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漁業生產

日軍在佔領香港期間，除了在糧食供應上實行“節流”的措施外，亦推行了一些增加漁農業生產的政策，企圖從“開源”方面解決糧食供應問題。

日治政府考慮到香港四面環海，尚有許多天然資源可供開發，遂推動香港的漁業生產，以解決白米和副食品供應不足的困局。後來，戎克漁業組合在新界各主要漁業產地相繼成立，包括長洲（1942年11月19日）、大澳（1943年1月5日）、大埔（1943年3月18日）、蒲台（1943年5月8日）、荃灣（1943年6月12日）和青山（1943年9月1日）等，以圖增加漁業生產及控制供應。⁽¹⁰⁹⁾

漁業組合的成立，對區內的漁民作出組合性指導。各區的漁業組合負責辦理該區漁業，包括指揮漁民生產和整頓漁業機構，以使漁業生產率得以提高。為求達到生產指標，漁業組合亦為漁民提供日用品配給，而配給數量是與生產量掛鈎的。以筲箕灣戎克漁業組合為例，配給漁民的物資，除稻米是由區役所負責外，其他用品，如燃料、桐油、鹽等，則由組合負責。為求生產達到指標，大型漁船每10天獲配給燃料15斤、桐油七斤，鹽600斤。而“罟仔”（即魚網）的配給，則根據魚穫多寡來決定配給數量。戎克漁業組合在表面上是民間的自發組織，但總督部卻能夠在行政及人事上間接控制組織的運作。以長洲漁業組合為例，雖然組織在名義上是自發，並且以為漁民謀福祉為己任，但其組長並非由漁民出任，而是由政府決定及任命的。就如長洲漁業組合組長陳振亞，他既非漁民，亦非長洲島民，而是在香港淪陷後，被日本當局從台灣招募來香港當長洲漁業組合組長的。⁽¹¹⁰⁾

日本佔領香港後，為使香港經濟活動能達到“自給自足”及能配合日本軍事擴張的目標，日治政府對香港的經濟活動採取了新的管治模式，“組合制”正好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組合制是西方法西斯社會的產物，它主張以國家主義來替代自由經濟的個人主義，但同時尊重私有財產的存在。組合制度是企業家在繼續商業活動時，由政府對其活動進行指導性統制，以此配合政府需要及實現政府的目標。組合制在日本並非新產物，日本本土早在1931年已頒布“重要產業統制法”，正式踏出統制經濟的第一步。隨着戰線擴大，一連串的統制法例應運而生。為着支援對華戰爭上的物資消耗，台灣及朝鮮亦跟隨宗主國，進行統制經濟改革。日本佔領香港後，為使香港經濟發展能配合國策，在1942年年初，頒布了“組合公賣制度”，繼而香港多個工商組合及專賣組合相繼成立。⁽¹¹¹⁾

據郭玉珍回憶，香港淪陷以後，“由於漁船四處行駛，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泊岸都要登記。日本人派發的米證，可以買米、罐頭、油和糖等……對我們來說，日本人接管香港後，對捕魚業好像沒有特別限制，我們仍然如常出海捕魚。”⁽¹¹²⁾反映出當時日治政府對香港捕漁業的管制較為寬鬆，並受到相當的重視。

1942年下旬，日治政府屬下的民治部，就提出以振興水產業來復蘇香港經濟的計劃。民治部計劃引入日本水產業在香港發展，並且鼓勵以帆船操作的香港漁民積極生產，甚至協調在本港四周水域的日本海軍保護漁船作業。⁽¹¹³⁾日治時期從香港島的筲箕灣到大嶼山的大澳共設有八處漁船根據地，供數千艘漁船停泊。1943年中旬，日治政府為了鼓勵漁民增產，更特別向香港各處的漁業公會發放獎金。⁽¹¹⁴⁾

日治時期香港市場不停有鮮活海產供應，香港漁民實在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