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优势理论探讨——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制度优势的论述

武建奇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是对马克思的告慰，也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纪念。

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奇迹”“中国崛起”已成为近年来的国际热词，人们以此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按常理不会发生才称得上奇迹，变大变强很迅速才称得上崛起。的确，按照西方标准的教科书，财产私有、市场自由、没有国家计划、最少政府干预才是最好的经济制度，照此衡量，中国是“最糟糕的经济制度”，连起码的市场经济的标准都不够，更无什么“优越性”可言，所以，“中国崩溃论”早就在西方流行。可令西方不解的是，几十年过去，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发生了“逆袭”，出现了“非理性增长”，从我国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到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创造了大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奇迹，在2010年GDP首次超过日本后，2017年中国的GDP已接近美国的2/3，相当于日本的2.64倍（2015年）、英国的3.8倍（2015年）和法国的4.49倍（2015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采用西方制度模式的另一个大国印度1978年的GDP比中国多、人口比中国少、人均产值高于中国，而2015年其GDP却只有不足中国的1/5，人均收入也只有中国的1/5。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这种“悖理”的“中国现象”，按照西方主流理论不会出现的中国崛起令一些人恐惧，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最近发生的美国政府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中兴事件”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根本阻止不了中国崛起。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时只列举了一些简单的事实，如年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而没有更多的评价性语言。倒是西方对中国40年的GDP位次变化、近年我国重大科技成果的“井喷”现象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反应过度，出现了很多吸人眼球的报道。这些报道未必十分准确，但反映了其背后发生的中国奇迹、中国崛起、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事实。本文试图结合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相关论述的研究，对这些事实做出自己的经济学解释。

一、制度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组合方式，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文化传统、政策环境等都可以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一定解释，但最关键最根本的解释却在于制度，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或制度优越性。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直接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表现为国家的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国家实力的竞争，而这些实力的长期积累均源于制度体制的不断完善所释放的能量，因此，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国家制度之间的竞争，是不同制度在效率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竞争。中国崛起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发展不够快而言的，解释中国崛起不能就中国谈中国、就实力谈实力，而要说明决定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背后的制度原因，即中国的“制度效率”为什么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相反，早在改革开放前就有广泛宣传，只是由于当时缺乏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体制机制过于僵化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而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才置社会主义优越性理论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对社会主义国家极为不利，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当时的中国内地不及台湾、东德不及西德、朝鲜不及韩国，前者实行着社会主义制度而后者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今天谈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已与40年前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已大为不同，我们对此已有了足够的底气。

制度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各具特色的，广义的“制度”包括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的体制机制（如市场化）等，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制度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一种观点把中国崛起归因于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其要害不在于说市场化改革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在于其在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机制的侧重上撇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而只偏重于市场化体制改革。有的干脆归因于私有化改革，甚至把“中国奇迹”说成是私有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占主体地位的变化。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奇迹是源于“去社会主义”“去公有制”，在于私有经济的成长和自由市场的发展，在于所谓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改革”，而“社会主义”这个制度的关键词则被掩盖了。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过深刻论述，他旗帜鲜明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他说：“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广义的制度整体，既包括标志着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也包括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而其中关键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标志着社会性质的那个东西即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此话内涵深刻，意味深长。它意味着既要市场经济体制的长处，又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二者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后者决定前者。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利用市场机制的大前提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决定发展市场经济、利用市场机制的，而且，是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理论上，它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应该发展得更好。

二、“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习近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一个改革家、创新者和对外开放的积极推动者。他讲的“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他讲的“制度优势”也不是其他什么制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优越性，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创新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或优越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改革开放”“改革创新”被提到133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发挥的途径。他强调：“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从根本上还要靠改革开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习近平高瞻远瞩，着手于体制上更加改革开放，着眼于制度上更成熟与完善。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是，习近平所讲具有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简单拼凑，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通过这种“有机结合”不只是利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灵活，更重要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高效。不能认为，“中国特色”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加入了市场机制的成分，改变了原有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在体制形式发生根本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得以更加完善，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它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社会基础（人民概念）、历史使命（对私有制态度）、执政党的治党和执政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改变。因此，习近平才说“制度自信”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坚持，而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持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可见，改革、开放、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改变了原来社会主义（包括党）的面貌，也改变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原貌，是“双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而是对创新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创新了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是“双创新”，这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即“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三、从制度优势到国家竞争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西合璧，既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克服了传统体制的弊端，吸收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弊病，理论上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制度优势在国家与国家间的全球竞争中必然表现为国家竞争优势，正是它成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崛起。这种国际竞争优势主要通过以下五种较量得以实现。

（一）“两手并用”与“单手调节”的较量

经济学历来有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争。200多年前斯密提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20世纪的30年代凯恩斯主张政府可以创造“有效需求”,60年代和70年代以科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80年代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学的实践，以及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都推动了经济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政府干预的声音并没有泯灭，今天仍然不乏主张政府干预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是其中之一。

客观地讲，政府干预和经济自由各有道理，不必各执一端，截然对立。既然“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都可对经济过程施加影响，为何不让其各展其长、“两手并用”呢？“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理由，而“政府失灵”又被自由主义用以对干预理论反唇相讥。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争论，自由主义学派对政府作用的否定多由于其自由主义理念所致，天然认为政府干预的失灵比市场机制的失灵后果更为严重；那么，在他们向中国的改革发展提出“政府失灵”警告时则多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最大制度优势的恐惧和消解意图。

关于经济调节中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一方面承认“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因此，“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取长补短的高效率体制，它兼有计划与市场二者的长处，又避免了二者的缺陷，因为理论上，经济调节的工具箱里两套工具比一套工具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中国有能力使政府调控产生的巨大宏观效益在抵消了不可避免但被压到最小的“政府失灵”的负作用后的净收益为正。

