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易感素质
在精神病学界，Meehl提出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主要是病人本身的精神病素质与环境因素（应激）相互作用的结果。精神病素质主要被理解为基因遗传等生物学因素。抑郁症是一种和遗传因素密切相关的疾病，国际上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复杂性遗传病，不是单基因疾病，导致它发病的基因可能数量很多，每个基因都起作用，不能用单一基因来解释。如果父母有一方有抑郁症，子女得抑郁症的机会可能比正常人群高很多。
一、遗传因素
（一）抑郁症的群体遗传学研究
如前所述，家族遗传因素是抑郁症发病强有力的危险因素。
有研究者认为，存在抑郁症的父母或有此种病人的家庭会对其子女造成不利的环境影响，进而导致精神障碍发生率的升高。也就是说，单单进行家系或双生子调查尚不足以完全确认遗传因素的作用。寄养子研究发现，患病父母的亲生子女即使寄养到基本正常的家庭环境中，仍具有较高的抑郁症发生率。而患病父母寄养到别处的亲生子女其抑郁症的发生率与未寄养的子女接近，显示环境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如遗传因素来得直接和重要。
（二）抑郁症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遗传、基因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遗传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不断进步，给精神疾病遗传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抑郁症是一类具有遗传效应的精神疾病，除了在对抑郁症的群体遗传学中得到论证外，在抑郁症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中同样得到了佐证。近年来，一些关于抑郁症的有价值的研究在小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如5-HT，COMT，5-羟色胺转运体蛋白（5-HTT），ApoE基因被认为是抑郁症的热点候选基因。鞘磷脂相关基因异常表达，导致形成髓鞘的少突胶质细胞功能障碍，可以解释抑郁症的心境不稳的原因。Weissman等报告，发病年龄早、伴有焦虑或继发酒精中毒的抑郁症病人的亲属中发生抑郁症的风险增加。有研究发现，抑郁症病人中5-HT2A受体基因T102C多态性等位基因A2频率占多数。Massat I等（2004）在一项欧洲多中心的遗传联合研究中发现COMT Val/ Val基因型参与早发抑郁症的发病机制。还有研究发现ApoE4是有认知缺损或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子，ApoE2则是抑郁症的保护因子，它可使抑郁症的发病年龄推迟。两者均表明抑郁症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Sullivan等对5项家系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发现，抑郁症先证者与抑郁症一级亲属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为抑郁症的家族聚集性特征提供了一致显著的证据。同时，抑郁症与多种抗抑郁药作用靶点（如受体、转运体或酶）相关的变异基因具有相关性，如5-HTT基因（SLC6A4）、5-HT受体基因、色氨酸羟化酶（TPH）基因、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多巴胺羟化酶（DPH）基因、细胞色素P450酶系多态性等。
二、性别因素
在世界范围内，一般认为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对于这一现象，人们从各个角度去解释它，有的就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认为女性更加敏感，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她们更容易引起情绪反应；有的从女性的社会支持、宣泄的渠道与男性不同加以解释；有的从遗传易感性加以解释，遗传因素提高了女性患抑郁症概率的50%；有的从生物学易感性加以解释，认为女性的雌激素、孕激素以及其他性激素在女性初潮、月经周期、妊娠、围产期（产前、产中、产后）、围绝经期（更年期）都会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间接导致神经递质代谢异常，最终导致抑郁症。
（一）性别差异的流行病学研究
