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说法，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他开始的。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艰难而又壮丽的事业中，孙中山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孙中山的一生是战斗的、革命的一生。在他光辉的生命历程里，经历了一次次的困顿挫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孙中山的生平大体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6—1895年（自出生至29岁）。这是孙中山从一个关心祖国命运、热切希冀国家富强的青少年逐步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过程。

第二阶段：1895—1911年（自29岁至45岁）。在这个时期，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反动的清朝政权，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第三阶段：1911—1922年（自45岁至56岁）。孙中山为保卫共和制度，与形形色色的军阀势力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并在屡遭失败的情况下继续寻求救国之路。

第四阶段：1922—1925年（自56岁至59岁），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的朋友。

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个线索简要地介绍孙中山的生平事业。

第一阶段：1866—1895年

一、贫苦的童年

孙中山于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1866年11月12日）凌晨，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里。

孙中山诞生的时代，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交织着深重的民族苦难和阶级苦难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着剧烈的矛盾和斗争的时代。从孙中山诞生前二十六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开始，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军事的屠杀、政治的控制和经济的掠夺，一步一步地把中国社会拖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几千年来束缚着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全部封建宗法制度，此时由于它的政治代表清朝政府逐渐沦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支柱，而变得更加凶恶、残暴，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840年和1856年，爆发了以反对外国侵略为主要内容的两次鸦片战争；1851年，爆发了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但是，这些斗争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坚持斗争十余年的太平天国，它的首都天京的陷落，正好发生在孙中山出生前两年。

童年时代僻处山村的孙中山，并不能一下子就真正理解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孙中山对于社会的最初认识，首先还是从他的切身生活开始的。

孙中山的家庭是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父亲孙达成曾做过鞋匠，后来租了两亩土地，一面耕种，一面兼作更夫，勉强维持生活。所以，当孙中山刚刚学会走路之后不久，就常常随着他的姊姊上山砍柴以及担任其他的田间劳动。关于孙中山的童年生活，宋庆龄同志曾有过这样的描写：“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十岁的时候，才开始进入私塾读书，接受一些初级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在“读书之余”，却仍然要“耕于垄亩”，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孙中山就读村塾期间，有个曾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兵，时常把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讲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了这些故事之后，对洪秀全深为钦慕，自许为“洪秀全第二”。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孙中山的家乡离洪秀全的家乡本来不远，太平军革命的风雷又刚刚过去，英雄的农民革命斗争业绩成为孙中山生活教科书的第一章，这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这样的半耕半读一直到十二岁，孙中山的生活却起了一个颇大的变化，这就是他的檀香山之行。

原来当孙中山五岁的时候，他的大哥孙眉因家庭生活困难，便跑到檀香山去谋生，几年之内，经营畜牧业发了家。因此，1878年5月，孙中山便随着他母亲前往檀香山，住在他哥哥那里。从此，孙中山便结束了那种贫苦农民的生活，而转到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环境里；同时，他也结束了受封建传统文化教育的学习生涯，转而去接受西方国家为殖民地人民所办的教育。

1879年秋，孙中山就读于英国教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在那里读了三年，以优良成绩毕业。1882年秋，入美国教会所办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读书一年。

在这四年中间，孙中山初步接受了与封建思想相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这使他感觉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要比中国的那一套封建的东西好得多。据他自己说，正是从这儿产生了改良祖国的愿望。1912年他在岭南学堂演讲时回忆说：

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

在檀香山，除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教育以外，孙中山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巨大而神奇的机器，在海上迅速飞驶的轮船，整洁的街道，便利可靠的邮政，等等。这一切西方的物质文明，都使初离家园的这位少年感到古旧中国的落后。孙中山很快就对“西方文明”发生了好感。作为钦慕“西方文明”的一个内容，他甚至对基督教产生了信仰。

但是他的大哥却怕他“沾染西化过深”，觉得还是让他回国为好。于是，1883年7月，十七岁的孙中山重又返回了他曾经在那度过他可贵的童年时代的小小的山村。

二、医人和医国

孙中山在家乡住了半年多。由于他在村子里破除迷信，毁坏了村庙北极殿中的偶像，为当地豪绅所不容，被迫再一次离家，前往香港。1883年11月，入英国教会所办的拔萃书室读书，不久退学。次年4月，转入域多利书院（后改名皇仁书院）学习。

正在这时，中法战争发生了。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一次因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南部边境而引起的战争。中越两国人民对法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在清朝统治者的失败主义方针指导下，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南洋水师”只是在一瞬间就在马尾海战中被法国军舰所歼灭，但在陆地上，在越南北部的谅山，中越军民却取得了痛歼法军的巨大胜利。可是，正当谅山大捷的同时，一意求和的清政府却在天津和敌人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又一次出卖了中国的大量主权。

祖国的任人宰割的命运使得孙中山担忧，清朝政府腐朽卑劣的行径使得孙中山愤慨，劳动群众万众一心的斗志使孙中山受到鼓舞！原先，他只是感到中国一切都是落后的，他热诚地希望祖国好起来；现在，他开始了解到，要国家好起来，首先必须对陈旧腐败的封建政治和文化进行改革。孙中山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他对现存统治秩序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于是，孙中山日夜思索如何献身于改革祖国的事业。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决定首先去当一名医生。孙中山做出这个决定，是完全符合他将近二十年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的思想状况的。一则，基于他自童年时代就萌发了的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他认为一个医生可以最直接地拯救人们的切身痛苦（他说“医术亦救人之术也”）；二则，他认为，西方科学的输入正是改造古旧中国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当时中国的医学界，还丝毫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医学科学（他说：“中国人不懂得西医，更可以说中国没有西医，我学医不是谋个人的利益，而是志在救世”）；再则，他认为医生这个职业，比较自由，与社会各个阶层有广泛的接触，便于他寻求和结交热心改造祖国的同志（他说：他之学医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学为入世之媒”）。

1886年春末，他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之南华医学堂习医。次年10月，又转学香港西医书院，在那里，他整整苦读了五年。

孙中山学习很努力，几乎每一门课程都名列前茅。

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局限在课堂上和实验室里。他始终关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他所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案头放着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墙上挂着篇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在深夜里，他孜孜不倦地阅读着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常常在同学中间纵论国事。他热心地宣说着祖国的危状，清朝政权的腐化无能，并且公然表同情于太平天国运动。但是，听的人却大多表现得十分冷淡，有的甚至侧目而视，“惊而却走”。只有郑士良等极少数人跟他志同道合。此外，他还结识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由于他们常在一起谈论一些惊世骇俗之言，所以被人们称作“四大寇”。

1892年7月，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西医书院毕业。毕业之后，便到澳门去正式行医。他的医务发展得很顺利，以致遭到了澳门葡籍医师的忌妒和排挤。1893年春，孙中山不得已只好迁到广州营业。

一年多的医生生涯增加了他不少社会阅历，使得他改革社会的心思更加迫切起来。而这时，国家的前途也更显危殆，特别是日本企图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阴谋已十分露骨，中日矛盾已经异常尖锐。在这种情势下，孙中山开始感觉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 “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他既然认识到“不良政治”带给人们的苦难比之疾病带给人们的更普遍、更深重，因此，他就再也不能满足于仅仅做人体的医生，而决心要去做国家的“医生”了。他相信，“医人”是重要的，但最好的医人办法是首先去“医国”。

1894年初，孙中山果然抛弃了他的医务，开始了他“改革中国恶劣政治”的实际努力。

三、上书李鸿章

这时，孙中山所能提出来的改革中国的方案，仍然只是在当时的“维新志士”中间所通行的那个公式：“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种维新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是要求国家独立，要求保护和发展工商业，要求清政府做某些民主改革。中法战争后，这种维新思想正因资本主义的开始成长和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且还有进一步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趋势。

1894年以前，孙中山虽然与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还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但他与一些重要的维新人士却有着密切的往还。著名的早期改良派何启是孙中山学医时就读的西医书院的创办人，另一个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和孙中山出生在同一个县份。他们都曾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郑观应甚至曾把孙中山在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收在自己的政论名著《盛世危言》里。这些改良派人士，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断地向封建朝廷和一些有实力的封疆大吏上书进言，“倡行新政”。孙中山后来回忆说，对于这种活动，“予当时深表同情”。

因此，孙中山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正是向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了一封万言书，这也就完全不足为怪了。

1894年春，孙中山自广州到达上海。在上海，他访问了郑观应，并通过郑的介绍，会见了另一个著名的改良派人士王韬。郑、王同孙中山一起对上李鸿章的书稿做了修改加工。同年6月，孙中山北上天津，将万言书设法呈递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首领，当时在清朝政府里掌握着很大的权力。由于洋务派标榜“求强”“求富”的口号，竭力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某些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因此，“洋务”的招牌曾在一个时期里迷惑了一些人。但是，尽管“洋务”措施一个接着一个付诸实施，国家却不仅没有真正富强起来的迹象，反而一天天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因此，到中法战争后，对洋务活动不满的呼声渐渐地多了起来。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里，也对洋务活动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那么，孙中山认为什么才是“本”呢？他在那封万言书里说：“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所谓“人能尽其才”，主要是模仿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创办新式学校，精心培养和合理使用人才；“地能尽其利”，主要是设农官，讲农学，采用新式农具，发展农业生产；“物能尽其用”，主要是奖励发明创造，推广机器生产，节省物力，开发矿藏；“货能畅其流”，主要是整顿关卡税收，保护商业，建设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孙中山希望李鸿章能采纳这些建议，并且说，如果这些建议能够付诸实施，那么，国家的富强是指日可待的。

可以看出，孙中山的这个革新祖国的纲领，和当时的其他“维新志士”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也还是一个不触动封建统治而企求发展资本主义、挽救国家免于危亡的纲领。也可以看出，孙中山的纲领虽然没有超越改良思想的范围，但却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于祖国的繁荣富强的期望和憧憬。