（二）“算大账”与“小算盘”的较量

企业效率是国家竞争力的微观基础，但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绝非仅仅靠企业微观效率，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更具战略性决定意义。“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这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国有企业的国有属性决定了它可以成为国家用来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像“经济人”那样只计较于企业自身的微观效率，这是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从根本上优于私有企业的关键所在。私有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利润，而“利润不是衡量企业效率的可靠指标”，因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承担着利润之外的很多职能，还承载着国家战略和国家政策，在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除了不计短期利润这个特性之外，国有企业还有其他很多特性。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就产生了企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关系，可以证明，公有制企业相对私有制企业的效率占优性更强”。例如国有企业之间可以资源共享、国家默认一些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而自身减少盈利甚至亏损的“奉献型企业”和“奉献型行业”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由于这些“奉献”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生产性资源共享”等。

我国的国有企业恰恰是只分布于重要领域、关键方面（提供共同服务的基础设施等），其职能不是单纯以利润为目标，而是为国家整个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正是国有企业为保证宏观经营便利而主动牺牲微观上的一定效益才换来了整个社会更高的效率，即宏观高效抵消微观“低效”的差额后仍有“净剩余”。这样，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实际是整个国家“算大账”与西方国家只打私人公司“小算盘”之间的竞争，孰优孰劣，高下立判。正由于畏惧中国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观，所以，西方国家的一个策略就是以所谓“双反”（反政府补贴、反低价倾销）调查为名，打压中国企业尤其是公有企业、国有企业，借此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这正说明我国国际竞争“算大账”策略的成功和优越。

（三）战略安排与自发配置的较量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就是谋划。“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划，就是讲究战略战术，全盘考虑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各种因素，分清根本和枝节、长远和眼前、大局和局部、重点和一般，抓住中国发展中的关键和要害，需要时可以丢卒保车，整体规划、顶层设计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以达到中国发展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有优势，为强调私有、自主、自发、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及。因为理论上，有组织、有规划、讲策略的竞争一定优于无组织的完全自发的分散的竞争。

换个角度来看，经济本身不是原子状均匀分布的，而是有结构的：新兴产业、战略产业、朝阳产业，与传统产业、一般产业、夕阳产业对发展有着极为不同的意义。由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决定了有的产业前途远大，预示着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而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够带来产业革命，应该重点投资、集中发力以顺应其发展；有的产业则随着经济进入更高阶段而日益衰落，应该有计划地撤出、转移以减少资源的浪费。我们在科学认识产业发展规律基础上有轻有重，分别施策，重点突破，就能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发展和竞争力的增强，这是资本主义自发配置资源的效率所不能相比的。

对此，邓小平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习近平则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利用这个法宝，我们制定了并正在执行《中国制造2025》十年产业发展规划，它对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正是因为这一点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了恐惧，才使我国的产业政策经常成为一些西方国家攻击的目标，说什么我国的产业政策从来没有成功过，连美国政府也迫不及待，无理要求我国停止执行《中国制造2025》规划，企图让我国按照美国命令改变我们的国内政策，真是荒唐可笑之极。

西方害怕我国制度优势的强大，却不情愿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事实。《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对中国崛起原因的解释是：“中国凭借对重点问题的关注，发挥了自己落后体制90%的正面作用，给中国带来了长足的进步；而我们，由于几乎没有任何侧重点，仅发挥了我们优越体制50%的正面作用。”殊不知，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的“正面作用”不能发挥，其本身就是制度劣势的问题。

（四）“政贵有恒”与轮流执政的较量

“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政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贵有恒”就要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战略方针一经确定就要一以贯之，使经济主体感觉未来可预期，较少不确定性，以增强对市场前景的信心。

“政贵有恒”是我党的传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制度优势，西方国家不具备，也学不来，不可借鉴。中共十九大会上中央三届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台开会，共谋国家发展大计，这对于特朗普、奥巴马和克林顿三任美国总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政贵有恒”的关键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要认识的取得也经历过曲折，来之不易。早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的观点。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有所削弱、涣散的事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第一条，这是新时代对党的领导认识的重大变化。“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府是属于特定政党领导下的政府，执政党的价值理念、执政方式及领导人的能力等决定了政府作用是否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近年来，西方国家频频出现的财政僵局、政党恶斗、社会骚乱、种族冲突等问题，暴露出了西方多党竞争制度会造成国家能力羸弱的弊病。”

“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党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才能绘出一张好的蓝图并一干到底，一茬一茬接着干，“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因此，中国成功实施了20年GDP“翻两番”战略并正在扎实推进“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共和党人特朗普一上台就接连推翻其前任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的很多战略决策，多党政治下不但没有任何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言，而且其破坏程度简直是颠覆性的。两党斗争，为一党之私，影响国家大局，与“政贵有恒”的中国相比，长短利弊，已经不言而喻。

（五）合作共赢与霸权思维的较量

“地球村”没有“村长”，国际经济竞争中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只有国际分工与协作，各国应依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和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通过交换获得相应的利益，国与国之间平起平坐，自由平等。这方面，习近平的合作共赢思想比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霸权思维更有吸引力。

一是共同价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习近平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世界各国拥护并已经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二是和气生财。“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三是和而不同。“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天下为公，和气生财，和而不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亲和力，这种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全球竞争优势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四是多边主义。“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由上不难看出，相对于特朗普要求在经贸关系中外国必须服从“美国第一”的霸权思维，习近平的合作共赢思想更有吸引力。特朗普不顾世贸规则动辄挥舞关税大棒，甚至动用所谓“长臂管理”对别国企业进行处罚的做法，是不得人心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激活，与西方多方面较量中我国制度优势所表现出的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效率，推动了中国奇迹的创造和中国崛起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