从青春早期开始，抑郁症的性别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女性更容易变得抑郁，而且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到成年。全美调查表明，女性从13岁开始抑郁情绪和症状都有了显著的增加，而这时男性的情况却没有显著的变化。一个长达十年的研究发现，从13岁起，更多的女性患上抑郁症，而男性的比例却依然保持平稳。15～18岁，男性和女性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都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从3%上升到17%），但女性的幅度更大（女性从4%上升到23%，男性从1%上升到11%）。尽管性别差异首次出现在13岁，但到15岁这种差异才显著。对抑郁情绪的研究也发现，在青春期，抑郁情绪在青少年中比较普遍，特别是这一阶段的女性。抑郁情绪的可能性在女性中占25%～40%，而男性只有20%～35%。13～14岁前，男女在抑郁情绪上没有出现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开始在13～14岁，而显著的性别差异则出现在17～18岁，女性比男性在抑郁情绪上的表现要显著很多。
总的来说，研究者对以下三个有关抑郁症性别差异出现的研究结果达成了共识：第一，从13岁起，女性比男性容易患抑郁症；第二，对抑郁症的描述性统计发现，在青春期女性患病率的上升趋势比男性更快；第三，这种性别差异出现的模式只特异地发生在抑郁症，未见于其他心理疾病。
（二）性别差异的理论模型
对抑郁症性别差异做出解释的分别是三模型学说（three models theory）和认知易感性-应激交互作用学说（cognitive vulnerability-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另外，也有人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综合因素去分析探讨抑郁症出现性别差异的可能原因。
1.三模型学说
三模型学说是Suasan等人在1994年提出来的，这个学说主要由三个对抑郁症性别差异出现原因的可能解释模型构成。
模型一认为，在青春前期，导致抑郁症的诱因并没有性别差异，但到了青春期，这些诱因在女性身上更为普遍。所以抑郁症的性别差异是由于青春早期导致抑郁症的诱因出现了性别差异引起的。这些有性别差异的诱因主要有两个：外部的负性事件和人格因素。强奸和其他形式的虐待以及女性遇到这样的负性的外部事件的可能性的增加，很可能直接导致了青春期早期抑郁症的性别差异的出现。青春期的女性开始适应她们的性别角色，变得更女性化。而这种性别角色要求她们扮演的是一种弱者的角色，这令她们变得不自信，对于自己的能力的评价比较低，在遇到不好的事情时也就更容易责怪自己。而男性的性别角色则正好相反。所以即使遇到了同等的负性外部事件，由于自身的人格因素，女性依然要比男性容易患抑郁症。正是由于这些可能引起抑郁的诱因的性别差异，导致了抑郁症这种特殊的性别差异的出现。
模型二认为，男女患抑郁症的诱因可能不同。女性患抑郁症的诱因在青春期的早期可能更普遍一些。不同的因素（例如人际交往和运动方面的失败）在儿童时期导致抑郁症的效果是相同的，从青春期开始，这些因素开始增加；从而导致了更多的抑郁症。其中，影响女性的因素增加得更多，所以女性的抑郁比例上升得更快。女性在遇到人际交往的冲突时更容易变得抑郁，而男性在遇到运动方面的失败才容易变得抑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际交往的冲突增加，导致女性更容易抑郁；但运动方面的失败在青春期的早期却没有变得更普遍，或者增加得不如人际交往方面的冲突那么多，男性抑郁的比例就没有增加，或者增加得不如女性那么快。另外，根据性别分化理论（gender intensification theory），青少年对在青春期出现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性别角色的适应，会使女性把自己的自尊更多地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并以他人的评价作为标准去衡量自己的行为，因此变得不独立和不自信；男性的情况则相反。如果男性发现朋友对自己的态度突然变得很冷淡，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对方的问题（比如朋友的心情不好）；但女性却可能更倾向于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比如自己可能做了一些引起对方反感的事）。这种男女与外部世界交互作用的方式的不同，就会导致在抑郁症患病率上的性别差异。