孙中山一面不满于洋务派的“舍本而图末”，并对之提出了批评；而另一方面，却仍然对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存在着幻想，希冀封建买办势力的政治代表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虎谋皮”，孙中山的失望是注定了的。果然，李鸿章极为冷淡地对待了孙中山的万言书。那时，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中日两国均已出兵朝鲜，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当他看到孙中山的万言书时，只是随便地说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说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为泡影”。

孙中山在上书失败后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倒不如说这是件绝大的好事。孙中山在封建统治者面前的碰壁，使他开始转回头来，去寻求一条新的斗争道路。

四、迈开革命的第一步

上书失败以后，目光敏锐的孙中山开始感觉到，指望依靠封建统治者来革新祖国，只不过是梦幻泡影。这一认识，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而更加明确起来。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甲午战争是得到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日本蓄谋已久而发动的一次侵华战争。这次战争，显然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系十分重大。战端既开，清军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失败主义的指挥下，海陆两路均遭败北。因此，人心激愤，举国震动。但丧心病狂的清朝统治者仍在歌舞升平，大修颐和园，穷奢极欲地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寿辰。孙中山目睹这一切，痛切地感受着“庸奴误国，荼毒苍生”的悲愤，在“怃然长叹”之余，终于明白了“和平之法，无可复施”, “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至此，孙中山已经最后下定了推翻清朝政权的决心。带着这种决心，孙中山于1894年10月再赴檀香山，以便“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筹备，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最初，入会的只有二十余人，以后陆续增加到一百三十人左右。在这些人中间，除了有一小部分是工人、小职员和小商人等之外，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华侨资产阶级。孙中山最早的革命活动，首先从华侨资产阶级中间开始，这并不是偶然的。华侨资产阶级有很多人是小商人出身，甚至有的是工人出身，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歧视，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早有不满，容易产生革命情绪。

在《兴中会章程》里，孙中山大声疾呼地指出：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列强正张牙舞爪、虎视眈眈地企图对中国“瓜分豆剖”“蚕食鲸吞”；而清朝政府却“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以致“辱国丧师”！这是一个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的文件，正是这个文件，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呼喊。

在《兴中会盟书》中，孙中山还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口号。这里的“合众政府”虽然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因此这个口号仍嫌不够明确，然而这却是第一次正式表明了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来代替旧的清朝政府的斗争目标，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原始的纲领。

1895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筹集了一笔小小的款项，匆匆赶回香港。因为这时清朝政府在甲午之战中败局已定，旅顺陷落，京津告危，孙中山认为这是推翻清朝政府的大好时机，所以想利用这个机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孙中山到香港后，即召集了自己的旧友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并且通过尤列的介绍，与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相联合，共同组成了香港兴中会总会。杨衢云、谢缵泰都是华侨知识分子，他们的辅仁文社成立于1892年，在三合会中颇有号召力量。因此，兴中会从它成立时起就同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接着，孙中山立即着手广州起义的具体筹备工作。他们罗致人力，购置武器，策划军事，起草文书。先设“乾亨行”于香港，后创办“农学会”于广州，作为掩护起义准备工作的公开机关。经过了半年多的准备，孙中山认为大致已经就绪，便决定在10月26日（阴历重九日）正式发难。

这一次起义的主力，是几千名散处在香港、香山、顺德、北江、惠州直至潮州一带的会党群众，另外，还联络了广州城内一部分清朝的防营和水师兵勇。具体的行动计划是：重九日晨，聚集在香港的三千会党群众设法混入广州，会合原先潜伏在市内的队伍，分路四出，分头进攻清政府各重要衙署。事先并决定，广州军务由孙中山亲自指挥，杨衢云在香港负责一切后勤事务。

重九日，黎明还没有降临大地，散处在广州各地的起义队伍的负责人就纷纷到总指挥部领取命令口号，准备行动。但是，香港的队伍却一直杳无踪影。一直等到八点钟，孙中山才接到杨衢云的急电，说香港的队伍因布置尚未完备，需二日后才能到达广州。这个临时变故完全打乱了原来的计划，孙中山只得宣布暂时延期举事。但是事机不密，为清政府驻港密探所侦悉，兴中会内部也有叛徒向官府告密。两广总督得知消息后，立即逮捕了陆皓东等共七十余人。结果，起义还没有发动，就惨遭镇压，陆皓东等英勇牺牲。

广州起义是孙中山所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前后，经历了一个巨大转变，这个转变，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他从一般的要求政治改革发展到举行武装起义，这说明他在思想上已敢于藐视那暂时在表面上还十分强大的封建统治者，并且敢于动员起暂时还显得弱小的革命力量来进行武装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表明了孙中山已开始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这是孙中山一生适应历史发展的第一步重要阶梯。

但是，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却不能不悄悄地逃离祖国，因为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侦骑四出，到处在悬赏捉拿他。1895年10月29日，孙中山由澳门潜赴香港。11月，又东渡日本，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政治流亡。

这时，孙中山正好走过了人生旅途的一半路程，年满二十九岁。

第二阶段：1895—1911年

一、传播革命种子

1895年11月17日，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在这里，他组织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参加者有华侨二十余人。年底，孙中山离开日本，重赴檀香山。檀香山本是兴中会始创之地，但这时却有不少会员因为失败而灰心，会务也基本陷于停顿。孙中山虽然竭力加以整顿，重新发展了一批会员，并且成立了“练兵会”，作为训练武装干部的组织，但“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

孙中山见在檀香山一时难有发展，便于1896年初夏，起程前往美洲。

他首先在太平洋东岸的旧金山登陆，然后横穿美洲大陆，一直到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每到一地，总要留住十天半月，向当地华侨痛陈国危民困的惨状，宣传革命救国的道理。但是，孙中山发现，“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为尤甚”。他后来描述当时的情况说：“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

孙中山奔波各地，响应他的革命号召的人暂时还不多，然而，重要的是，革命的播种工作已经开始了。孙中山自己说得好：“然当时予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是啊，这是播种，辛勤的、艰难的播种。而革命的种子总是要发芽、生长的，革命的星火总会燎原的。

虽然孙中山的活动没有立刻收到显著的成效，但这却更加触动了清朝政府对他的忌恨，他们害怕孙中山，把他看作洪水猛兽一般。清政府派出大批密探跟踪他，驻日、驻美、驻英的公使和驻旧金山等地的领事，奉命要想尽一切办法逮捕他。在他的周围布满了陷阱。

1896年9月底，孙中山离美赴英，到达伦敦。

伦敦的清使馆立即知道了孙中山到来的消息。经过了周密的布置，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正当孙中山行经清使馆附近的时候，他们将他绑架了。

孙中山被幽禁在清使馆的一个楼上。清朝驻英公使准备将他偷偷押回中国，如果不行，便就地杀害。但是，当这个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时候，孙中山说服了清使馆的英籍清洁工人，通过他，将自己被囚的消息通知了自己的英国友人康德黎。康德黎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和挚友，得知这个消息后，便立刻到处奔走，设法营救。最后，孙中山终于在被囚禁了十三天之后获释。这就是著名的“伦敦蒙难”。经过这次事件，孙中山在国外的影响大大增加了。

从1896年底直至次年6月，孙中山继续留在伦敦。这时，他潜心于考察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并苦心钻研各种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理论。据清使馆所雇侦探的报告书说，孙中山在这期间，差不多“毫无变更的每日赴大英博物院”。在那里，他博览群书，几乎对一切都产生兴趣：外交、法律、矿物、农业、畜牧、机械、政治、经济等各种书籍都看，而尤其重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他这样日夜苦读，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后来他曾说，他所治的一切学问，都是“革命之学问”，凡任何有助于增进革命知识和能力的，他都认真去研究，作为组成他的“革命学”的素材。这一段时期的观察和研究，大大充实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内容，孙中山自己认为，他以后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的基本观点，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奠定基础的。

为了更加接近那动荡多难的祖国，以便就近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在1897年7月离开英国，经加拿大重抵日本。从这年秋天起直到1900年春天，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鼓吹革命主义”。日本的华侨共有一万多人，但几年之内信仰革命的不过百余人而已，还不到在日华侨总数的百分之一。

孙中山在各地宣传革命，暂时还只有很少的人欢迎他，拥护他，说明在这个时候，革命形势还没有形成，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正如一个同情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所写的那样：“当孙逸仙避迹扶桑之日，正康有为得志清国之时。”这个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还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全盛时代。

原来，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激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发动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并且取得了具有爱国思想的光绪帝的支持。最后，在1898年6月至9月，出现了所谓的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通过发布上谕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一时在政治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但煊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以掌握朝廷实权的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对于任何一点政治改革都感到恐惧和仇恨。1898年9月，慈禧发动了政变，结果是光绪帝被囚，一批积极参与变法的活动分子被惨杀，所谓“新政”则全部被废除。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被到处缉捕的“钦犯”，他们无路可走，终于也逃亡到了日本。

孙中山对于康、梁本来就抱着争取合作的愿望，这次共同的流亡生涯，使他更觉得双方合作会有实现的可能。于是，他多次派人去劝康、梁“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但康有为却并未从变法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相反，却更加感觉到光绪帝对他的“皇恩浩荡”，表示即使“肝脑涂地”，也要报答“圣明”光绪帝的知遇之恩。因此，他对于要根本推翻清朝皇室统治的革命运动，极不以为然，对于孙中山的合作建议，自然也就置若罔闻。甚至当梁启超一度表示出某种愿意合作的意向时，也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斥责。

1899年8月，康、梁正式组织“保皇会”。这年冬，梁启超前往檀香山。孙中山满腔热血，将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介绍给他。不料梁启超到了檀香山后，到处进行“名为革命，实则保皇”的欺骗宣传，结果很多兴中会会员，连孙中山的大哥在内，都上当受骗，变成了保皇党人。

