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年谈往

一

今年是个大灾之年。在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部分地区长期亢旱无雨。严重的自然灾害使人们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亿万群众同水旱灾害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力争把损失减少到尽可能低的限度；同时，由于政府动员和组织了各地区、各部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援灾区，由于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关心、支持，广大受灾群众基本上保证了粮食、蔬菜、医药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生活得到妥善安置。目前，灾区群众情绪稳定，斗志昂扬，正在满怀信心地为重建家园而努力，灾区群众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像这样的大灾，要搁在旧中国，那就不知要死多少人，更不知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呢！”

4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对于过去灾荒的情况缺乏切身的体验，自然也就难以体会上面这句话所蕴涵的深刻含义。因此，根据历史资料，具体而真实地介绍一下旧中国有关灾荒的情景，应该是不为无益的。

二

“黄河不断泛滥，像从天而降，海啸山崩滚向下游，洗劫了田园，冲倒了房舍，卷走了牛羊，把千千万万老幼男女飞快地送到大海中去。在没有水患的地方，又连年干旱，农民们成片地倒下去，多少婴儿饿死在胎中。是呀，我的悲啼似乎正和黄河的狂吼，灾民的哀号，互相呼应。”

这是老舍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对他出生的那个时代——19世纪末叶自然灾害情况的一段生动描写。

这里首先提到黄河，是不无道理的。旧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华夏水患，黄河为大”。黄河是我国历史上决口、泛滥最多的一条大河。到了近代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的1840年到五四运动发生1919年，80年间，黄河漫决的年份正好占了一半，即平均两年中就有一年漫决。而且有时一年还决口数次。1885年（光绪十一年）的一个上谕也说：“黄河自（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后，迄今三十余年，河身淤垫日高，急溜旁趋，年年漫决。”

其实这种情形也不止黄河是如此，拿北京地区的永定河来说，也是“湍激异常，变迁无定，一遇水涨，堤防即溃”，所以永定河又有“小黄河之目”。据统计，从1840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71年间，永定河发生漫决33次，平均也是接近两年一次。其中，从1867年到1875年，曾创造了连续9年决口11次的历史纪录，给京畿附近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至于流经鄂、豫、皖、苏四省的淮河，也是一条著名的多灾河流。特别是安徽、江苏两省，“沙河、东西淝河、洛河、洱河、芡河、天河，俱入于淮。过凤阳，又有涡河、澥河、东西濠及漴、浍、沱、潼诸水，俱汇淮而注洪泽湖”。一旦淮河涨水，“淮病而入淮诸水泛溢四出，江、安两省无不病”。由于淮泄流域地貌复杂，加之清末对淮河年久失修，造成旧中国这一地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严重局面。

今年的大水灾，灾区虽极广大，但绝大部分均为内涝，很少发生大江大河决口的严重事件。这一方面固然由于防汛抗洪指挥得当，措施得力。同时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力兴修水利、治河治水有密切关系。特别是过去严重为患的黄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余年来，岁岁安澜，没有发生一次大决口，这同旧中国“年年漫决”的情况相对照，实在是有着天壤之别。

三

旧中国的灾荒如此频繁，而一旦发生较大的水灾，人民就要受到一次残酷的浩劫。

下面让我们列举一点历史事实：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贵州、直隶等省发生洪涝灾害，俗称“己酉大荒”。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江苏的情景是“一望汪洋，田河莫辨”，不少人为滔滔浊流淹殁，幸存者“哭声遍野，惨不忍闻；露宿篷栖，不计其数”。“小民当此田庐全失、栖食俱无之际，强者乘机抢夺，弱者乞食流离，在所不免。”浙江“上下数百里之内，江河湖港与田联为一片，水无消退之路，房屋倾圮，牲畜淹毙，不知凡几”。“灾黎无家可归，篷栖露宿，口食无资，困苦颠连”;“农室倾坍，市店闭歇，尸浮累累，哀鸿嗷嗷”。湖北“居民漂没无算”，大水过后，“缘被水之区，未能尽涸，或田产荡析，或生计缺乏，无家可归”，不少人纷纷外出逃荒。湖南“全省大荒且疫”,“民食草根树皮，饿殍载道”;“各灾民糊口无资，栖身无所，情形极其困苦，且多纷纷出外觅食”;“醴陵饥民络绎逃徙，四五千人为一队，觅食无着，遍野乏谷，终至倒地气绝。武冈人人皆是菜色，饥民或匿山中，见有负米者即邀夺之。武陵户口多灭。石门食盐亦随谷米俱尽，至次年犹多饿毙者。沅陵饥死者枕藉成列，村舍或空无一人。龙阳低乡绝户，漫无可稽。饥民集中县城，瘟疫寻作，一旦死者以数万计，余多转徙，不闻有复业者，永定市有野兽。……安化斗米八九百文，鬻卖男女者仅得斗米之资，至永顺一地，斗米值钱三千六百文，官吏地主有以一粉团易一妇者，有以钱四百买一妇一女一子者”。在那个时候，说人命贱如“草芥”，确实不是什么夸张之词了。