模型三认为，女性的确比男性具有更多可以导致她们抑郁的特质，但只有当这些特质和某些在青春期早期出现的外部刺激共同作用时，才令女性出现了更高的抑郁症比例。有些人格和行为的性别差异在青春期前就出现了，它们与青春期早期出现的各种外部刺激交互作用使得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抑郁。这里说的抑郁的特质包括对更广泛的外部刺激的关注和沉思性的应对方式（ruminative coping）。女性比男性容易对广泛的外部刺激产生关注，而且关注的程度也远远超过男性。一个对703例10～16岁的青少年的调查发现，在14个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外部刺激（比如亲密关系和成就）里，除了在“运动方面做得好”这一方面以外，女性对这些外部刺激的关注远远超过男性对这些刺激的关注。另外，在青春期前，女性就比男性更少借助外部力量解决冲突，更多地使用沉思性的应对方式，在人际交往中更少表现出暴力和统治的倾向。到了青春期，这些人格特质上的性别差异就会和某些外部刺激相结合，使女性的抑郁比例更高。这些刺激里面，可能有的是会使男女都变得抑郁的刺激（比如学业困难），但女性会更容易产生抑郁的倾向，因为她们更不知道该怎样应付这些情况。比如，在青春期的早期，可能所有的青少年都会遇到社交方面的困难，由此产生应激。当这些情况和那种非建设性应付方式交互作用时，就会出现女性的抑郁症比男性更普遍的情况。这些她们更难应付的社交困难，就更容易导致她们抑郁。还有，那些采取被动的、沉思性的应对方式的女性，在进入青春期后，面对挫折（即使只是面对潜在的威胁），由于性别因素使她们应对方式的选择变窄，就会引起她们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增加。
在青春期早期出现的外部刺激包括由发育引起的变化和性侵犯等负性事件的增加。国外已有不少研究报告支持这方面的假设。对6～12年级（大约12～18岁）的青少年的纵向研究表明，那些更早发育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抑郁和焦虑症状。那些借助外部力量解决冲突的青少年更少地表现出负性情绪。这个结果间接说明这种借助外部力量解决冲突的特质与青春期早期的抑郁经历交互作用会长期影响情绪。另外，女性缺乏这种借助外部力量解决冲突的特质和性侵犯事件交互作用，也容易引起抑郁。
2.认知易感性-应激交互作用学说
Hankin在2001年提出的认知易感性-应激交互作用学说，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两性的认知易感性和应激交互作用方式不同引起的。该学说的关键是一个叫因素链（causal chain）的结构模型。
因素链模型的第一步是负性的生活事件，即所遭遇的负性客观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负性和抑郁的情绪（包括那些已经受到控制的被认为不会再产生影响的负性和抑郁的情绪）。对抑郁症和其他形式的负性情绪的特异情感表达的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是一个诱发广泛负性情绪、与心理问题有关症状和极端行为的危险因素。对负性事件和抑郁症状增多的时间关系的研究发现，负性的事件往往跟随着一些由评价引起的无差异的负性情绪。广泛的负性情绪被定义为与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相关的一个普遍的核心因素，而且这种负性情绪和归因方式等容易导致抑郁的因素联系在一起。从统计上，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负性事件报告。比如说同伴关系、家庭关系。但男性则更多地选择由自身原因产生的独立的负向的学业事件。女性不但对和自己有关的负性事件（学业的失败）表现出抑郁，而且对和其他人有关的负性事件（家人生病）也表现出抑郁；而男性则只对和自己有关的负性事件有反应。这也为女性处理这些负性事件增加了难度—她们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件。另外，女性对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冲突特别敏感，而这种冲突在青春期上升得尤其明显，这或许可以解释性别差异出现的部分原因。
负性生活事件引起负性情绪后，认知的易感性使这些情绪的影响扩大，这就是因素链的第二步。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对刺激不适当的态度和负性的归因方式与抑郁症的联系比较紧密。与其他具体的问题相比，负性的归因方式和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更容易引起抑郁症状。有研究发现，大部分人在经历了一个负性的事件（比如考试失败）后，都会有一个即时的负性评价（抑郁情绪）。但只有负性归因方式的人才会在随后几天里不断恶化其抑郁情绪。女性遭遇更多人际的负性事件（如被同伴拒绝）产生了更多具有性别差异的负性情绪，于是她们感到更高程度的主观不幸（subjective distress），自我形象（self-images）也容易波动，对同伴的反应比较敏感，常采取回避的应付方式。
相关的研究表明，与此有关的认知易感性主要有三点：
第一，女性对负性事件的编码更详细，因此使这些负性事件对认知和情绪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对自传性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的研究表明，女性（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能更多更快地回忆出童年时带有情绪的记忆。由此可见，女性对生活事件的编码比男性要更细致。她们更关注生活细节，对情绪事件的加工更深，对自己的情绪更为关注，受情绪影响也就更大。