这时，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长期酝酿着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情绪正日益高涨，终于在1900年春爆发了伟大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还在义和团运动即将兴起的时候，孙中山就感受到下层群众中革命情绪的激荡。因此，1899年夏，他就派人往国内各地去联络会党。这年底，三合会、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与兴中会讨论合作，议定三会结成一个名为“兴汉会”的大团体，并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宫崎寅藏携带总会长的印章赴日交给孙中山。

1900年春夏之间，孙中山决定利用义和团在北方迅速发展的时机，在广东惠州一带重新发动一次武装起义。

这一年7月，孙中山率领同志前往香港，香港英国殖民当局不准登岸，孙中山便在船上召集会议，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动员深圳湾畔新安一带的会党群众，由郑士良负责指挥，在惠州三洲田起义，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孙中山则先赴台湾，组织人力与武器的补充。待郑士良率众攻到厦门后，孙中山即与之会师，然后回师广州，组织革命政府。

一切按计划进行。孙中山到了台湾，郑士良在惠州的深山密林中也聚集了六百多人，但是枪支弹药和粮食都深感缺乏，因此一时尚难大举。正在屯兵待发之际，清政府却已得悉了消息，便派兵五千余人前往围剿。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郑士良果断地从被动中争取主动，阴历闰八月中秋的深夜，当清军合围尚未成功时，他组织了一支八十人的敢死队，趁着明朗的月色，猛烈袭击清军的一个据点沙湾。这一仗打得很成功，杀伤及俘获清军七十余人，缴获洋枪四十支。起义军先声夺人，军威大振。接着，起义军沿海东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攻占了宝安、镇隆、淡水、永湖、平海、三多祝等地，队伍发展到两万余人。

起义军胜利发展的消息传到了在台湾的孙中山那里，孙中山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枪械支援。但这时，日本政局发生动荡，新组的内阁明令禁止中国革命党在台湾活动，不准日本军人参加起义军。再加上一些假装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从中破坏，准备运给起义军的枪械全是废铁。接济枪械的计划陷于破产，孙中山只得派人通知郑士良“外援难期”，命郑自决进止。

起义军血战半月，虽屡获胜利，队伍也大为扩充，但枪支弹药却已告罄竭，郑士良只得将两万余人悉数解散。

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武装起义——惠州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孙中山自己认为，从1895年广州之役的发动到1900年惠州起义的失败，这五年间，是他一生革命活动中“最艰难困苦之时代”。国内的起义连遭挫折，海外的鼓吹成效甚少，使孙中山发出“革命前途，黑暗无似”之叹！但是孙中山不愧为一个坚定的、勇敢的战士，他在暂时的黑暗里沉着行进，寻求和企望着曙色的到来。

果然，一个新的变化出现了。孙中山回忆说：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的时候，社会上一般的舆论还都把他看作“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所到之处，许多人都把他视若“毒蛇猛兽”；在1900年惠州起义以后，则已很少听到人们对他恶声相加，反而有不少人为他的失败而“扼腕叹息”了。人们这种“前后相较，差若天渊”的态度的变化，是觉醒的征兆，是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兆。

二、创建中国同盟会

从20世纪头一个春天开始，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是19世纪末叶的全部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在知识界初步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个运动的失败则表明依靠清朝政府实行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斗争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这次运动的失败则表明旧式农民斗争无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胜利。这两次紧相连接的深刻的阶级搏斗，不仅预示着旧的斗争即将让位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且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促进了这个革命。

国内外反动派在上述两大历史事件中进一步暴露了自己狰狞的、丑恶的面目。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通过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和镇压，对一切进步和正义事业的敌视，成为教育更多的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反面教员。

这就是孙中山为什么感到在1900年后他的事业得到更多人同情和支持的客观原因。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观力量方面的因素，那就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这时已有了它自身的社会基础，这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已开始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孙中山就正是这个新兴阶级的政治代表。

1900年底，孙中山因惠州之役失败，再次亡命日本。这时在日本迎候他的已不只是百余个赞助革命的华侨，而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倾心革命的留学青年。这些留学生大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对国内政治状况感到失望和寻求救国真理而远离国门的。在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的几年间，留日学生急剧增加到几千人。孙中山积极在留学生中进行工作，取得了极好的成绩。留学生中的革命情绪迅速高涨。

1902年4月26日，东京的留学生在章太炎等的发起下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二百四十二年前，正是南明永历朝覆亡和清政权在全国建立它的统治的年头，因此，举行这样一个纪念会，显然是在宣扬“反满复汉”的思想，这个主题虽然民主主义内容还不够鲜明，却表示了坚决反对清朝政府反动统治的态度。孙中山特地从横滨率领十余人赶往参加。这个纪念会在革命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出版革命书刊和组织革命团体的热潮，成为革命转趋昂扬的信号。

这个时期像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版的革命报刊，有《国民报》《大陆》《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苏报》等。这些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义正词严地痛斥反动统治，热情洋溢地讴歌革命斗争。除报刊外，还广泛传播着一些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其中最出色和最著名的，有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苏报》连续刊载了章太炎为《革命军》写的序文及《驳康有为书》的摘要，公然称呼光绪为“载湉小丑”。6月，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苏报》，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企图以此遏止革命影响的扩展，这就是名震一时的“苏报案”。但是，革命不仅没有被高压手段所遏止，反而更加高涨起来了。

于是，在兴中会以外的另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纷纷组织起来。1904年初，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了“华兴会”；同年7月，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了“科学补习所”，后来又改组为“日知会”;11月，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组织了“光复会”。这些革命小团体的建立，大大增强了革命声势。

这个时期，在兴中会联络下的一部分会党武装于广州，在华兴会联络下的一部分会党武装于湖南，都曾先后发动过武装起义，但全都失败了。除此之外，自发的农民暴动也风起云涌。据记载， 1903年规模较大的有十九次，1904年增加到五十二次，伟大的民众的海洋已整个动荡起来了。

孙中山在1904年8月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文章中宣称：“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他形象地把清朝政府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这座房屋的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孙中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孙中山仍然奔波在海外各地。自1902年底开始，他离开日本，前往南洋。在越南河内组织了兴中会分会。次年春，又到暹罗（今泰国），在华侨中扩展革命力量。接着，又回到日本，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开办军事学校，组织中国留学生中的革命青年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初步军事知识，以训练军事人才。9月，他前往檀香山。翌年3月，转赴美国。在这期间，他为了团结和改造华侨中的会党组织，亲自加入了“致公堂”，并且努力在“致公堂”原有的“反清复明”宗旨中添加进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内容。

1904年12月，孙中山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在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发展革命组织。半年之间，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都有一批人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组成了革命团体。在布鲁塞尔时，孙中山还访问了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并曾提出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这表明，孙中山在主观上很早就认为自己领导的运动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革命的发展在孙中山面前提出了一个新任务：必须把分散的革命力量汇集起来，把各个地方性的革命小团体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孙中山及时地完成了这个任务。1905年7月，孙中山又一次来到革命力量汇聚中心的日本。在这里，他和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科学补习所的代表几经酝酿，最后终于在有十七省代表参加的筹备会上协议成立一个统一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大会一致公推孙中山为该会总理，并且决定接受孙中山在两年前即已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作为这个革命组织的共同纲领。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对这个纲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形成了他的著名的三民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中心内容是要求推翻以满洲皇室为最高统治的清朝政权，这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认定：“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只有根本推翻这个黑暗腐败的政府，才能使中国从落后和被帝国主义蹂躏的境遇中摆脱出来。孙中山之所以反对清朝政权，不只因为它是满洲贵族的朝廷，而且更因为它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要比以往那种带有民族复仇主义色彩的单纯“反满”口号进了一步，他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孙中山并没有停留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他超越了单纯民族革命的思想，提出了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核心就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创立民国”。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因此他认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主张在推翻清廷之后，必须建立共和政体，让国民来选举总统，选举议员，组织议会和制订宪法。在由他起草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里，他响亮地号召说：“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在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从关怀、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出发，企图避免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祸害，在祖国建立普遍幸福的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它的实际步骤就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并不包含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它只是通过“核定天下地价”的办法，使“革命后社会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以为实行这个办法之后就能造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了。这自然只是一种空想。但它在客观上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

孙中山曾经给他的三民主义做过概括的说明，他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

三民主义的提出是孙中山的一个巨大的贡献，也是他顺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第二步重要阶梯。尽管在他的三民主义中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虽然它揭露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炽烈地宣扬着爱国主义精神，但对于帝国主义却抱着幻想，没有认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革命的头号敌人；虽然它抨击了专制独裁政体，触及了土地问题，但对于封建主义也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批判。尽管有这样一些缺点，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不仅表现了激进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由于三民主义被同盟会所接受，就使得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孙中山为了在同盟会中贯彻三民主义，经过了严重的斗争。在同盟会的筹备会议上，就有一部分人主张将会名定为“对满同盟会”，以表示这个革命组织的基本任务只在“排满”。只是在孙中山的坚持和说服下，这种意见才被否定了。接着又有人主张取消“平均地权”的口号，也是经过反复辩难，这个口号才得以保留在纲领中。

中国同盟会固然是革命发展的产物，但它既经产生之后，又进一步推进了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回忆同盟会成立之后的情形说：“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三、与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即努力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一条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它的主要矛头是针对着改良派；另外一条是武装斗争，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机器。孙中山是这两条战线斗争的组织者和旗手。

孙中山对于改良派的斗争，早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就已开始了。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在流亡海外之后，虽然继续做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有益工作，也对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了不断的揭露和斗争，但他们固执地坚持改良，敌视革命。梁启超曾说，在他们面前有两个敌人：“官僚社会”（封建顽固势力）和“莠民社会”（革命势力），对于这两个敌人，他们只能“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他们错误地把革命派看作最主要的对手。当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他们不惜与“官僚社会”携手，集中全力抵制革命。

