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涂尔干：公民道德（civil morals）与公共道德

19世纪末20世纪初，涂尔干的讲稿《社会学教程》发表，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文版的书名才改为《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不过，与书名不同，此书中真正论及公民道德处却不多。

在涂尔干看来，所谓公民即国家的公民，公民个体作为国家的成员必有其被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的基本特征是，以忠诚和服务的义务为中心，这体现了国家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既不同于家庭的逻辑，也不同于职业伦理（他所讲的职业伦理正如亚里士多德讲的船舶水手一样）。

照他看来，道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如个体与其自身，家庭群体，职业群体，政治群体。政治群体国家的整个规范形成了所谓的公民道德。故公民义务即是对国家的义务。

“公民道德所规定的义务，显然就是公民对国家应履行的义务”，照这个说法，“个体与其自身”的道德即是个体的道德，是个体作为个人的道德，而不是个体作为国民的道德。

他认为：“普遍的道德应用规范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每个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被称之为‘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一类是除了特定的族群之外，我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其功能在于把所有道德固定在个体意识之中，广义而言，这是它们的基础，其他所有一切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另一方面，那些能够决定人们对其同胞，也就是对其他人究竟负有何种义务的规范，构成了伦理学的最高点、即顶点。”在这两种义务之间，还有一种义务，就是家庭义务、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他还强调，职业伦理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伦理，所以侵犯了职业伦理不等于侵犯了“公共道德”。

他也谈到家庭道德。他说：“实际上，家庭生活曾经是，也依然是道德的核心，是忠诚、无私和道德交流的大学校：我们赋予家庭很高的地位，使我们倾向于去寻找那些可以特别归结为家庭的解释，而非其他。”他又说：“如果政治社会局限于家庭社会或具体的范围，就几乎可以与后者等同起来，成为家庭社会本身。但是，当政治社会由一定数量的家庭社会组成时，由此形成的集合体就不再等同于构成它的每个要素了，它是某种新的东西，需要用一个不同的词来描述。”罗马的父权制家庭就常常被比作微型的国家。

这样看来，他把每人与自身关系的道德定义为个体道德，而每人与自身之外的关系的道德分为若干层次，即家庭道德、职业伦理、公共道德、族群伦理，一个比一个应用的范围更广。用公德和私德的语言来看，他确定了个体道德是私德，而其公德的范围很广，划分更细，内部包含不同的逻辑。但他似乎没有在意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的区分。

对于社会总体生活的构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从个体本位的权利立论，而涂尔干以及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则从社会结构的系统着眼，把国家看作经济组织的扩大。因此他把国家的政治作用最终落实到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而几乎没有关注个人对自己的义务、个人道德的重要性。这倒很像百年来中国社会遭遇的境况，只讲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而忽视个人道德。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的做法开了现代国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