第二，性别图式的影响。人们总是认为女性是弱者，应该等待别人帮助她们解决问题。从青春期开始，女性社会化越来越明显，她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扮演这种弱者的形象。当然，家庭对这种性别分化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比如母亲更多地向女儿倾诉负性情绪会影响女儿日后的情绪表达。还有研究发现，母亲对女儿的控制要比对儿子的控制强得多，这种社会角色的模式会让女性产生更多的负性自我评价，特别是对比男性，她们更多地倾向在失败时自己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第三，对体形的不满。在12～18岁的青少年中，有多于80%的女性报告他们对自己的体形不满意，但只有40%的男性有类似的报告。女性更倾向表达对自己的体重不满意，即使她们的体重仍然在正常范围内。通常，她们的自尊比较低，抑郁的情绪却比较多。有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同时期的男性，处于青春期（13岁左右）的女性对她们的体形过分不满，对外貌的不满与她们的抑郁情绪增加和自尊下降有关。这些也可能和社会性别图式有关系，人们看待女性都比较注重她们的外表，而看待男性则比较注重他们的事业是否成功等。这使得女性在遇到关于外表吸引的负性事件时，比男性更倾向对她们的自我价值做出负性判断。
最后，不当的应对方式导致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多，这为因素链的第三步。大量的研究表明，沉思的应对方式（ruminative response style）可能是一个不当的压力处理方式。男性对于抑郁情绪多表现出一种敌意和生气的反应，女性则更多地表现为独自沉思。随着负性事件在青春期的增加，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个体倾向于沉思、对事件做出负性归因、解释和推论就容易引起抑郁。这第三步并不是最后的一步，因为它又回到了因素链的第一步—负性生活事件。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了抑郁症患病可能性的增加。
总之，青春期的女性会更容易遭遇负性的生活事件，进而产生更多的负性情感。女性比男性有更多已经存在的易感性，比如人格特质上的神经质、环境威胁（性侵犯），都会造成女性经历更多的负性事件和有更多的易感性。而青春期女性一些认知方面的易感性（比如对负性事件负性的归因方式、认为自身的价值大部分体现在身体的吸引和对体形的不满意等，以及面对应激时的消极的应付方式）导致女性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上升。
三、人格因素
一般来说，人格是具有不同素质基础的人，在不尽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意识倾向性和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的总和。人格与抑郁症之间有很复杂的相关性。从概念上讲，人格和抑郁症之间有四种关系模型，一是易感性模型，即个体的人格因素使他易罹患抑郁症；二是疾病形成模型，即个体的人格因素影响抑郁症的表现；三是并发症模型或“伤疤”模型，即抑郁症导致了个体的人格改变，个体的人格障碍是抑郁症的“伤疤”；四是光谱模型或连续体模型，即有一个潜在的过程导致了个体的抑郁症和人格问题的同时或相继发生。有研究表明，在个体的抑郁症和人格之间的关系中，上述的四种模型可单独存在但也可同时存在，即个体可能有一种或几种模型并存。
（一）高阶人格
按照艾森克（Eysenck，1978）的人格结构理论，维度比特质更为概括，范围更广，它属于型的水平；而特质水平被包括在型的水平内，例如外倾维度包括了冲动性、活动性、社会性、易激惹性等特质。维度水平是高阶人格（higher-order），而特质水平属于低阶人格（lower-order）。
1.神经质
神经质（nervous temperament）是一个很重要的高阶人格维度。艾森克把神经质用于描述人格的一个维度并没有认为它与精神疾病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借用了这一术语来描述人格类型中情绪不稳定、易怒、焦虑、易激动、易变、冲动、乐观等一类特质的综合，它比较有概括性和普遍性。高神经质的人倾向于体验许多负性的情感状态。
