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实·公允·清新

——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 [《中华民国的创立》（上）]。这是一部史事翔实、立论公允、格调清新的优秀史学著作，是近年来我国丰富多彩的学术园地中开放的一枝新卉。

《中华民国史》编写的是从中华民国的兴起直到灭亡的整个一代的历史。此书由集体编写，李新同志主编。全书计划写三编：第一编包括中华民国创立时期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二编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三编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著作。编写这样的著作和论文汇编、单本专著不一样，需要更加深湛的研究和更加丰厚的资料积累，需要许多同志长期而有计划的通力合作。它既是很艰苦的研究工作，又是很复杂的组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三十二年了，社会科学领域中还很少有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著作。我们需要有能够和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地位相称的学术巨著，我们需要有博大精深、丰富详赡，能够同“二十四史”媲美并超过它的优秀的历史学巨著。随着全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可以期待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多卷本科学著作问世。

对我们来说，“中华民国”还是刚刚过去的昨天，是中国人民得到新生和旧剥削制度逐步走向灭亡的历史时期，是父辈、兄辈以至我们自己生活过、斗争过的火热的年代。它和今天一脉相承，息息相关，我们当然相当了解这段历史，但是为了继续前进，我们需要经常回顾它，更加了解它、熟悉它。不充分地懂得昨天，就不可能安排好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有一部大型的、包罗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多卷本历史著作，来全面地反映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中国国情、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十分重要的。

要完成这样的学术巨著，必须有专题研究和收集资料的长时期的准备，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良好的组织。在编写《中华民国史》以前，已经预先编写了《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传》以及各种专题资料数十册。正是在大量的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够着手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因此，它的出版，既是过去多年大量的辛勤劳动的可喜成果，又是今后大规模编写工程的良好开端。

本书第一编上册，共三十三万字，是全书开宗明义的篇章。它分析了中华民国产生的背景，描述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说明了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的出现以及这个革命组织成立后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和推动革命的伟大功绩，展现了那个时代无数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而英勇奋斗的历史面貌。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更迭变换，人民群众的斗争风起云涌，政治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本书通过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细致而深刻的叙述与分析，形成了自己颇具个性的若干特色。

本书的序言中曾经提出：“要实写，不能虚写，虚写容易概念化。”应该说，第一编上册是认真贯彻了这个主张的。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书中总是力求具体地、详尽地加以论述，讲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尽可能地把事情的全貌告诉读者，没有多少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议论。作者的观点，或者体现在对历史情况的叙述中，或者在讲清历史过程之后画龙点睛地做一些必要的概括。作者不是先验式地向读者去“灌输”什么现成的历史结论，而是通过对历史本身的翔实的描绘，引导读者自己去做出判断。例如，在讲到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的时候，一般都要讲到在同盟会之前已经有了哪些革命小团体。以往的论著大抵只介绍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几个较著名的组织，详细一点的也不过对其他的革命小团体略举一二。本书则除了上述几个革命团体外，还根据确凿的历史资料，具体介绍了江苏的励志学会、知耻学社、强国会；四川重庆的公强会，成都的华阳阅书报社、公德社；上海的旅沪福建学生会；福建的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福建学生会支部；江西的易知社、我群社；安徽的岳王会、维新会；广州的群智社；贵州的武备学堂学生自治会；留日学生中的革命组织新华会、革命同志会、大湖南北同盟会；等等。（第293～306页）这样，不仅具体地说明了群众革命情绪的增长；同时，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必要性、迫切性、客观条件以及同盟会建立的意义和影响等，也就有了更为生动、更有说服力的根据。又如，在讲到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时，以往的论著往往只注意在日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而本书则指出：除了这两个主要论战对手之外，在其他地区也形成了许多对垒的报纸，如南洋有《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檀香山有《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曼谷有《华暹新报》与《启南新报》，仰光有《光华报》与《商务报》，温哥华有《大汉日报》与《日新报》，旧金山有《美洲少年报》与《世界报》,“上述地区论战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东京”（第377页）。这就把这一场论战的广度和深度，规模和气势，以及它在政治界、思想界的影响，更加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在于揭示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是如果把揭示规律局限于空泛地阐述几条结论，那显然是很不够的。客观历史本来是生动具体、丰富多彩的，只有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进行确切详尽的研究和叙述，才能对客观历史进程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概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的时候曾指出，仅仅正确把握“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是不够的，还要了解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因为“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本书由于注意对于历史事件的各个细节做详细而正确的描画，因而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总画面看得更加清楚了。

