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学会”和“保国会”始末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一种与以往的旧式文人结社迥然不同的崭新社会团体，出现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中，这就是维新派大力提倡的学会组织。

维新派普遍认为，组织学会，对于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祖国富强、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谭嗣同说：“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梁启超也说：“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

维新派为什么把组织学会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他们期望学会组织在维新运动中发挥哪些作用呢？概括起来，他们认为学会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开风气”，就是通过学会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增强变法维新运动的声势；二是“联人才”，就是通过学会培养一批通晓“西学”的知识分子，团聚和组织一支致力于维新事业的骨干队伍；三是“伸民权”，就是通过学会争取和扩大群众的某些政治权利，锻炼和提高资产阶级（包括某些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用他们的话来说，叫作“学以此兴，士以此联，民以此固，国以此强”。

在维新派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各式各样的学会果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各省学会极盛，更仆难数”，学会如林，遍地并起。据我们所看到的材料，在那个时期，全国有名目可考的学会组织在七十个上下，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康有为亲自组织的强学会和保国会了。

强学会是维新运动时期第一个组织起来的学会，成立于1895年。康有为提出，成立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讲中国自强之学”。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势下，这个带有鲜明爱国主义性质的口号，显然给予人们一种巨大的鼓舞和吸引的力量。因此，虽然筹备工作开始不很顺利，曾“三举不成”，但逐渐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后来，不仅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和中小官僚加入进来，连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也表示支持，答应可每年拨给经费，甚至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样一些人物，也纷纷表示捐资入会了。

维新派深知，创建这样的组织，是对封建政治的一场严重斗争。甚至可以说，维新派正是把冲决封建专制政治的网罗作为组织学会的首要目的的。梁启超指出：“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他还讲了这样一段故事：“强学会之开也，余与其役，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按：指康有为）龂龂持之，不肯迁就，余颇怪焉。先生曰：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有大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又于同年10月南下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分会。

封建顽固势力当然不容许这种明目张胆的挑战。他们首先是制造一些流言蜚语，对会事大加诽谤。接着，由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出面，参劾康有为等“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于是，慈禧便立即下令将强学会封禁。北京的强学会存在了四个月，上海的强学分会只存在了两个月，就都夭折了。

但是，新生的学会组织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并不因为封建顽固势力的摧残而失去生机。梁启超说：“强学会虽封禁，然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惟岁以来，此风渐鬯，于是桂林有圣学会，长沙有湘学会，武昌有质学会，苏州有苏学会，上海有算学会、务农会、不缠足会等次第兴起。或规模已成，或草创未定，若其肇始建议者，若医会、游历会、化学会、格致会、工艺会、红十字会、戒烟会等，继轨并作。”

在各地学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康有为于1897年11月重到北京，准备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群众组织。这时正好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祖国被瓜分的危机益形严重了。于是，康有为先联络一部分人，分别组织了保川、保滇、保浙等会。1898年4月，正式成立了保国会。康有为亲自撰写了《保国会序》，贴于会所，其中列举了最近一系列“失地失权之事”后，指出：“天地为愁，我将何容？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我四万万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保国会章程》开宗明义，第一条也指出：“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可是，保国会的寿命比强学会的更为短促。封建顽固势力故技重演，用对付强学会的老办法来对付保国会。他们仍然是先制造流言。保国会成立不久，社会上就开始流传“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保中国不保大清”之类的说法，甚至散布荣禄要参加保国会的人“小心脑袋”等等的无耻威吓，“展转传闻，一唱百和，于是谤议大兴”。接着，黄桂鋆、李盛铎、潘庆澜等纷纷上章奏劾。在奏疏中，他们说：“如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皆由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并指责说：“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保国会等“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 “名则保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此风万不可长”。虽然由于光绪皇帝的庇护，保国会未被查究，但自此以后，也就停止活动，名存实亡了。实际上，保国会前后只活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强学会和保国会曾经开展了哪些活动呢？主要是：

第一，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强学会“三日一会”，保国会“会期有大会、常会、临时会之分”。在集会上，主讲人“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 “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讲的人慷慨激昂，听的人热血沸腾，讲到动人处，“座中人有为之下泪者”。

第二，发行报纸。北京强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木刻活字印刷，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随“宫门钞”分送在京官员。开始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左右。这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上海强学分会也发行了《强学报》，但未办多久，就停刊了。

第三，办图书馆。据梁启超的回忆，强学会“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故开手第一件事就是“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又说，强学会组织起来后，“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知识于我国民”。可是由于风气闭塞，当时前来阅读这些“西学新书”的人，几乎是寥若晨星。强学会曾四处寻觅，好不容易从上海购到一幅世界地图，“图来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于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保国会由于存在时间短，实际上只进行了第一项活动。

康有为曾把强学会称作“政党嚆矢”，梁启超则说：“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至于保国会，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论著也大抵把它称作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或者说已经“略具政党的规模”。但实际上，它与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存在着很远的距离和很大的差别。

首先，强学会和保国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不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都有相当全面的目标和主张，也就是说，维新派是有一个系统的政治纲领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纲领贯彻到学会活动中去。强学会和保国会的宗旨，只是“自强”“保国保种保教”之类的比较笼统的政治口号，既没有具体要求争取实现的政治目标，更没有为达到此种目标而规定的实际政治步骤。参加此种组织的成员，“闻见既歧，趋向各异”，有的人自己说：“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

其次，任何人参加此类组织，并不需要有什么条件或履行什么严格的手续。一般“愿入会者”, “不分畛域，一律延揽”。入会手续也很简单，只要“将姓名、爵里函知局中”就可以了。《中外日报》有一篇文章说：“京师强学会，仅有议论，未见实事，何来人名清单？”可见强学会连本会员名册都没有。保国会稍微严格一些，章程规定：“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证。”但实际上这个规定并未认真执行。

最后，这些组织对自己的成员没有什么组织纪律的约束。不论是强学会还是保国会的会章，对会员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入会者若心术品行不端，有污会事者，会众除名”。但这些只是对于会员道德修养方面的基本要求，连以往“以文会友”的文人结社也会提出这种要求，根本不能看作政治纪律。

曾经亲历戊戌维新运动，后来成为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吴玉章同志指出：“戊戌变法时期虽然有学会一类的组织，这些组织在变法运动中也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它们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历史事实确是如此。

当然不应因此而低估强学会和保国会在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强学会和保国会的成立，在观念上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君子群而不党”的教条，在政治实践上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不准结社的禁令，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梁启超说：“按中国近两年来风气骤开，颇赖学会之力。”康有为则更把强学会的建立看作维新运动的发轫：“自强学会首倡之，遂有官书局、《时务报》之继起，于是海内缤纷，争言新法，自此举始也。”这种估计，应该说是完全确切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