研究表明，神经质与抑郁症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对抑郁症病人追踪研究的结果也显示：抑郁症病人比控制组有更高的神经质得分，抑郁症的恢复与神经质得分逐渐降低相关，慢性或持续性的抑郁与神经质得分的持续上升很相关（光谱模型）；抑郁症期间的高神经质得分预示着预后较差。反应性抑郁症比内源性抑郁症病人有更高神经质得分（疾病形成模型）；而且发病前的测试表明，后来患抑郁症者比正常人有更高的神经质得分，即发病前较高的神经质得分预示着以后的抑郁症的发病（易感模型）。Taylor和Mclean考察了抑郁症的预后与神经质之间的关系发现，无论采取什么治疗手段，高神经质得分者预后都很差。对抑郁症和神经质之间的关系的遗传学研究也为抑郁症和神经质的相关性提供了有利的依据：Kendler等对1733对女性双胞胎（全国样本）进行纵向研究，让被试完成两次神经质评估，并面谈2次，间隔14个月。研究结果表明：神经质对终身及一年后的抑郁症的发病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易感效应）；在两次评估之间的抑郁发作增加了神经质的得分（“伤疤效应”）；在第二次评估时抑郁的发作会增加神经质的得分（光谱效应）；抑郁症与神经质之间的相关性有70%应归因于它们共享着遗传学上的危险因素，即两者是一个连续体模型（光谱效应），有10%的抑郁症会增加神经质的得分（“伤疤效应”）。
虽然，许多研究表明了抑郁症与神经质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但研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第一，在许多的研究中所用的对神经质这一人格维度的测量方法是一种陈述性的（state-dependent），它明显反映了现有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而不是长期稳定存在的人格；第二，神经质是一个较高阶的、概括性强的人格维度，还没有研究找到抑郁症和神经质所包含的特质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于临床医生及研究者来说是比较感兴趣的。
2.外倾
外倾（extravert type）这一概念来自于瑞士精神病学家荣格的著作，它是一个稳定的、可遗传的、具有较高概括性的人格因素，与内倾相对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格维度。外倾性与神经质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有研究发现，处于恢复期的抑郁症病人外倾得分明显增加；也有研究表明，低外倾性与较差的抑郁症的预后相关（疾病形成效应）。但对这种结果有一些矛盾的发现，Hirschfeld等人用马兹雷人格调查表（Maudsley Personality Inventory，MPI）作为发病的评估工具进行研究，没有发现低外倾得分能预测以后的抑郁症的发病，但他们发现，抑郁症会导致病人的外倾得分下降。在Kendler等人的双胞胎研究中，没有发现外倾与抑郁症的发病有关，也没有发现抑郁状态或抑郁症会影响外倾的得分。对这些互相矛盾的研究结果，有人认为主要是神经质与外倾的关系很密切，不能割裂两者关系而单独研究外倾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必须结合神经质、外倾及抑郁症三者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Cloninger的三维人格模型
基于人格的生物社会学理论，Cloninger提出了一个新的系统来描述和研究人格。他认为主要有三个独立的可遗传的高阶人格维度，它们反映了基本的刺激—反应特征。它们分别是逃避伤害（HA）、依赖报酬（RD）、寻求新奇感（NS），Cloninger还制定了三维人格问卷（tr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TPQ）来测量它们。这一系统与传统的以因素分析为基础的人格系统的区别在于，它的人格变量是从人及动物的家庭、双胞胎、神经药理学、神经行为学、纵向发展等方面的研究的综合信息中推导出来的，在这个系统中人格维度被认为与内在的神经递质系统相连，HA与五羟色胺系统、RD与去甲肾上腺素系统、NS与多巴胺系统功能相连。
抑郁症被研究证明与TPQ的得分有关，Joffe的一个纵向研究发现，抑郁症病人3个月后症状缓解者HA得分明显降低，而未恢复者没有发生变化；NS与RD得分在两组病人身上没有明显差异，而抑郁症假设的发病机制是和五羟色胺有关；并且抑郁症病人的TPQ明显高于正常人，HA得分在抑郁症缓解后低于未缓解者，但它还是明显地高于正常人（“伤疤效应”）。对抑郁症和TPQ得分的关系的研究还发现，TPQ与抑郁症的生物学指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重症抑郁症病人中高RD和NS得分预示了病人早晨较高水平的可的松浓度，这说明TPQ得分与抑郁症的症状存在着相关性。
（三）低阶的人格因素
以上两种模型中的三个人格维度与抑郁症的关系研究都表明，它们与抑郁症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这些维度都是高阶的，它们都包含了许多的特质，它们本身很难确定与抑郁症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另外对这三个维度的测量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低阶的人格因素如依赖、自责、强迫、完美主义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
1.依赖
