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亚里士多德的两类读者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绪中，有几个片断着重突出了伦理研究与众不同的特点（见1094b1-1095a13及1103b26-1104a11）。伦理研究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1095a4-6）。亚里士多德后来解释说，伦理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为了获得理论知识（），而是为了变得好（）（1103b26-30）。亚里士多德明确让《伦理学》服务于实践而不是理论。

鉴于《伦理学》服务于实践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要求《伦理学》的学生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伦理研究对年轻人来说问题很多，因为他们缺少经验，而经验恰恰是伦理研究的题材和来源（1095a2-6）；而且，只要年轻人容易情绪波动，他们就是伦理学的坏学生，即便他们有能力理解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各种原则和定义。由于《伦理学》的目的是让其读者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些任由情感（）支配行为的人就无法从其单纯的理论知识中获得真正的教益。^[14]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表示，他将假定人们共同的（）意见是要按照正确的理性去做事（），并将在后面（【译按】卷六第十三章）讨论（1103b31-32）。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意见只在那些有良好教养的人中间才是“共同的”。尽管亚里士多德承诺要在后面对这一表述的确切含义进行解释，但他在开始时又说他的研究是针对那些已经对正派（decency）有某种不确定的标准的人（比较1095b2-8；1103b23-25）。与《王制》中的苏格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想为正义的善或道德德性辩护，而是假定他的读者已经接受了有关善的“传统”标准。在这一视野内，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澄清并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某些法则——他假定其读者业已接受这些有关正派的法则。

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伦理学的学生不应期望在处理人类行为、正义、高贵这样一些题材时会像数学一样精确（1094b19-27）。鉴于这种研究的题材不会十分确切，哲学式的精确就要求亚里士多德挑战正确的理性（）所设定的引导性或至少是开端性的前提。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研究反映出某种高贵的不精确，而这正是那些（高贵但未必就是哲人）学生的特点。

这些论点可以做如下总结。《伦理学》的主要读者对变得善好的欲望要比获取理论知识的欲望更为强烈。因此，那些从高贵教养中获益的人，那些对生活有切身体验达成一定成熟度的人，能够从亚里士多德的书中获得最大的教益，也是《伦理学》主要的，但未必是排他性的听众。

鉴于亚里士多德让道德服从政治（1094a26-b11），有必要对《伦理学》读者的这一特点做出进一步的限定。亚里士多德写道，考虑到保证个人的善是有价值的，让民众和城邦具备善可能是更加高贵和神圣的事情（1094a26-b11）。亚里士多德后来解释说，这是每位正派的立法者的希望和目标；也就是说，立法者通过妥善搭建起的法律来让公民习惯于美德，使他们获得善好（1103b3-6）。立法者的目标和亚里士多德研究的目标在这一重要方面是重叠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强调学生学习伦理学需要的经验似乎特别指的是政治经验（比较1095a2-4）。亚里士多德研究指向的不仅是那些希望获得善好的个人，还可能尤其是指具备一定政治经验的个人，即立法者，或至少是潜在的立法者。

这一论述并不排除亚里士多德心中《伦理学》的读者包含哲人，特别是潜在的哲人。我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为伦理研究设定的特殊条件表明，他心里有一个更广泛的读者群。即便符合读《伦理学》的这些条件，亚里士多德开始其研究的方式也可能会要求贤人读者调动起他们最为敏锐的神经。

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表述《伦理学》颇成问题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想要指导那些更倾向于积极参与政治（而非沉醉于哲学思考）的人，以及对思考的愉悦持怀疑态度的人，同时却又让他最有天分的学生了解哲学生活那种纯粹而又令人感到完全满足的特点。我希望阐明的是，尽管亚里士多德关于最佳生活的教诲有着明显的不一致，但对两类读者——非哲人和潜在哲人——给予更大的关注，则揭示出一种隐含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