早在1902年前后，孙中山就已开始意识到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替封建统治者“为虎作伥”，实在是革命道路上必须清除的绊脚石。清朝政府的面目是已经暴露无遗了，但改良派因为曾经一度为政治改革而做过斗争，即使到这个时候也仍然以争取政治进步的面目出现，因此颇能迷惑一部分群众。正因如此，从思想斗争的要求来说，批判改良派反对革命的言论，就成了迫切的任务。

1904年孙中山的第二次美洲之行，就开始了对于改良派的坚决斗争。他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指出改良派自命为“爱国”，但他们所爱的只是“大清国”，并不是“中华国”。同时，揭露了改良派“名为革命，实则保皇”的欺骗，指出“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并且反复说明“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两者“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

1904年6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写信给他的同志，报告他和改良派斗争的情形：“弟近在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党，已到过五六处，俱称得手。今拟通游美地有华人之处，次第扫之，大约三四个月后当可就功。”

1905年8月，孙中山刚从欧洲来到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在这有一千三百余人参加的大会上，孙中山又一次对改良派做了尖锐深刻的批判。他针对保皇派散布的“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的谬论，指出：“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孙中山这一次在同盟会成立前夕的慷慨演说，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空前地激烈起来。

从革命派方面说，同盟会的成立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同时又有了三民主义这一面鲜明的思想旗帜，再加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办提供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因此，他们对于改良派的攻势大大凌厉起来。

从改良派方面说，他们眼见着自己思想阵地日益被削弱，便拼命地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反扑。同时，清朝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和抵制革命，恰好在这时宣布了“预备立宪”，这件事给了改良派极大的鼓舞，认为既然清朝政府准备实行“立宪”政治，那么，今后只要恳求和催促清政府早日“行宪”就行了，革命派要推翻这个政府，简直是大逆不道。

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就这样展开了。

改良派声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无的放矢，因为满洲人早已同化于汉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满汉早已平等。因此，反满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以满洲皇室为最高统治的清朝政权是不应该推翻的。革命派回答说：满洲统治者坚持民族压迫，他们把广大中国看作他们的私产，把各族人民看作他们的“家奴”，因此，“不为种族革命则不能立宪”，不推翻清朝政府就不能取得国家的进步。

改良派用所谓的开明专制来抵制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他们说，中国的国民愚昧落后，“没有能力组织一完备之国家”，所以根本就没有“共和资格”。因此，君主是不可废的，专制制度是不能动摇的，只要君主能实行立宪，“专制”得“开明”一些，就行了。革命派坚决地驳斥了这种谬说。他们指出，中国的落后，并不是由于“国民恶劣”，而是由于“政府恶劣”，只有推翻这个恶劣政府，实行西方最先进的“共和政治”，国家才会强盛。人民虽然因为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束缚，暂时还缺乏管理政治的能力，但只要经过革命的洗礼，经过教育和训练，必能“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他们指出，改良派宣扬什么“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实质上是替清朝政府做了帮凶。

改良派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特别仇视。梁启超甚至说，即使有人用匕首对准他的胸膛，他也要坚决反对“社会革命”。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孙中山提倡的“社会革命”果真实现，定会造成“富族畏避，贫民专政”的局面，而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他们指责说，这是孙中山企图以此煽动“赌徒、光棍、大盗、小偷、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对于这种污蔑，革命派以对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现实的尽情揭露作为回答。他们说，少数人“坐食土地之利”，多数人潦倒穷愁、痛苦呻吟，“是为地权之失乎”,“是为人权之失乎”。他们强调，根据先哲的“博爱平等”的理想，矫正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完全是正义的、合理的。

这场斗争的结果是革命派取得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极大胜利。改良派的错误言论的市场大大缩小，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迅速提高，革命的影响像插上了双翅似的凌空飞翔。这一切就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孙中山“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这一场斗争，也可以说是一次保卫和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运动。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三民主义存在着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些重要缺陷，因此，在这一次斗争中，革命派对一些问题的阐述，仍然有着模糊和不足之处。例如，孙中山对于批驳“革命足以召瓜分”的错误观点，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1904年最初反驳改良派的文章中就谈到了这一点，直到1908年，孙中山还在《中兴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的文章。但尽管他谈得很多，却始终只是在外国帝国主义者也许不会干涉甚至可能赞助中国革命的设想中打圈子。此外，对于革命是否会造成“下等社会”的“骚乱”的问题，他也只是表示可以使革命有秩序地进行以避免群众的暴乱。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是缺乏的，坚决地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思想也是缺乏的。这一切，正是他所代表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四、在武装斗争的前线

同盟会成立以后的孙中山，还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条战线——反清的武装起义上。毛泽东同志说：“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满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从孙中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到清朝政府的覆灭，他一共组织了对于旧政权的十次武装冲击，其中除了前已提及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发生在兴中会时期外，另外八次都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后进行的。

1907年以前，孙中山以日本为基点，往返于南洋各地，宣传三民主义，发展革命组织，并指导国内的革命运动。清政府慑于革命之日益发展，便加紧了对孙中山的迫害。清廷驻日公使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他们以为这样便可以釜底抽薪，使当时以日本为活动中心的革命派“群龙无首”，革命便可以烟消云散了。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到了越南河内。

在河内，孙中山计划发动一次以广东的潮州为右翼，以广西的钦州、廉州为左翼，以广东的惠州为中路的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潮州—惠州—钦、廉二州，正好沿着中国南海海岸组成一条平行线。在这条平行线上，潮州是会党聚集之地，并且孙中山预先派有同盟会会员在那里组织联络；惠州则孙中山早在1900年即在这里组织过暴动，革命影响并未泯灭，而且七年前的老战士还有一些仍然健在；钦、廉一带，这时正因官府捐税苛繁，农民组织了武装的抗捐斗争，并且已发展到释狱囚、毁官衙的地步，实际上已形成了自发的农民暴动的局面。孙中山计划在这一条线上的三个点同时发动，虽然未必见得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如能呵成一气，互为掎角，彼此声援，显然能给清政权以比较沉重的打击，其影响将是很大的。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进行。由于组织不够严密，领导也过于分散，所以起义的发动先后参差，各自为战，结果迅速地被清军各个击破了。

1907年5月22日，起义先在潮州的黄冈爆发。原来这个地方已经组织了武装力量一千余人，正当群众沸沸扬扬地在筹集军械、赶制旗帜之时，当地的土豪劣绅却已将消息密告给清朝政府了。清军前往剿捕，起义军便乘机先发。七百名起义者在22日晚上趁月色攻入黄冈县署，成立了“军政府”。但是起义军只坚持了一周，便在清朝的大批援军的围攻下失败了。这便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起义——潮州黄冈起义。

惠州党人在6月初才听到黄冈起义的消息，便仓促起来响应。6月2日，一百数十人在离惠州城约二十里的七女湖揭起了战斗的旗帜。他们虽数次击退了来攻的清军，但终因孤立无援，又加击败黄冈起义的清军也赶来镇压，他们只得在苦战了十二天之后，于弹尽粮绝的情形下，将枪械埋于地下，然后宣布解散。这便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四次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

钦、廉一带的起义一直在潮、惠起义之后三个月才发动起来。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动已经拿起武器的抗捐抗税的农民方面，却把希望寄托在镇压农民暴动的清朝新军的“反正”上。固然，当地新军的一个统领赵声是同盟会会员，但另一统领郭人漳却是个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他假意许诺“反正”，但当9月1日几百名起义群众在王光山正式发难，并在四天后攻占了廉州的防城之后，他就立即背信弃义地掉转枪口，派兵攻打起义军。起义军受到农民武装的热烈支援，战斗得十分勇敢。当时的一份外国报纸报道说：“孙中山之革命军，不知用何战术，能一战而去敌兵四分之三，可称奇捷。”但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孙中山发动的第五次起义——防城起义又告失败，起义军不得已退入广西边陲的十万大山。

过了三个月，即在这一年的12月2日，孙中山又在广西边防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了第六次起义。这儿地处中越边境，又距十万大山不远，孙中山选择在这里起义，是考虑到既便于从越南直接接济声援，又可与防城之役退入十万大山的队伍会合。起义军攻占镇南关的第二日，孙中山亲自率领同盟会重要负责人黄兴等从河内赶到前线，指挥战斗。当他到达镇南关的时候，已是深夜，他立即燃炬登山。这是孙中山从1895年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逃亡国外十二年之后，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孙中山登上起义军占领的炮台后，一面激励士气，一面指挥战斗。一个目击者回忆说：

我跟孙中山上了炮台，看见黄明堂（按：黄明堂是这次起义的直接负责人）及其他军官正在中台、南台、北台来往巡视。忽然镇南关方面打来一个炮弹，伤了一个士兵。孙中山立即叫人负去好好医治，又问哪一个开炮还击。有一个姓龙的炮手走过来上弹还炮，孙中山很高兴……孙中山对士兵说：“满清太腐败，太可恶，我们一定要将它推翻，我们的革命一定成功，大家努力吧！”士兵们听了他的话，都非常感动。

在孙中山亲临前线的鼓舞下，几百名起义军同四千清军激战七昼夜，清军死伤数百人。但屯驻在十万大山的队伍因道途阻隔，未能前来，起义军终因弹尽粮绝，不得已退入越南燕子山。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又遭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当局“驱逐出境”。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差不多在邻近中国东南的各个地方已无“立足之地”，因为日本、南洋、香港、越南、泰国等地都禁止孙中山居留。孙中山只得将继续发动起义的责任交付给黄兴等人。黄兴等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先后又于1908年3月在广西上思、1908年4月在云南河口、1910年2月在广州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也都因为缺乏周密的准备和充分的群众基础而失败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挫折，一次又一次的流血牺牲，使得有一些革命者感到灰心丧气了。孙中山形容当时的情形是：“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啼嘘太息，相视无言。”但孙中山要看得更远一些。他坚决相信革命形势正在日益成熟，只要继续奋斗，胜利定然在望。为了激扬同志们的革命意志，孙中山决定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了黄兴、赵声等重要干部，筹划广州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会上决定由黄兴负责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孙中山则前往欧洲，负责筹款购械。

