发达到相当程度，并已开始在统治阶层流行。又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汉多黄金》条辑录《史》《汉》记载赏赐、收藏黄金史料，动辄数千斤至数十万金，实应为合炼的伪金。后来道教兴起，特别随着它向社会上层发展，炼丹术被道士们纳为专利，遂成为道教的主要炼养法术之一。在晋、宋以后的数百年间，道士们进行了大量的炼丹实践，在药物的采取、药性的认识、合炼器械的制备、合炼技术以及服用丹药的禁忌、解毒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在士大夫间流行。六朝著名作家江淹，就写过几首炼丹诗，如《赠炼丹法和殷长史诗》：

琴高游会稽，灵变竟不还。不还有长意，长意希童颜。身识本烂熳，光耀不可攀。方验《参同契》，金灶炼神丹。顿舍心知爱，永却平生欢。玉牒裁可卷，珠蕊不盈箪。譬如明月色，流采映岁寒。一待黄冶就，青芬迟孤鸾。⁽⁵⁾

殷芸曾为昭明太子侍读，累迁散骑长侍、左长史，这首诗是与之唱和之作。原作已佚，不能知道是谁赠炼丹法，用“琴高”的典故，应是一位道士。沈约有《酬华阳陶先生诗》，是写给著名道士陶弘景的。陶素习丹法，今存《合丹药诸法节度》《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等专门炼丹著作。沈诗中有“若蒙丸丹赠，岂惧六龙奔”⁽⁶⁾的句子。向殷芸等赠丹法的即应是陶弘景之类人物。从这些诗，可见当时炼丹术已在贵族士大夫间相当广泛地传布。

如果对炼丹术的发展历史加以划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战国时期炼丹术形成到南北朝，是早期。早期主要是外丹术，即用矿物（初期主要是铅、汞及其化合物）合炼供人服用的丹药；隋唐五代为中期，这时外丹术发展到极盛，并开始向内丹转化。内丹是依据“天人合一”观念，把人身当作一个小宇宙，以之为鼎炉，来合炼自身的精、气、神。宋代以后为后期，这时内丹已成为炼丹术的主流了。前面所讲的炼丹术指外丹，唐代发展臻于极盛的也是外丹。这也是本篇讨论的主要内容。

唐代炼丹术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在相当程度上向社会公开了，从而得以在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流行。当然所谓流行“广泛”也是有限度的。由于炼丹首先要具备相当的资财，能够施行的主要还是社会上层人士。但比较历史状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炼丹术主要还是在师弟子少数人之间传授的秘术，而到唐时却不但流行于道观，更相当普遍地风行于贵族士大夫间；不但流行于道教信仰者之间，更有许多人热衷于炼丹却完全和信仰无关。晚唐时的范摅在《云溪友议》卷下写道：

纥干尚书泉（“臮”之讹），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夫人欲点化金银，非拟救于贫乏，必期多蓄田畴，广置仆妾，此谓贪婪，岂名道术？且玄妙之门，虚无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乎不得？悉焚《参同契金诀》者，其至言也。⁽⁷⁾

这位纥干臮是元和年间人，做过河阳节度使，封雁门公⁽⁸⁾。据陈国符先生考定，刘弘即是《道藏》中所收《悬解录》（又作《玄解录》、《通解录》、《贤解录》等）的作者刘泓，是东晋时的道士。纥干臮是当时众多迷恋炼丹术的权贵之一，他传布《悬解录》，目的是“欲烧炼者留意服外丹中毒”。范摅生平不详，依其作品所涉及的内容可知是晚唐僖宗时人。他自号“五云溪人”，五云溪是若耶溪的别名，他当是乱世隐逸之士。从他的这段记述可知，“唐宣宗大中年间长安及四海精心烧炼龙虎（铅汞）者数千人”⁽⁹⁾。唐代参与炼丹的人数之众，由此可见一斑。本书以下的叙述，主要内容是炼丹术在文人间的影响，正是其广泛流行情形的一个方面。

炼丹术发展史上有两部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部书在唐代文人间也受到广泛重视，被当成研习炼丹术的指针。一部是《周易参同契》，另一部是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周易参同契》出于东汉，题魏伯阳撰，应是总结当时炼丹术成果的产物⁽¹⁰⁾。这部丹书以讲外丹为主，也有后来所谓“内丹”的内容。关于这本书的名称，有各种各样解释。一般以为：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周易参同契》即以《易经》原理与炼丹术相契合。《易经》本是儒家“六经”之一，把炼丹术附会上《易》理，不但增高了其理论层次，而且在经学统治的传统中，又给予它正大的旗号。《周易参同契》被称为“千古丹经王”，历来研究、注释的人很多，异本亦多。今存《道藏》里的阴长生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注本被认为出于唐代。而这两个注本都是外丹观点的。这也表明了唐以前外丹流行的实际状况。抱朴子葛洪，出身于江南士族，虽然到他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但一生仍奔竞仕途，是积极用世的贵族士大夫的典型。他所作《抱朴子外篇》，是讲儒家经世之道的。他自幼勤读儒书，又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内篇》宣扬神仙、金丹之术，在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到他那个时代的道教教理的系统阐述和总结。这《内篇》和《外篇》非同时所作，本各自单行，后来才结集成一本子书。葛洪的这种经历和立场，也成为他吸引后世士大夫的条件之一。唐代的文人们，许多人都读过这两本书。例如李白的《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写炼丹过程，就是演绎《参同契》的，这在后面将具体说明；杜甫有所谓“未就丹砂愧葛洪”⁽¹¹⁾的句子。类似的表明两部书在文人间流行的例子，在唐人诗文里可以发现很多。