清王朝的最后三年（1909年至1911年，宣统元年至三年），长江中下游连续遭受三次大水灾，从1909年起，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福建、吉林等省即暴雨成灾，灾区群众“鸠形鹄面，无枝可依；啼饥号寒，所在皆是”,“呼吁无闻，饿殍相望”。1910年，除南方之闽粤外，这些地区再次被水。一位外国传教士在皖北灾象报告中说：“秋禾全数悉被淹没，核其面积约占七千英方里（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平方公里）之广；人民被灾而无衣食者，约有二百万。”“近数月来，死亡之惨，日甚一日。”其他地区灾情也大抵类此。到1911年，即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沿江沿海各省，发生了较上两年更为严重的大水灾。湖南当洪水狂吼奔腾而下时，“居民猝避不及，死者无算”,“淹毙者不知凡几，呼号乞命之声，彻夜不绝，令人闻之骨节皆酥”。湖北“水势浩大，茫茫无际，登高一望，四围皆成泽国”;“淹死人民不计其数，惟见老幼之浮尸四处漂流耳”。《不远复斋见闻杂志》读到安徽、江苏的灾情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宣统三年春，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颍等属，因屡被水灾，闾阎困苦，惨不忍闻。据报载……自去秋至今，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自秋徂春至二月底，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这种人间惨剧，读之催人泪下。

像这样的灾荒，在旧中国是屡见不鲜的。这里只是略举两例，以便从中得到一些感性的了解而已。

上面提到，大灾发生后，总是有大批饥民外出逃荒，企求寻找一条生路，但这也并不容易。首先是各地官府，禁止外地逃荒者的流入。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贝青乔，在《流民船》一诗中写道：

江北荒，江南扰。流民来，居民恼。前者担，后者提，老者哭，少者啼。爷娘兄弟子女妻，填街塞巷号寒饥。饥肠辘辘鸣，鸣急无停声。昨日丹阳路，今日金阊城。城中煌煌宪谕出，禁止流民不许入。

有的地方官，甚至派出军队，搜捉流民，强行遣送回籍，蒋兰畲《山村》一诗云：“荒村日暮少行人，烟火寥寥白屋贫。小队官兵骑马过，黄昏风雪捉流民。”

有一些逃荒者，侥幸跑到城市，靠乞讨和施舍苟延残喘，但也往往依然难于逃脱冻饿而亡的命运。有一个反映1864年（同治三年）浙江湖州灾情的材料说：“经理善后者设施粥局于南棚，食粥者以千计，死者每日以五六十人为率，而食者日死日增，盖以逃难者多，粮绝故也。”另一个讲1877年（光绪三年）河南开封的材料则更为悲惨：“汴城虽设粥厂，日食一粥，已集饥民七八万人，每日拥挤及冻馁僵仆而死者数十人，鸠形鹄面累累路侧，有非流民图所能曲绘者，日前风雪交加，而冻毙者更无数之可稽。所死之人，并无棺木，随处掘一大坑，无论男女，尸骸俱填积其中。夜深呼号乞食，闻者酸心，见者落泪，汴城灾象如是，其余可想而知。”清末著名学者俞樾的《流民谣》，最后两句是“生者前行，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真的，在旧社会里，哪里有逃荒的“流民”们的乐土呢？

四

在水、旱、风、雹、火、蝗、震、疫诸灾中，水灾是对人民危害最大的一种。但在旧中国，由于水利设施的简陋与失修，长期抗旱造成的大旱灾，造成人员的死亡，有时比水灾更为严重。

