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证求因”与“治病求本”理论源流

中医的病因学说主要包括如六淫、七情、饮食、劳倦和先天禀赋等在一定条件下引起人体脏腑组织气机的失调（包括紊乱和不足），如《素问·举痛论》认识到：“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强调的是内外诸因比如“九气”可导致人体气机失调而产生疾病，强调的是临证要辨证论治、治病求本、审证求因。

1.辨疾病状态之气化

《素问·至真要大论》则认为：“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治病首先要“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所谓“以之化之变也”，先哲们认识到百病皆生于六气，但不仅六气并非外感六淫中的六气概念，而是通过“取象比类”，把全部人体疾病状态中的各种证候表现用六气概念来表述，强调的是六气之间具有从化、转化而传变的过程，因而也就有了“六气标本所从不同”的疑问，进而自然引出六气从化之标本规律的探讨：“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逆正顺也。若顺逆也。故曰，知标与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顺，正行无间，此之谓也。”

把握六气从化标本的意义，先哲们认为“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并且“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足以乱经”。

至此，可以明白的是把握六气胜复之标本，即可把握人之健康、亚健康和疾病状态时气化异常的基本规律所在，也可明白此“六气”非自然界之六气，而是先哲们取象比类思维的具体应用，是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状态时病气的一种分类，明乎此，也就容易理解审证求因的本质就是审证求机的道理所在了。

2.究患病最根本之因素

《素问·三部九候论》提出：“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素问·疏五过论》提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素问·调经论》则云：“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指出致病之因为邪，并将其分为阴阳两类。通过这样全方位的探索，才能全面、细致、迅速地掌握疾病真正的原因，从而给予正确的治疗。

3.求病机以知犯何逆

《伤寒论》提出中医治病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强调在审证求因的同时更要注重病邪传变及病机转化，即充分体现出“审证求因”恒动变易的思维特点，这与《黄帝内经》提出要把握标本胜复的治疗原则是一脉相承的。进而，宋·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分为内、外、不内不外三类。在此基础上，后世金元刘完素在“五运应五脏主病”的基础上详阐“六气”病机，李东垣创新“百病皆由脾胃生”病机，朱丹溪注重“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和强调气血痰食湿火等“六郁”病机，明清如张景岳提出病机中的病性之阴阳虚实寒热表里之识证八纲，吴又可阐发疫气病因、叶天士阐述温热卫气营血传变规律、薛雪突出湿热病机、吴鞠通详阐病证三焦传变规律等，皆旨在通过寻求病机所在以知犯何逆。

综上，中医学“审证求因”的基本内涵，是指当前病证的产生必有其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实是指“病机的变化所在”。病证的证候虽然繁乱复杂，也必有其主次真伪可辨，这些病证客观的外在表象，在临诊中可以通过四诊、微观与宏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等手段，并对其加以综合分析，找出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有针对性地进行施治。周仲瑛教授将此过程称为“审证求机”“审机论治”。

如此，中医病因病机理论形成的脉络清晰明了地说明：疾病的产生必有其根本的原因，病机的变化也有其关键所在，病证的证候虽然繁乱复杂，也有其主次真伪可辨，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必然或产生一些与其相关的症状与体征，这些客观的指征是疾病外在的现象。在临诊中运用四诊和辨证辨病相结合的手段，并对其加以综合分析，找出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这就是“审证求因，治病求本”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