《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内篇》两部书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有三方面的内容是大体一致的。这三个方面对于道教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也大大推动了炼丹术的普及，特别是在士大夫间的传播。

第一，这两部书都强调服用丹药可以成仙，起码可以长生健体。《周易参同契》说到炼丹的效用：“勤而行之，夙夜不殆，经营三载，轻举远游。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长乐无忧。道成德就，潜伏俟时，太一乃召，移居中洲。功满上升，应箓受图。”⁽¹²⁾这是说通过炼丹可以神仙飞升。葛洪则更为突出外丹的作用，他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¹³⁾所以他又说“九丹金液，最是仙主”⁽¹⁴⁾。

神仙观念起源很早，对历代文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道教把成仙当作养炼的最终目标，也是它诱惑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庄子》《离骚》等对后代影响深远的名作里，神仙还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发展到战国末期、秦汉之际的“方仙道”，则已演化为求仙的法术。但如秦皇、汉武宫廷方士们所宣扬的神仙术，还是少数特选阶层所能企及的专门技术，基本是“帝王的神仙术”。出现了《周易参同契》，特别是《抱朴子》，明确了依靠丹药即可成仙的前景，成仙有路径可循，丹药的诱惑力也随之大为增强了。

第二，这两部书的内容重点在阐述炼丹的具体方法即炼丹术，就是说，其中讲的主要是技术，信仰只是另一层次的内容。《周易参同契》称“欲知服食法事，约而不烦”⁽¹⁵⁾；《抱朴子》则表明要“愍信者之无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则小得，大为则大验”⁽¹⁶⁾。两部书里都相当细致地写出了从炼丹原料、鼎炉制备直到丹药成品、效应等等。现代学者根据书中指示的方法，进行模拟实验，在汞齐、氧化汞、氧化铅、硫化汞等制造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¹⁷⁾。这样，炼丹有了具体方法，就是可学而为之，任何人都可以把握的。成仙或长生的前景本来就让人羡慕，有了如此具体的方法，必然吸引人去尝试。宗教的本质决定了它本来应有超越性和神秘性，而不应是单纯的技术。炼丹被作为一种技术来宣扬，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其宗教性的“侵蚀”。因此也就可能有许多根本不相信道教的人同样热衷于炼丹术。炼丹术从而也就更加广泛地得以流传了。

第三，和前两点相关，就是由于这两部书的出现，炼丹术在很大程度上向社会公开了。《抱朴子》里说到“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结伴不过三人”⁽¹⁸⁾，又要有“明师”传授，又有秘密口诀，表明他那个时代炼丹术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秘密传授的传统。可是实际上，《周易参同契》成书，书中又相当具体地写出了合炼丹药的方法，热衷炼丹的人也就可以把这种书当作教材来使用，合炼丹药也就是一般人均可以实验的了。《抱朴子内篇》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人们即使并不真的相信服用丹药能够成仙或长生久视，也可以用姑且尝试甚或是“游戏”的态度来操作试验。而从发展情况看，如果说在六朝时炼丹术仍保留有较多秘密传授部分，例如在描述中药物多使用隐名，让人感到一定的神秘性，那么越是到后来，炼丹方法越是被更加具体细致地记述下来，可供人们学习和利用。炼丹术的公开化也大为促进了它的传布。

这样，谈唐代文人和炼丹术的关系，不能不注意《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内篇》这两部书。它们不仅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价值和里程碑的意义，又颇有文采，表达艺术和语言运用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因此在唐代，这两部书为外丹术士所遵用，并在当时文人间广泛流行。它们的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是把炼丹术变成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把握和利用的实用技术。而把炼丹术与神仙追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它又成了一种可以实行的神仙术。这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实践活动的指针，都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这两部书作为它们出现时代的炼丹术的结晶，在炼丹术进一步发展和传播中就起着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作用。唐代的不少文人熟悉这两部书，许多人是通过这两部书来研习炼丹术的。有的人或许没读过这两部书，但它们所提供的炼丹理论和方法，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指导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