孙中山在华侨中间募集了大约二十万元的经费，同时黄兴也已召集了各省的同盟会会员，组成了八百多名的“选锋队”（敢死队）。于是，1911年4月27日，起义便在广州爆发了。

起义的枪声一响，黄兴等便率领“选锋队”直攻两广总督衙门。督署虽很快攻下了，但起义军的其他两路却因领导人的犹疑而没有动作，结果黄兴一路成为孤军，他们和清军血战到第二天，由于损失过重而陷于失败。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党人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很多人慷慨牺牲。起义失败后，广州人民把牺牲的烈士葬于黄花岗，所以这次起义被称作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十次武装起义。除了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这些武装斗争外，其他革命党人也发动了很多次武装斗争，著名的如1906年湖南、江西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08年的安庆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它们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吸引和鼓舞了相当广大的人民起来坚决地参加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革命烈士的鲜血，对于人民是动员战斗的红旗，对于反对派是烧毁一切的烈火。

孙中山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果然，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不过几个月，武昌起义的成功就到来了，统治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被革命烈火烧毁了！

第三阶段：1911—1922年

一、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发生了！

1911年10月10日晚上，在武昌响起的枪声，像在火药桶里点燃了导线一样，引起了人民郁积已久的革命怒火的大爆发。革命的发展真如迅雷不及掩耳，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竖起了革命的旗帜，纷纷脱离清朝政府，宣告独立。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发生的。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这次革命的政治纲领；孙中山所组织的同盟会，是这次革命的领导核心。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正是这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革命发生的时候，孙中山却还远在美国。在他从报纸上读到革命军占领武昌的消息的前一天，他正因为无力筹措一次新的武装起义所需的款项而劳心焦思。及至他得悉了武昌起义已经发生的消息之后，还感到颇为突然和意外。

孙中山认定此时他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以便对革命有更多的帮助。于是，他匆匆往来于美、英、法各国，劝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希冀它们能同情和援助中国的革命。

11月中旬，孙中山在巴黎电告国内，说他已“循途东归”。在这封电报里，他表示希望赶快组织新政府，推定总统，以便“巩固国基”。至于总统的人选，他以为或者黎元洪或者袁世凯都行。

黎元洪本来是清朝驻湖北的新军协统，此时已在起义者的强迫下担任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袁世凯本来是清朝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此时因为要对付革命，清朝皇室已起用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孙中山怎么会表示赞同这样两个人物来担当革命新政权的总统呢？

事情还需从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形势谈起。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在革命人民的冲击下，旧的朝廷是再也统治不下去了。但是，政局并不完全控制在革命派的手里。宣告独立的各省，虽然都挂起了革命的白旗，组织了新的政府，但在新政府里活动的却有不少旧人物：清朝政府的军阀官僚和立宪派中的一些著名士绅。旧军阀旧官僚本来是革命的对象，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和部分开明地主政治代表的立宪派在长时间里也一直对革命抱反对态度，但当革命的烈火已经熊熊地燃烧起来，眼见扑灭无术之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便转而表示赞同革命。其中当然不乏真心诚意地转变了政治立场的人，但大部分却带有一种政治投机的性质，他们使自己披上一件革命的外衣，钻到革命阵营中间，竭力在内部争夺权力，以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势力。

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促进了这种局势的形成。他们盼望革命早日成功，而在他们心目中，只要清朝政府倒台、民国招牌挂起，革命就算是成功了。只要口头上表示拥护共和，拥护革命，不管他是什么人，他们都愿意与之合作，视为同志。在革命以前，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革命起来了，却不敢把斗争坚持到底，因此也就无力去摘取日益成熟的胜利之果。

从革命阵营方面说，不论是“假革命”还是“真革命”，都希望早日结束革命；从反革命方面说，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都要求赶快扼杀革命。

际遇时会，袁世凯就在这种情势下出山了。

袁世凯是中外反革命共同选中用来重建大地主大买办的集中统治的新工具。中外反革命认定：为了扼杀革命，只好用袁世凯来代替清王朝。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如果能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废掉清朝皇帝，如果袁世凯能够宣布赞成共和，那倒未始不是一条取得革命“胜利”的捷径，这样，即使让袁世凯来做总统也未尝不可。

前面所说的孙中山的那封电报，就是这种错综复杂形势下的产物。

但孙中山并不是对革命形势的危机毫无察觉。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返回祖国，抵达上海。这时，南方独立各省与北方袁世凯之间商讨如何使革命妥协的所谓“南北和议”正在进行，孙中山踏上上海土地的第一句话就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的第四天，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但同时又决定请他在当选后致电袁世凯，示意袁世凯如能使清帝退位，当即避席。孙中山迫于形势，果然给袁去了电报，表示他只是“暂时承乏”，总统一职仍是“虚位以待”。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日，任命各部总长，正式组成了资产阶级式的南京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算是正式诞生了。

孙中山在就职宣言里宣布：“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

孙中山真正努力地设法把革命精神贯注到政治设施中去。在他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短短的日子里，他力所能及地颁布了一些民主法令，如废止刑讯、禁烟剪辫、救济农民、解放奴婢、禁止贩卖人口等，显示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命新气象。

革命精神也体现在身任总统的孙中山的日常生活中间。一位曾在临时政府任职过的同盟会老会员回忆说：

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扫除了中国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著同样制服，这种制服以后称为中山服，流行至今。孙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很平民化。

当时，有人称孙中山为“平民总统”。据记载，当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那一天，他回答记者的访问时曾说：南京新政府不应该像过去的统治者那样，建设华丽的宫殿，如果实在没有房子，“则盖设棚厂以代之亦无不可”。

孙中山全心全意地献身于革命，他的一生都过着简朴清廉的生活，他也要求其他革命同志不为利禄所动。孙中山在许多次演讲中谆谆告诫人们：一个革命者绝不可“借革命来图一个人的私利，借革命这条路来做终南捷径，来升官发财”。对于这个，孙中山确实是身体力行的。

当然孙中山并不是丝毫没有弱点。他过于简单地认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竟致连人民之权、革命之势也不屑去一争，这就是孙中山在种种压力下一再表示可以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出发点。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演出了一出“逼宫”的活剧，迫令清帝退位。次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并荐袁世凯自代。在同一个时间里，民国政府和清王朝都把权力交给了袁世凯。

清朝统治被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最后结束了，这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但清政权垮台，袁世凯起来，封建买办的反动统治依然未动。革命的果实没有落在人民的手里，却被大地主大买办反动派代表人物袁世凯篡窃去了。

孙中山曾想方设法地限制和约束袁世凯。在他提出辞职的时候，附有这样三个条件：

（1）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

（2）袁世凯应该到南京受任总统；

（3）袁世凯受任总统后，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天真地以为，如果袁世凯离开了北京那个北洋军阀官僚的老巢穴，又受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束缚，那么，袁世凯也许就不能为所欲为了。

这一切当然无济于事。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表面上接受了这些条件，实际上却根本不加理睬。

1912年4月1日，也就是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整整三个月后，孙中山正式宣布卸职，袁世凯在北京走马上任。

孙中山下野，袁世凯上台，这表明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孙中山后来对于这一点有过很正确、很精辟的认识：

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逐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

可惜，这个认识乃是在事情发生了十二年以后的认识。在当时，孙中山却还完全不能了解这些，他并没有能一下子就看清楚时局的真相。他到处宣传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于是，孙中山作为一个“共和国民”，一心一意地致力于他的“社会事业”去了。

二、“二次革命”

孙中山既然认为“政治革命”业已成功，继之的便应该是“和平的社会革命”，也就是用“发展实业”来使国家臻于富强。在孙中山看来，“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所以，他决心以在野之身用十年时间修铁路二十万里，以奠定中国富强的基石。在他卸任总统以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奔波各地，考察了京张、津浦、胶济等重要铁路干线，拟订了一个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组织了“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并且受任为全国铁路督办。

狡猾诡诈的袁世凯感到此时还有必要借重于这位革命元勋，因为袁世凯觉得，政权虽已落到了自己手中，但自己的根基还不巩固；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也不能不稍加应付，而孙中山的革命威望则正是可以用来为自己装点门面的最好饰物。1912年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也就在这个月的24日进京与袁会晤。

在北京，孙中山与袁世凯一共会谈了十三次，据说，“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后者”。袁世凯施展了全部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伎俩，在会谈中间，竭力表示他和孙中山在政治问题上“所见略同”。甚至孙中山认为袁世凯必定会反对的“平均地权”一节，袁也竟然“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于是，孙中山受到了迷惑，居然对袁世凯深信不疑。会谈结束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发表演讲说：

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1912年10月，袁世凯授予孙中山大勋位，孙中山表示自己“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辞而不受。

1913年2月，孙中山带着“托付得人”的满意心情，为了他的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理想而东渡日本，进行考察。

当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期间，发生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事情。原来，早在武昌起义之后不久，一些力主妥协的同盟会会员就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这个口号受到了一切旧势力的支持，一时到处流传，甚嚣尘上。后来，宋教仁等人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将许多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及地方官僚等均拉入党内，声势虽然大了许多，但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却大为削弱了。孙中山虽觉得这样做法不甚妥当，但还是在名义上担任了国民党的理事长。不久，孙中山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党务。

国民党在宋教仁等的积极活动下，在所谓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多数，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于是，宋教仁便进一步想建立国民党的责任内阁。袁世凯是个野心极大的阴谋家，他可以在口头上赞成各种各样的政见，但要从他手里分出任何一点权力却是他所绝不许可的。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突然在上海车站被刺身死。宋遇刺后，舆论大哗。袁世凯被迫假惺惺地下令“穷究主名”，穷究的结果，原来“主名”不是别人，正是大总统袁世凯。