人们普遍认为，依赖（dependency）是抑郁症的一个易感因素。Hirchfeld等认为人际依赖是一种需要和他人联系、相处，依赖他人的思维、信念、感觉和行为的情结。他因此而编制了人际依赖问卷（interpersonal dependence inventory，IDI）[包括三个分量表：情感上依赖他人（ERA）、缺少社会自信心（LSC）和固执己见（assertion of autonomy）]。研究表明，抑郁症在IDI测量上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抑郁病人在恢复后有明显的ERA和LSC得分下降，但它们的得分仍比正常人高（“伤疤效应”）。有人用IDI作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在抑郁症的高危人群中（亲属有抑郁症病人），依赖性的得分高能预测以后的抑郁症的发作（易感性效应）。但有研究发现人际依赖得分高并不只与抑郁症相连，还和焦虑障碍、社交恐惧症等有关，这些相关性没有显著的差异；也没有研究发现人际依赖会影响抑郁症的表现（疾病形成模型）。另外，有人还提出人际依赖与抑郁症是一种双向的关系，较高的人际依赖是抑郁症的易感因素之一，而抑郁症也会增加个体的人际依赖。
2.依赖和自责
Enns等（1997）认为，抑郁症的易感人格因素有2个，依赖和自责。通过与正常人作对照研究发现：①抑郁症病人比控制组有更多的依赖和自责；②在抑郁症期间，依赖和自责的水平受临床状态的影响；③在抑郁症恢复后短期内，相比于控制组仍有较高的依赖和自责得分，但6个月后趋于正常；④自责的得分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相关；⑤依赖和自责得分较高的抑郁症病人症状难以恢复。后来有人用抑郁症和惊恐障碍作比较，结果发现2组病人的依赖得分无差异，但抑郁症的自责得分明显高于后者。Beck等认为，自责和依赖与抑郁症状的表达也有关，依赖得分高者主要表现为神经症性或反应性抑郁，而自责得分高者更倾向于内源性抑郁。
3.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也被认为是抑郁症的易感因素之一。有学者认为，完美主义者的完美性标准增加了知觉到失败的频率和范围，这就容易引起抑郁症。Hewitt和Flett把完美主义分为两个维度：朝向自我的完美主义和朝向别人的完美主义。他们通过与焦虑障碍及正常人作对照研究发现，完美主义与抑郁症之间有特定的联系。与另两组相比，抑郁症病人的自我朝向的完美主义得分很高，而他人朝向的完美主义在抑郁症及焦虑障碍组都高于正常人。他们认为，较高水平的自我完美主义可能特定于抑郁症，而他人朝向的完美主义与各种适应不良有关。Hewitt和Flett还认为，自我朝向的完美主义和与成就感相关的紧张感结合可以预测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完美主义这一人格特质的测量是最近才开展的研究，它与抑郁症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不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通过对抑郁症和人格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人们发现：①两者有很复杂的交互作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或四种关系；②神经质、依赖和自责与抑郁症的特点、过程及治疗反应有肯定的联系；③很少有人格测量在抑郁症发病之前的纵向研究，而这种研究方式能给抑郁症和人格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的证据；④在研究中用的大多数是自我报告的人格测量，这种测量虽然可以提供较好的重测信度，但很多时候这种自我报告很难区分是个体的人格因素还是抑郁心境，如果能结合面谈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另外，对抑郁症病人的人格测量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在或过去的抑郁症状及现在有困难的生活环境的影响，在测量中的人格因素和抑郁症状的重叠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寻找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把两者区分开来。在许多的文献中研究者都是考察一个或几个高阶的或低阶的人格因素对抑郁症的影响，但还没有同时考察几个高阶和低阶因素结合起来对抑郁症的影响，没有同时用它们来解释抑郁症的发病、特征及疾病过程。这些缺点都值得我们将来去改正并进一步深入研究。
4.场的独立性和场的依存性