我们已经说过，本书编写以前已做了许多专题研究和资料工作的准备，从第一编上册所征引的资料，也可以看出作者为了做到史事翔实而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劳动。这些资料，不仅来源于国内已经公开出版的大量书籍报刊，而且还有许多采自从未发表过的历史档案、手稿、电稿、碑文拓片等，同时，也尽可能地参考、利用了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论著及材料。对于某些记载歧异的史料，书中做了必要的考订。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书中得到较好体现的另一优点是实事求是，立论公允。本书前言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和编写历史，就要绝对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不容作任何歪曲……要求立论公允。”要贯彻这些主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不仅要求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掌握、驾驭大量确切的历史材料，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科学良心。用句老话来说，就是不但要有史识、史才，还要有史德。譬如说，由于近代社会矛盾的极端复杂性和斗争的空前尖锐性，许多历史人物前期、后期的政治态度和历史作用，常常有很大的变化。随着岁月的推移，本来在同一营垒中的战友，却有的前进，有的颓唐，有的落伍，有的叛离了。当然，其中不乏始终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也有许多历尽艰难险阻而仍然百折不挠地坚持革命、坚持进步的坚强斗士，但确实也有不少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了伟大的历史运动，做出过相当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历史贡献，可是在后来却走向了反面，终于成了历史的罪人。对于这些昙花一现的人物曾经有过的历史功绩，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因为他们后来的罪恶而对他们前期的历史活动一笔抹杀、讳莫如深呢，还是对他们的前期活动进行适当的“改铸”，以证明他们后来的罪恶是有“历史根源”的呢？抑或是对他们的前期功绩和后来的罪恶如实写出，以看出这些人物的发展轨迹及历史全貌呢？本书坚持了最后一种态度，因而也就真正地做到了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这里可以举汤尔和为例。汤尔和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员，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是个颇为活跃的人物。在这一年的4月29日召开的以拒俄为内容的留学生全体大会上，他被推为临时议长，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但是，只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就倒向了立宪派一边，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更公然地当了汉奸。对于这样一个人，本书仍然用整整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分析了他在4月29日大会上的演说词，鲜明地肯定“这篇演讲代表了当时留学生们沸腾的爱国主义热情”（第155页）。同时，也毫不含糊地分别在一些地方指出他后来背弃革命和丧失民族气节的罪责。