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孙中山完全不同于那些抛却革命初衷的政客。他之所以上了袁世凯的圈套，一方面是迫于客观的形势，一方面是因为经验不够、认识不足。现在，袁世凯凶恶的反革命面目暴露了，孙中山也就立即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宋教仁遇刺以后的第四天，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坚决举起了反袁的旗帜。

但是这时的国民党再也不是辛亥以前的同盟会了。国民党内部充满了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民。孙中山力主武力讨伐袁世凯，国民党内许多人却坚决主张“静候法律解决”。

正当国民党内部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的时候，袁世凯却积极做好了战争的准备。1913年6月，袁世凯连续免除了江西、广东、安徽三个省的国民党都督的职务。7月，他就正式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势力发出了“讨伐令”。

在袁世凯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大家不得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仓促应战。7月12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15日，黄兴在南京举兵讨袁。以反对袁世凯、保卫共和为目的的“二次革命”正式开始了！

但“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迅速遭到了失败。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在袁世凯的进攻下败北，本已宣布独立的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五省，见形势不好，又纷纷宣布取消独立。袁世凯终于以反革命的武力统一了中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缔造民国的孙中山遭到了民国总统的通缉，在民国的土地上无法存身，又一次逃亡到了日本。

孙中山在1913年底到了日本以后，发现他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几乎已成瓦解之势：有的仍然对袁世凯抱着幻想，有的害怕袁世凯的力量而不敢反对，有的贪图目前的和平而不欲与之决裂。总之是如孙中山所说那样：“败丧之余，群思持重，缓进之说，十人而五。”孙中山竭力鼓舞大家的斗志，勖勉大家“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

为了重新凝聚革命力量，进行反袁斗争，孙中山决心组织一个新的政党，这便是1914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很想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但他却还没有能力来正确地总结经验。为了避免吸收党员过分庞杂，造成组织涣散，他特别规定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正本清源”，提出：（1）摒斥官僚， （2）淘汰伪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不了解，组织上的统一必须以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为基础，但在政治上他却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他只是着眼于组织手续和形式上的严格，例如规定“凡入党人员”必须宣誓甘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中山一人，为入党之“唯一条件”。此外，还采取了某些秘密会社的落后的组织形式。结果，就使得中华革命党更加和广大群众隔开了，以致它始终只是一个影响不大的秘密小团体。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曾任命了一些人为中华革命军司令，到沿海沿江各省去活动，但都没有多大成效。1914年江浙和广东的几次起义，1915年12月上海的肇和军舰起义，都失败了。

袁世凯既然用武力建立了他的反革命统一大业，他的厉行帝制的野心便越来越无所忌惮了。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之后，他悍然解散了国会；在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中规定了总统具有皇帝般的权力之后，他又公然废除了《中华民国约法》。接着，袁世凯便正式着手把中华民国改成中华帝国，梦想黄袍加身，准备登极当洪宪皇帝了。袁世凯危险地玩弄着帝制之火，日近一日地走向了灭亡的边缘。

袁世凯的帝制丑剧愈演愈热闹，他的罪恶也在人民面前暴露得愈来愈充分，于是便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袁世凯过于迷信他的武力了。他原本以为靠他的武力可以把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却不料在人民怒火的燃烧下，连原先依附于袁世凯的若干地方军阀和立宪党人也被迫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袁世凯众叛亲离了。1916年6月6日，这个“孤家寡人”在忧愤交加下结束了生命。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去前一个多月回到上海。这时，他的认识有了提高。在1913年他最先举起反袁的旗帜时，他还只是认为“国家安危只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但在他回到上海以后发表的《讨袁宣言》里，已认识到要“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了。孙中山的这个认识是完全正确的。袁世凯死了，民国却仍在风雨飘摇之中，更加艰苦的斗争在等待着这位年刚半百的革命家。

三、“护法”运动

“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在1916年5月9日发表的《讨袁宣言》中所说的这几句话，既像是对袁世凯死后政治局势的预言，也像是他关于自己政治态度的誓词。袁世凯死后，“谋危民国者”不断地“复生于国内”，孙中山对此毫不妥协，为保卫民主而继续不断地进行着斗争。

袁世凯是帝国主义各国侵华的工具。袁死后，帝国主义各国各自寻找其得力的工具，结果是造成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窃据着北京中央政权的是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它继承了北洋军主力，主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北洋系统的另一派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霸占了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操纵。统治着东北地区的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的又一个工具。此外，在其他地区，则有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粤系军阀陈炯明、湘系军阀谭延闿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把国家主权肆无忌惮地廉价出卖，对人民横征暴敛、尽情搜刮，同时，相互间兵连祸结、内战不已。他们的统治，真正是“洒向人间都是怨”！

孙中山对于这些军阀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逐步深化的过程。

最初，段祺瑞政府在孙中山的再三促请下，表示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重新召开国会。孙中山认为，“北京存《约法》，复国会，共和形式已具”，虽然执政的并非革命党人，但既然他们已表示“赞成共和”，那就应当“望之信之，使展其所能”。

孙中山“望之信之”的结果是一切均告落空。段祺瑞果真“展其所能”了，但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抄袭袁世凯的故智。在袁世凯死了刚好一年的时候，段祺瑞像袁世凯一样，撕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了国会。

接着又有封建余孽第二次企图粉碎那块已被践踏得不成样子的民国招牌的张勋复辟事件。1917年7月1日，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趁北京政局动乱之机，把他的“辫子兵”开进北京，拥挟已被废黜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出来复辟。这次事件遭到了全国的反对。本来默许支持的段祺瑞见风转舵，赶跑了张勋。

段祺瑞自命为“再造民国”的元勋，进一步集中权力于一身，仍然拒绝召开国会和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经过这次事件，孙中山终于认清了北京军阀政府的真面目。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说，危害民国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复辟”，如张勋；一种是“伪共和”，如段祺瑞。“今日之患，非患真复辟者之众，正患伪共和者之多。”“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则美，其实尤窳。民国之号虽复，而祸乱之机方始。”

不但循其名，而且要责其实；不但看是否打出共和的招牌，而且还要看它是真是假。孙中山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于是他正式和北京的军阀政府决裂。1917年7月，他由上海南下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揭起了“护法”的旗帜。9月1日，跟随孙中山南下的一些国会议员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于是，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便正式形成。

“护法”运动是孙中山自1913年以来继反袁斗争而发动的第二次保卫民主的斗争。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争取恢复作为民主共和国象征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个斗争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却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专制余孽、军阀官僚潜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这个真理，孙中山一直到晚年才认识清楚；但是此时的人民群众却因为身受军阀统治的重重痛苦，已经远不能以恢复一纸空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满足了。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既然不是建立在广泛的人民斗争的基础上，它也就只能以南方各省的地方军阀实力为基础。军政府的两位副大元帅，一个是滇系军阀唐继尧，一个是桂系军阀陆荣廷。孙中山所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两支力量。但他们对于什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根本没有兴趣，他们和孙中山合作，只是借“护法”之名，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他们和北京政府并不是真正的对立，只要时机适当，他们随时可以和北方军阀握手言欢。

果然，南北和议背着孙中山偷偷地进行了。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后，坚决地表明态度说：“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

与孙中山同床异梦的西南军阀，觉得孙中山这种坚决态度是他们酝酿妥协的障碍，便设计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取消元帅，改设政务总裁七人，以老官僚岑春煊为主席。孙中山虽仍被选为总裁之一，但实际上是被排斥了。军政府经过这一改组，便完全变成了徒具形式的议和组织。

孙中山辞去了军政府的总裁职务，在辞职通电中，他痛快淋漓地指斥西南军阀“毒害地方，结连叛逆，欺骗国会，藐视人权”。他表示绝不与这些军阀“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孙中山不仅认清了北方军阀的假共和面目，而且也认清了南方军阀的假共和面目，他愤怒地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四、在黑暗中求索

1918年5月，孙中山离开广州，绕道日本，6月26日抵达上海。在这里他一直住了两年多。

在这个时期里，孙中山带着对于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埋头著述。他先后写作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合称为《建国方略》。孙中山鉴于过去历次革命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革命宗旨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因此，他在《孙文学说》中特别强调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坚定的革命信念，破除那种畏难惧险的心理。抱着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工业强国的强烈愿望，孙中山写了《实业计划》，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蓝图。《民权初步》是为了让人民能学会行使民权的基础知识而写的，在这里表现了孙中山期待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的真诚心愿。在《孙文学说》的序文中，孙中山充溢着忧愤和切望的心情说道：“民国成立之后……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他希望人民“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

然而，问题不在于有无良好的愿望。尽管孙中山对于黑暗的现实忧心如焚，对于美好的未来心向往之，但他仍然没有能找到一条摆脱黑暗现实和革新祖国的正确途径。《建国方略》提出了种种美好的设想，有不少值得赞赏的东西，可是在中国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依靠什么力量来进行革命这个根本问题上，这部著作并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因此，等待着他的还不能不是新的失败。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重新提出三民主义作为这个党的政纲，同时也将过去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方式做了某些改变。这是孙中山企图扩大他的党的政治力量的一次努力。但改变以后的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路线只不过是回到了同盟会时期的状态，它仍然不能适应业已发展了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加之孙中山正同时遭受着南北军阀的排挤，孑然局处上海一隅，因此他的党的事业仍然未见有多大起色。

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却又有了新的机会回到广东，因为粤系军阀陈炯明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打跑了陆荣廷。于是，孙中山在广州重新恢复了军政府。

1921年5月，广东军政府改成正式政府，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却操在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手里。

孙中山一面出师西征陆荣廷，力图巩固广东根据地，一面积极准备北伐。这时，北京政权已落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手中。孙中山为了讨伐吴佩孚，和原来的敌人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些地方小军阀如浙江的卢永祥等人的信使往还，企图利用各派军阀的矛盾建立一个反吴同盟。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更加湮没了斗争的革命色彩。

