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没有人能将正义与美认识完全，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善的（《王制》506a4-7）。在达到这种认识之前，我们得观摩一出“最大的教育剧（gröBten Lehrstück）”，以期获得关于善理念的知识。脱离了善本身（509b6-8），正义与美的理念不但不能被认识，甚至无法存在，因为，无论是在高缈的理念世界，还是在可见的质料世界，善都是“一切正义和美的事物的原因”（517c2）。凡欲依理性行事者，为城邦筹谋也好，为私己权度也罢，都须认识（即“观见”sehen，）善的理念（517c4-5）。

每个灵魂都朝着唯一的目标不断努力（《王制》505dll，参看《斐 勒布》20d7-10），这目标也是所有行事所当依循的正道，但这个善并 非仅对灵魂和人类行事而言；它是“万有本原”（511b7），表明了宇宙的善，也是创造光、热与生活之源的“父”（506e6，517c3）。因而，它将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公共领域的善——倘若确有这种善的话。

然而，在城邦的层面上，这种善显然不那么有效，因为，那些已经认识到善的人，并不肩负责任，让善实现于政治生活的领域。他们认为自己既为哲人，思考便全出于己，与城邦无涉，自然也谈不上用道德的责任去偿还哲思上的债务。城邦事务也早已不堪，甚至，任何努力向善的鼎革者无不担受巨大的生命风险（517a4-6，并参《苏格拉底的申辩》32e）。例如，那凭强力更改政制之举，才一开始就已然败覆（《克力同》51c、《书简七》331d）。因此，哲人在父邦（Vaterstadt）不事政治。

不过，哲人虽不能在物质上将城邦推至最理想的状态，却仍试图使其趋向道德上的完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政治似乎将此悬隔。但我们知道，这并非柏拉图的结论——因为，在赤裸裸的物质驱迫与纯粹的人类义务之间，还有另一股力量。“无论其情愿与否”，现实中的哲人可能因某个[机运]，而“必须”（）领导一个城邦（499b3-6）。“机运”恰是“神的旨意”（），它出乎哲人意料，为其造就了政治活动的舞台（592a7-11，于是乎原先的“父城”就变为“他自己的”城邦了）。这股力量乃是“对真哲学的真追求”，它会降临到国王或掌权者的子嗣那里，让他们“因神的眷顾而福至心灵”（499b7-c2）。

既已拒绝了暴力革命的手段，那合乎理念准则^[8]的政治希望，柏拉图就只能寄托于不可洞彻的“神意”。照今天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想法无疑配得上“非政治”这个称谓。然而，哲人“现代性”的政治意识却使其内心难以平静，末世的胁迫总是与他相随，又让他不得不考虑做好从政的准备。一方面，这位思想者对政治作着激进而与他人迥异的哲思；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要避免任何划时代的革命手段——即使这手段是为了善的实现。仅仅因为这些，柏拉图就已然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了，因为成熟的政治意识恰恰在于：切不可让短视的狂热与不切实际的期盼损害了城邦长远的福祉。

这当然不是要否认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具有某种宗教特征。哲人认为，人类对其灵魂所担的责任，不应以有生为念，而当以永恒为度；^[9]这意味着城邦终有可能皈于哲人的治下：也许在无限古老的往昔，也许在某个不为希腊人所知的遥远国度，在那些遥远的时空中，最好的城邦已成为（或将要成为）现实（499c7-d1）。在此，柏拉图并非受理想驱使的行动至上者，在善理念永恒性的自足视角中，他观照国家秩序的时间性，并试图使之融于前者（参看《斐勒布》20d4-5）。在某时某地，人类终究会以他们的真正所需为当务之急。不过，倘不想背负暴戾乖理的罪名，人们所能做的，便唯有期盼而已。

然而，“善”究竟如何进入政治世界，这个问题既无法溯讨，也难有定论。要实现理想的国家生活需行哪些措施，柏拉图本人也未作深虑。哲人坦承，这些生活即便不是不切实际，至少也难以实现。苏格拉底在一处关于国家的漫长对话之后（471e以下），接着讨论了最善城邦的可能性，讨论的结尾，他说，倘若自己只知表达愿望（），那么，自己遭受讥诮也就理所当然。可见，哲人认为，比起那些仅仅说出难以实现却又并非不可能之事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比起那些乌托邦），自己的论述还是要高明一些（499cd、502c、54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