我们可以举晚清被称为“丁戊奇荒”的大旱灾作为例子。

1875年（光绪元年），直隶、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省就有比较严重的干旱。次年，除了上述地区外，旱区范围又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北部及奉天等地，旱情的严重程度也较上一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877年（光绪三年），旱情发展到了顶峰、全国以山西、河南为中心，旁及直隶、陕西、甘肃全省及山东、江苏、安徽、四川之部分地区，形成一个面积辽阔的大旱荒区，这次旱灾持续到1878年（光绪四年），造成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曾任山西巡抚的鲍源深，在灾情最重的1877年中，向朝廷奏报说：“亢旱日久，官民捐赈，力均不支，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岁。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成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伤心，兴言欲涕。”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也上奏说：“民间因饥就毙情形，不忍殚述。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隰州及附近各县约计，每村庄三百人中，饿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此，数目大略相同。”王锡纶《怡青堂文集》中对这次灾荒有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描写：“光绪丁丑，山西无处不旱……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而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小孩弃于道，或父母提而掷之沟中者。死者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一个专门记述此大灾的碑文则云：“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终无雨；麦微登，秋禾尽无，岁大饥。……人食树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削去，遍地剜成荒墟。猫犬食尽，何论鸡豚；罗雀獾鼠，无所不至。房屋器用，凡属木器每件买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即悬罄之室亦无，尚莫能保其残生。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食。较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为尤酷。自九、十月以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亡命，老弱者沟壑丧生，到处道殣相望，行来饿殍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伤，涕洒啼泣而已。”当时的《申报》曾刊载过一张1878年初抄录的《山西饥民单》，单中详列各地饿死人的情况，读之令人毛骨悚然。全文二千余字，这里只录首尾两段：“灵石县三家村九十二家，（饿死）三百人，全家饿死七十二家；圪老村七十家，全家饿死者六十多家；郑家庄五十家全绝了；孔家庄六家，全家饿死五家……太原县所管地界大小村庄饿死者大约有三分多。太原府省内大约饿死者有一半。太原府城内饿死者两万有余。”这里讲的都是山西的情景，河南及其他旱区的情况，与此也大体相差无几。这样血淋淋的写实记录，给我们描画出一幅人间地狱的悲惨图景，几乎令人不忍卒读。

五

旧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后果严重，其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防灾抗灾能力薄弱所致，但也与当时的反动腐朽的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这已经是常识中的事了。……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

孙中山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灾害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的分析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稍举这样一个例子，由于“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所以晚清时期，清政府每年不得不拨一笔相当可观的银两用于“治河”。但这些经费，绝大部分被主管官僚们贪污挥霍掉了。《清史纪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南河岁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河帅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食一豆腐，亦需费数万金，他可知已。骄奢淫佚，一至于此，而于工程方略，无讲求之者。

试想，用这样一批只知穷奢极欲，丝毫不以人民生命财产为念的官僚去管理“河工”，黄河哪能不“愈治愈坏”（这是皇帝谕旨中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实例：1887年9月29日（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黄河在河南郑州决口。决口之前，黄河大堤上数万人“号咷望救”，在“危在顷刻”的时候，“万夫失色，号呼震天，各卫身家，咸思效命”。但因为管理工料的官吏李竹君“平日克扣侵渔，以致堤薄料缺”，急用之时，“无如河干上曾无一束之秸，一撮之土”，大家只得“束手待溃，徒唤奈何”！河决之时，河工、居民对李竹君切齿痛恨，痛打一顿之后，便将他“肢解投河”，以泄民愤。河道总督成孚“误工殃民”，决口前两天，“工次已报大险”，但成孚“借词避忌”，拒不到工；次日，他慢吞吞地走了40里路，住宿在郑州以南的东张；及至到达决口所在，他不做任何处置，“惟有屏息俯首，听人詈骂”。广大群众的无数生命财产就这样成了腐败黑暗的封建统治的牺牲品。

一旦出现水旱灾荒，封建统治者在条文上规定有一套似乎颇为周密完整的救荒办法——从报荒到勘灾到赈济，都有明确的要求，但在腐朽的政权统治下，任何有效的政治机制都会运行失灵，任何严密的规章制度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咸丰年间，有一位御史这样谈论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夫荒形甫见则粮价立昂，嗷嗷待哺之民将遍郊野。必俟州县详之道府，道府详之督抚，督抚移会而后拜疏，迩者半月，远者月余，始达宸聪。就令亟沛恩纶，立与蠲赈，孑遗之民亦已道殣相望。况复迟之以行查，俟之以报章，自具题以迄放赈，非数月不可。赈至，而向之嗷嗷待哺者早填沟壑。”许多灾民的生命就在封建官僚政治的文牍往还中白白葬送了。

至于“放赈”的官员，贪污赈款，大发“灾荒财”的，更是司空见惯，大有人在。所以在旧社会，有所谓“闻灾而喜，以赈为利”的说法，意思是说，一旦有灾，就意味着发横财的机会来了，这无异于给那些贪官污吏带来的喜讯。有一个材料讲到赈灾中的种种黑幕：赈灾官员，“每每私将灾票（按：指领取赈款的凭证）售卖，名曰，‘卖灾’；小民用钱买票，名曰 ‘买灾’；或推情转给亲友，名曰‘送灾’；或恃强坐分陋规，名曰 ‘吃灾’。至僻壤愚氓，不特不得领钱，甚至不知朝廷有颁赈恩典。迨大吏委员查勘，举凡一切供应盘费，又率皆取给于赈银，而饥民愈无望矣”。

这里讲到的有关旧中国灾荒的一些情况，只是一鳞半爪，自然是不足以窥全豹，无非是提供一些材料，供大家进一步思索而已。这些当然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但温故能够知新，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曾经经历了那样的苦难，我们也才能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