对内依靠粤系军阀，对外与皖系、奉系等军阀谋合作，很显然，孙中山的广州政权是很不稳固的。

1922年5月，北方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正准备配合奉军，出兵北伐，吴佩孚却迅速击败了张作霖。狡猾的吴佩孚在取得胜利后，一面通电恢复国会，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护法”的旗帜从孙中山手里夺了过去；一面加紧勾结陈炯明，策动陈炯明从背后给孙中山反戈一击。英帝国主义为了扑灭孙中山在广东的势力，也竭力对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勾结从中促成。

陈炯明的粤军本是孙中山在任大元帅期间亲自培植起来的，后来孙中山被陆荣廷等排挤，住在上海，为了在财政上支持陈炯明，还曾将他自己在上海的住宅（一些华侨出资购赠的）两次抵押，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悉数交充粤军军费。但陈炯明是个野心极大的阴谋家。他盘踞广东，俨然是个土皇帝，所作所为与其他军阀没有两样。当他在广东的地位逐渐巩固以后，便进一步着手攫取更大的权力。

对人民事业毫无二心的孙中山虽然一时可以成为陈炯明暂时借重的护符，却毕竟是陈炯明进一步扩张权势的障碍。于是，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直系军阀的收买下，陈炯明便决心叛变。

还在北伐期间，陈炯明便对北伐军事多方牵制。孙中山为了坚持北伐，便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之职，但仍任他为广东军政府的陆军总长。陈炯明当然更加心怀不满。

1922年6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在韶关督师的机会，在广州纵兵哗变。孙中山立即赶回广州，还想劝说陈炯明回心转意。当孙中山回到观音山总统府的时候，丧心病狂的陈炯明竟然派兵包围了总统府，并发炮轰击观音山。在火光烛天、炮声震地的危急情势下，孙中山沉着地冲出了叛军的包围圈，走避永丰兵舰。

孙中山又一次在他的“合作者”的背叛下遭到了挫折。

在广州湾的军舰上，孙中山坚持了两个月，用军舰上极少的武装和陈炯明的叛军进行战斗。8月中，孙中山不得不再一次只身返回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孙中山在一封信里这样回顾了他的不断失败不断斗争的经历：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

然而，孙中山像以往一样，并没有被失败所征服。他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了争取祖国进步的革命大业，他是绝不会放弃斗争的。但是，现在应该怎样来进行新的斗争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呢？到哪里去寻求共同斗争的可靠力量呢？

孙中山在黑暗中执着地求索着。

第四阶段：1922—1925年

一、在绝望里遇到了共产党

正当百折不挠的孙中山遭受着一次又一次失败，在他的革命征途上似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新兴的、代表着历史未来的无产阶级，向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伸出了友谊之手。在这双巨手的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勇敢地开始了划时代的转变，使他的思想和革命事业都进入了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最早的鼓舞和支持来自国际无产阶级，来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俄国。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8月，苏俄外长致书孙中山，对孙中山反对军阀所做的持续斗争表示赞佩。这封信充分表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关切之情。

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关怀中得到了鼓舞。同年9月，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拍了回电，这封电报是直接发给列宁的。电文中写着：

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这份珍贵的标志着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纪念品，至今还保存在莫斯科的列宁博物馆里。

以后，孙中山同列宁多次函电往还，讨论革命问题。列宁也多次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和赞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之下，我国于1919年发生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正在日益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孙中山虽没有直接领导五四运动，但他热烈支持这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斗争。他在上海接见了全国学联的代表，参加了上海爱国学生的集会，并发表演说、书信，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他从这次运动中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他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稍后，他又说：“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且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而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近代人民斗争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现实政治和社会状况，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为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这一切当然不能不给予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迫害排挤而又找不到正确前进道路的孙中山以强烈的影响。

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使者维金斯基。次年冬，正当孙中山率师北伐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李大钊的介绍，在张太雷陪同下，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见，进行了三次长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两点建议：（1）要将国民党改组成为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2）要建立革命的武装，为此，最好能创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对于这次会晤，感到非常高兴。

1922年8月，当孙中山因陈炯明的叛变而来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好在一个月以前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动力等，提出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斗争纲领，并且做出了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次大会的宣言指出：“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8月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里，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同时，对于国民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的妥协动摇的错误，也做了诚恳善意的批评。

孙中山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公正而中肯的评论。这对于正在探索和彷徨中的孙中山，无疑是一种最有力的帮助。

接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瞿秋白和林伯渠等，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谈。在孙中山寓所庭院的草地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孙中山漫步谈心，讨论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讨论着革命斗争的方针和方法。孙中山如饮甘泉地聆听着，激动地谈论着。他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寻求救国的道路，只有到这个时候才像是拨云见日，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康庄大道！

与此同时，苏俄代表越飞也多次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等进行商谈，并同孙中山本人进行了会晤，于1923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充分表达了孙中山对于十月革命的深切同情，也表达了他对获得苏联援助的渴望。同时，《宣言》也再一次表明了社会主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对孙中山的友谊。

在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了。他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改组中国国民党。1922年9月，孙中山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会后，孙中山又进行了改组国民党的实际筹备工作。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次日，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又次日，公布《中国国民党总章》。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孙中山提出了革命必须发动人民群众的思想，说“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革命的政党和领袖“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中国国民党宣言》还抨击了帝国主义国家强迫订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提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的斗争目标，以及实行普选制度、制定工人保护法以争取“劳资间地位之平等”、改良农村组织以争取“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等具体政治纲领。这一切都是孙中山在过去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这表明孙中山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久，南方的政局又有了新的变化。留驻在广西的一部分滇军和一部分桂军，以拥护孙中山为名，进军广州，赶走了陈炯明。1923年2月，孙中山便再回广州，重建了大元帅府。在这里，孙中山集中全力进行了国民党改组的工作。

二、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谈话和宣言，反复说明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改组时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这些基本方针是在孙中山对他以往的思想和革命活动深刻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孙中山批判了过去幻想依靠帝国主义援助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英、法、美帝国主义是“横暴者之主干”, “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支那之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故列强政府之反对支那革命无所不至者此也。”因此，今后可靠的国际援助，只能指望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因为苏联是“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533页）。孙中山称赞“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威权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580页）。因此，孙中山得出结论说：“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他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至理名言：“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批判了过去企图依靠军阀武装进行革命的错误，指出军阀“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战争”，过去与他们中间某些派系合作，“此是借人之力量，以干革命事业，而终不可靠者也”。他进一步指出军阀统治的存在，正是革命失败的根源。他说：“民国以来，我们革命党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还没有推翻，故民国徒有民国之名，仍受专制之实。”（573页）“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和北京的总统、总长，都是小皇帝。”（573页）孙中山一再强调说，革命力量的真正强大的源泉在人民之中，“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578页）。“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若单独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578页）革命“要人民来赞成，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成功”（578页）。稍后，他还明确地说明了人民的主体，正是广大的工农群众。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935页）“中国工人要受外国经济的压迫，间接的要做外国资本家的奴隶。”（910页）因此，他们在革命中是十分重要的力量。

孙中山清醒地了解国民党内存在着很大一批功名利禄之徒，他们“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524页），因此，国民党逐渐“失却原来奋斗之精神”（526页）。为了把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为一个具有革命生气的政党，就不能不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坚决地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这里所说的“新血液”，就是指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不是指望帝国主义的援助而是指望社会主义的援助，不是依靠封建军阀的力量而是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不是倚重国民党内的妥协分子而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这是孙中山总结他几十年斗争与失败的历史而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根据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分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定了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的、革命的联盟。

由于孙中山的努力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改组国民党的时机完全成熟了。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正式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坚决地依靠了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以及国民党左派如廖仲恺等人，使这次大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会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选举了有著名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孙中山自己仍然被选为国民党的总理。

在开会期间，恰值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噩耗传来，孙中山悲痛万分，立即提议休会三日，表示哀悼，并且发表演说，称颂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606页）。同时，亲书“国友人师”的挽词，表示对列宁的敬爱和悼念。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孙中山对他的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

（1）民族主义。明确规定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容。《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91页）特别着重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591页）

（2）民权主义。批判了那种“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592页）的“所谓民权制度”，指出真正的民权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592页）。同时还明确规定：“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592页）

（3）民生主义。直接提出了分配土地给农民和限制私人资本的原则，即所谓“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一次提出的“平均地权”，与同盟会时期的“平均地权”，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宣言》指出：“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593页），因此“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593页）。后来，孙中山对“平均地权”又做了进一步的申述，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关于“节制资本”,《宣言》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593页）

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表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但在20世纪20年代，在怎样进行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却达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这是因为，孙中山在不断失败的经验中终于体会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他转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

这个转变，是孙中山顺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第三个重要阶梯，也是他一生不断前进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梯。而集中表达这个转变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则“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他强调，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的新的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大政策的确定和新三民主义的提出，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的。国民党中数量不小的一批右派分子，以张继、居正、邓泽如、冯自由等为首，竭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他们就屡次向孙中山进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会议期间，他们又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反对党中有党”的提案，企图排挤和打击真诚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严肃地驳斥了这种破坏统一战线的谬论。

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对和破坏，孙中山的态度是坚决的。当时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林伯渠同志，在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生动地讲到这一点：

顽固分子坚决反对中山先生的新政策。他们宁愿革命失败，宁愿中国继续做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也要反对共产党。同这些顽固分子相反，中山先生决不甘心革命的失败。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使中国革命获得发展的力量，不同这个力量合作就得不到中国的解放。他斥责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说：“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他问那些顽固分子说：“你们仍旧反对同共产党合作么？”顽固分子回答说，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中山先生就毫不迟疑地对他们说：“那么好，开除你们的党籍！”