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理论是心理分化的理论。心理分化的程度取决于自我从非自我中分化出来的程度。场独立性强的个体，心理分化程度较高，反映出被试以下个性心理品质：自主意识较强，善于独处，喜欢独立思考，主要凭借自我来识别事物，知觉判断较少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场依存性个体的特征是易受周围环境影响，依赖性较强，喜欢寻求社会支持等。这种倾向性广泛存在于记忆、思维等认知活动中。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程度越重，场独立性越强，也就是说抑郁程度比较严重的个体，认知风格更为独立。但上述结论似乎与EPQ测试结果有一定的矛盾，究竟是与其独立性有关，还是与病人的自我中心、自卑、孤独等性格特征有关，是独立性，还是脱离社会实际，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有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症有两种人格倾向：场依存性和独立性。这是与EPD各维度都不相同的独立的人格维度。有学者认为：镶嵌测验得分愈高，代表愈高的认知改组技能和愈低的社会交往技能，称之为非社会定向或自我、工作定向；测验得分愈低，代表着愈低的认知改组技能及越高的社会交往技能，称之为社会定向。也曾有心理学家提出抑郁症有两种个性倾向性，并把他们看作两种重要的抑郁人格倾向素质。一种是社会依赖性，这类人过分关注人际关系，需要他人的支持、理解和接纳；另一种是自律自责性，这些人节制多礼，防卫心理较强。也有人将抑郁症分为外向型抑郁和内向型抑郁，并认为前者强调人际作用的心理治疗，后者恰好相反。而场依存性与社会依赖性对应，场独立性与自律自责性对应。在抑郁症中，抑郁程度愈是严重，场独立性愈是强，社会交往技能愈是低。
知觉特征与人的认知活动有关。认知人格理论认为：人的个性特征是通过认知活动表现出来的。人格的不同是因为对信息加工的方式不同。人格变量受制于情境、认知和动机这些因素。在认知学派看来，抑郁性人格中有一种对信息歪曲的倾向。有人对这两个人格维度的归因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是场独立性者更倾向于作自我归因定向，较少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场依存性者相反。
5.中医“五态人格”
除日常测验出的人格外，祖国医学也有自己关于人格的测验即“五态人格测验”。“五态人格测验”主要描述5种人格的主要特征：
太阳：
性格外向，情绪不稳定型，多急躁易怒、有进取心、主观固执，自信大胆，精力旺盛，喜争好斗。
少阳：
性格外向，情绪稳定型，活泼好动，敏捷乐观，灵活善变，善于交际，性情多变，做事不易坚持。
太阴：
性格内向，情绪不稳定型，胆小不喜欢冒险，过分敏感，沉默寡言，阴柔寡断，固执迟钝，保守，自私。
少阴：
性格内向，情绪稳定型，态度温和、细心稳重，沉思、内敛，善辨是非、善于忍耐、有持久耐受能力。
阴阳和平：
性格平和、情绪稳定型，自控能力较强，慢条斯理，宽宏大量，悠闲自在，具有较高的平衡能力。
太阴之人：
面色阴沉晦暗，贪心、为富不仁，表面谦虚有礼，内心险恶，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好得恶失，斤斤计较，奉行利己主主义，行动上惯用后发制人的手段，心态欠佳，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话做事往往违背意愿，压抑，忧心忡忡，焦躁不安，情绪紊乱，易导致营血浓浊，卫气滞涩，多发癖滞之病，发病较重易致人格变态。
少阴之人：
表面清高，卓尔不群，实常为蝇头小利费尽心机，不能救人于危难之中，反惯于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对他人的荣誉和成功极度气愤，心怀嫉妒，毫无恩情，此类人体质多属于多阴少阳，六腑不调，性格怪异，情绪扰乱气血致血脱气败，痰浊郁滞，脉络不通，发病重。
太阳之人：
处处喜欢显山露水，洋洋自得，言过其实，好高骛远，不能脚踏实地，作风莽撞，常意气用事，脾气暴躁，过于自信，即使遭到失败，也不后悔，总是将错误原因归于他人或环境，此类人体质属于多阳少阴，易扰清窍，多发脑卒中、猝死、昏厥等急症。
少阳之人：
自尊心强，做事谨小慎微，善于对自己进行包装宣传，善交际，立则好仰，行则好摇，其两臂两肘则常出于背，不甘心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常牢骚满腹，懊恼颇多，类似A型性格的人。
阴阳平和之人：
生活平静淡泊，不计较个人名利，清心寡欲，无所畏惧，顺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心态平和宁静，不喜争吵，善于审时度势，为人谦虚，惯以理服人，具有极佳的治理才能，众人曰君子。
分析现行公认的抑郁症诊断标准中所规定的主要症状，其绝大部分属于中医的虚证范畴，以心、脾、肾三脏亏虚为主，兼有肝郁症状，其中又以肾虚最为常见。以七情所伤的郁怒、思虑、悲哀三情最易形成郁症。其与肝、心、脾、肺、肾五脏均有关系，其中发病主要因素与肝的关系尤为密切，其次是心、脾两脏。因此，本症初病往往属实，病变主要表现为气滞、或痰郁、或气滞而导致血瘀，故多属实证。经久不愈，由气及血，久郁伤脾，气血不足，心脾两虚或郁久化火，伤津耗气，脾肾阴亏等虚证表现，病变由实转虚，或虚实夹杂等不同表现的症候。而平素性情内向，抑郁寡欢，或肝气善郁或心虚胆怯者，每致肝气郁结。故情志内伤应是抑郁症的发病原因，脏气虚弱则为抑郁症发病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