不仅对于二等汉奸汤尔和是这样，就是对于后来成了头号大汉奸的汪精卫，以及后来是国民党著名右派的吴稚晖、胡汉民等，本书也无不如此。汪精卫是辛亥革命中的活跃人物，在《民报》上写过不少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是孙中山授意、由汪精卫执笔写成并署名发表的。可是，由于汪精卫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民族罪人，许多论著中常常不愿意或者不敢于叙述他在那一时期的历史活动。本书却并没有简单地把他写成一个生来就坏、一切皆坏的恶棍，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他做过的一些好事。甚至，对于汪精卫所受到的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指责，本书还根据历史事实做了适当的交代。例如，1905年12月留日学生在抗议取缔规则的斗争中，曾经发生过意见分歧，一派主张全体退学回国，一派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学。有关论著一般把秋瑾、宋教仁等作为前一派的代表，而把汪精卫、胡汉民作为后一派的代表，并认为后两人的主张和活动起了破坏留学生罢课斗争及革命团结的负面作用。本书特意在一个附注中说明：“当时，孙中山担心同盟会员大批归国，有可能被清政府一网打尽，打电报给汪精卫，要他出面劝阻。12月24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不轻言返国。”（第353页）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中，对两种主张谁是谁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汪精卫既然是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孙中山的出发点又是怕会员大批归国后被一网打尽，那么，给汪精卫、胡汉民扣上破坏罢课斗争和革命团结的帽子，是不公允的。这种不公允的评价并不因为汪精卫、胡汉民日后的堕落而成为合理的东西，因为，它毕竟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这样的写法将会形成怎样的社会效果呢？这并不会使反动人物逃脱历史的谴责。历史学家把历史人物的全部社会活动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如实反映，只会使人们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各种历史人物的本质，从而吸取有益的经验。人们看到了那些风云一时的人物，怎样蜕变，怎样叛卖，怎样投靠，以至从历史功臣变成历史罪人的全部过程，就会更增加对他们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丑恶品质的鄙夷，同时也就更增加对那些始终坚持革命初衷、不断跟着时代步伐前进的先进人物的景仰和崇敬！

对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革命英雄，本书在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并不回避他们的某些局限和缺点。这是尊重历史事实、公允评价人物的又一个方面。因为任何历史活动家，即使是十分伟大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失误。历史科学的任务，既不是指责这些缺点和失误以苛求前人，也不是掩饰这些缺点和失误以神化历史人物，而是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们能够正确地取得历史经验和教训。本书对于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论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陈天华的革命活动，对他所著的革命宣传品《猛回头》《警世钟》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猛回头》《警世钟》反帝爱国思想的强烈程度超过了当时的同类作品。这两本书还以通俗易解见长……所以很快就深入农村、军营和工人、平民中去。”（第199页）但是，本书也指出，在1905年初，陈天华由于受梁启超的引诱，曾经一度发生动摇。对此，书中分析说：“陈天华有他自己的弱点，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激流之中不会吝惜热血和头颅，却容易被崎岖的道路和腻人的琐务消磨掉意志。他的动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处于停滞、沉闷状态所产生的危机。”（第306页）这样才是令人信服地分析了革命英雄身上存在的弱点，避免了那种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

上面提到的这些优点，使得本书在内容上具有一种突破了框框的新特点。但还应该指出，本书在表述形式和文字方面，也给人一种值得称道的清新之感。历史著作不同于文艺作品，它不是以艺术构思和形象塑造去感动人、吸引人，但是它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生动的历史事实，去激励人、说服人、教育人。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历史科学著作也应该避免写得枯燥、干瘪、呆板。为此，本书选择和使用了许多活生生的史实，其中包括一些在通常的习惯看来“上不了书”的材料，使得全书丰满充实，情趣盎然。在描写历史事实时，不仅有过程，有时还有情节；在分析历史人物时，不仅讲思想和行动，有时还讲性格；在综述社会现象时，不仅有数字统计，有时还有图表。此外，在引用的材料中，有对话、演说、歌诀、诗词，甚至有人物的外号、别号，社会的民俗、民谚。所有这些，都不是游离于基本历史线索之外的搜异猎奇，而恰恰起着更好地渲染和烘托历史主线的作用。

本书的优点当然不是仅止于这些，这里我们只是着重指出那些具有特色的方面而已。同时，这本书自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这是一本集体编写的著作，有些地方前后文气显得有些不统一；有一些历史事件，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显得有点零散而不连贯（如关于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就是分别在第352～353页、373页、429页中陆续交代的）。

马克思在说到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曾经引用过这样一句俗语：“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对于《中华民国史》这部多卷本的历史科学著作来说，第一编上册的出版，表明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全书将会顺利地编写下去，并将较快地陆续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我们相信，只要保持并发扬第一编上册的优点和特点，一部有分量的、可以真正称作“信史”的《中华民国史》的诞生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