除了那些公开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以外，还有一些人则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暗中反对，如胡汉民、汪精卫、邹鲁等就是如此。对于这些人，孙中山也是有所了解和警惕的。在一封信里，孙中山写道：“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

孙中山是这样勇敢和坚定，他完全不理睬国民党内部右派分子种种公开的阻挠或暗中的破坏，昂首阔步地在新的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进！他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响亮地宣布说：

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600页）

三、北上前后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合作关系的建立，开始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一个新时期。

首先，在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学校，建立了革命军队的基础。在这所革命军事学校里，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担任政治部主任的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对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革命军事人才，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的推动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工农运动也日益开展起来。国民党改组后，在各级党部中设立了工人部，领导开展工人运动。1924年7月，在广州爆发了著名的“沙面大罢工”，这次罢工的矛头针对着帝国主义，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而胜利结束，成为工人运动开始高涨的标志。在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广东的农民运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全省有二十余万农民建立了农会组织。发动起来的工农群众，还建立了自己的人民革命武装——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

孙中山在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面前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宋庆龄回忆说，当1924年7月召开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时，她和孙中山眼见许多衣衫褴褛、赤脚背筐的农民神采奋发地从各乡步行了好几十里路来到广州，参加大会，孙中山兴奋和感动地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

但是，正当广东的局面呈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革命形势日趋高涨的时候，帝国主义却由于恐惧而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它们处心积虑地要扼杀和颠覆这个刚刚诞生的革命政权。

首先是在广东有着特殊势力的英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怂恿和支持陈炯明向广州进攻，它“从香港暗输军械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想颠覆广州革命政府，根本铲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孙中山坚决地派兵东征，使得英帝国主义利用陈炯明进攻广州的阴谋计划遭到了失败。

接着又发生了所谓的“截留关余”事件。原先，在军政府时期，广东海关的税收，除了偿付一部分外债利息之外，余款系按比例分别交给军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但现在管理广东海关的英国人却把关税余款悉数交拨北京的军阀政府，英帝国主义企图用这个办法在经济上扼杀广东的革命政权。孙中山对此提出了坚决的抗议，他庄严地声明：“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他指出，如果英帝国主义不改变这种做法，革命政府就要截留关余，收管海关。这时，帝国主义立刻赤裸裸地露出了它们的凶恶面目，在北京的所谓外交团竟然在1923年12月集中了二十余艘军舰（其中有英舰四艘，美国、法国各两艘，日本一艘），驶进黄埔，进行武力威胁。孙中山虽然一再表示了截留关余的决心，但终因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未获结果。

但是帝国主义并不就此歇手。它们又进一步策划更大的阴谋，煽动广州的商团武装进行反革命叛乱。

商团本是广东商界维持商业秩序的一个自卫组织，但这时它却操纵在反动的买办阶级手里。它的头头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入了英国籍的中国人陈廉伯。英帝国主义居心叵测地对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英帝国主义的走狗陈廉伯当然是唯命是从，便积极地展开了反革命活动。他一方面将商团的组织扩大到广东所有的城镇，一方面又与农村中欺压农民的地主武装民团勾结起来。同时，又用英帝国主义供给的金钱向外国大批购买军火，私自运入广州，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将革命势力“一扫而空”。

正当商团的反革命阴谋日益显露之时，广州革命政府在1924年8月11日查获了商团私运入口的大批枪械，计长短枪一万支、子弹三百万发。孙中山立刻下令将这批军火扣留。

陈廉伯一面组织了一千多商人向孙中山请愿，要求发还枪械；一面煽动各地商人罢市。到8月下旬，先后实行罢市的达一百多个城镇，广州各大商号竟然无耻地悬挂起英国国旗。商团还紧张地集结队伍，准备向革命政府进攻。在这种情势下，孙中山立即宣布陈廉伯的罪状，下令通缉，同时调动军队，准备武力镇压。

在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英帝国主义干脆从幕后走向幕前，公然出面干涉。8月28日，九艘英舰开到白鹅潭，将大炮指向中国战舰。次日，英国总领事致书广州革命政府，威胁说“中国当局”如不妥协，英国海军将“立即行动”。

对于孙中山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孙中山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在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支持之下，于9月1日发表了对外宣言，坚决地申斥了英帝国主义的猖狂挑衅。宣言中说：

盖帝国主义所欲毁坏之国民党政府，乃我国中唯一努力图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御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国之炮欲对之而发射。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在孙中山义正词严的立场面前，英帝国主义终于不敢做进一步的行动，它公开进行武装干涉的阴谋被粉碎了。

商团的反革命活动，也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暗中支持。他们有些人是“阳拥政府，阴护商团”；有些人是“犹疑妥协，居中取巧”；有些人是“名为调停，实则怂恿”。由于右派的百般阻挠，广州革命政府没有能利用有利时机迅速镇压商团武装，结果是助长了反革命气焰，使广州局势处于异常危急之中。

10月10日，商团猖狂地开枪射击庆祝游行的队伍，当场死伤百余人。接着，他们更肆无忌惮地在广州市街上横冲直撞，到处张贴反革命告示和标语，攻击共产党，诋毁苏联，号召推翻革命政府，要求孙中山下野。到14日晚上，商团竟包围了政府各机关，并居高临下，开枪射击。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立即对商团的反革命叛乱严加镇压。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的工农武装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纷纷表示坚决支持革命政府。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立即起义杀贼，绝无反顾”,“誓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

14日晚上，政府军队在工农武装的帮助和配合下，与商团展开了激战。只在几个小时之内，商团便被击溃。15日黎明，反革命叛乱迅速地被平定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挑战，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

商团事件期间，孙中山曾决定再一次出师北伐。在《北伐宣言》里，孙中山指出，这次北伐的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但是这时孙中山所能真正加以依靠的革命武装还是很小的。黄埔军校初创不久，力量不大，广东的主要军队仍然是只加收编而没有经过根本改造的军阀部队。再加上革命的后方正处于不稳定的局面，因此这次北伐仍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孙中山这次北伐的直接目标，本来是想讨伐窃据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势力，不料孙中山的讨伐没有成功，曹、吴却在全国人民反对浪潮的冲击和军阀的内部争斗中倒台了。1924年9月，张作霖出兵进攻曹锟、吴佩孚，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受革命高涨形势的影响，倒戈反直，发动了“北京政变”，曹、吴的统治宣告瓦解。“北京政变”后，政权重新落入段祺瑞手里。冯玉祥提出邀请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方人士到北京商讨时局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支持下，孙中山决定离粤北上。但是，孙中山的这一次北上同民国初年应袁世凯之邀北上，情况已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这一次北上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军阀势力妥协而是为了与军阀势力进行斗争，为了“宣传革命主义”。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时局宣言》，重新申述了改组以后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号召举行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的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起程北上。

孙中山离粤之后，经香港、上海，取道日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一路上，孙中山不论在演讲、谈话还是在函电中，反复强调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其具体目标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例如，在上海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孙中山说：“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孙中山并没有存在过多的幻想。他清楚地知道他的这些主张，“段祺瑞、张作霖辈必不赞同”。但重要的问题是以此向人民宣传，激发人民的斗争意志。果然，全国各地的人民对孙中山的主张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在孙中山北上期间，广州、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各大城市和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等省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

决心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封建军阀，一面赶紧筹备御用的主要由军阀政客参加的所谓“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一面在12月7日由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崇不平等条约，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12月14日，段祺瑞派代表到天津去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坚决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并且正颜厉色地对迎接他的代表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府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

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岿然不动。反动派不论是用军事威胁，还是用政治欺骗，都不能使孙中山有任何的动摇。可惜的是，病魔却在这时损害了这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孙中山病倒了。

四、永生

孙中山在广州尚未北上之前，身体就不很健康，但他为了人民革命事业，仍然抱病北上。由于旅途的劳顿和紧张的工作，他的肝病发作了起来。到1924年12月，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医生都劝告他，假如再不摒除一切，悉心治疗，就很危险。然而孙中山却仍然没有一刻放松革命工作。

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12月28日，只得从天津进入北京就医。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治疗，终于没有能够挽救住这个可贵的生命。

1925年3月12日，这位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儿子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孙中山忍受着濒死的苦痛，不断地喊着：“同志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他并且意味深长地向周围的人们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最后，在一声声渐呼渐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喊声中，闭上了他那明澈锐利的双眼。

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革命家的一生，“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是勇敢的。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着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而战斗。不论在他面前的敌人暂时看起来是何等强大，只要他确切认识到这些敌人是祖国进步的障碍和毒害人民的蠹贼，他就毫不迟疑地与之坚决斗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

孙中山是坚强的。不论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何等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他从来不动摇对事业的信念，从来不丧失必胜的信心。

孙中山是谦虚的。他热爱学习。他自己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他不断地寻求真理，在真理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抛弃陈旧的观念。正因如此，他就能够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紧紧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不断前进。

孙中山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的最后一分钟还没有忘怀人民革命事业，他在留给人民的最后遗言中总结他一生的斗争经验，殷切地嘱咐说：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的最后一分钟还没有忘怀他与伟大苏联人民的深厚友谊，他在《致苏联遗书》中写道：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

…………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知道“革命尚未成功”，但是他坚信，只要继续战斗，黑暗就会过去，“不久即将破晓”。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孙中山的预言。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同声哀悼。在北京，几十万人民向孙中山的遗体告别。在全国各地，则有更多的人为孙中山举哀追悼。据当时的记载，“各省都市以及边远特别区，无一不有民众自动举哀，自动开会追悼，参加追悼会之人数，自数十百以至十数万，几可视各地人民之多寡而定其人数之多寡”。

孙中山的逝世，也引起了国际工人阶级和进步人民的哀悼。俄共（布）中央在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唁电中说：

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中说：

全中国的民众啊！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

是啊，孙中山虽然死了，人民是不死的！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在人民中间也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毛泽东同志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就是用这样的斗争和努力，来继承和发展了伟大先驱者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孙中山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