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现代文明语言的形成

世界交往的形成与现代各文明民族语言的形成有直接联系，恩格斯在谈到欧洲中世纪转向现代社会时曾指出这一转变的语言条件。他写道：“代替希腊人或罗马人和野蛮人的对立，现在是六个具有文明语言的文明民族（斯堪的那维亚等民族还不计在内），所有这些语言已经发展到能够参加14世纪的强有力的文学繁荣，而且比起古代末期已经在衰退和死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说，它们保证了教育的更加无比的多样化。”（20卷530页）这里讲的六种文明语言是指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文明语言的形成是几百年以来语言融合的结果，它标志着新的更大范围内的几个文明民族的诞生，并且为世界交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意大利，拉丁文近千年一直是上层知识界交往的主要语言媒介，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语言并不通行。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初，拉丁文作品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妨碍了文化的传播，于是一批文艺复兴的作家如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博雅多、阿里克斯托、马基雅弗利等，改用生活中的语言创作。由于他们大都取用托斯卡纳方言，于是这种方言成为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基础。在意大利的统一中，有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因素，其中语言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雅·布克哈特就民族语言对意大利的意义写道：“人们普遍地无可争辩地把纯正的语言和发音当作宝贵而神圣的东西来尊重。这个国家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采用了这种典范语言。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的采用是在意大利文学的全胜时期，而且部分地是由于文学的影响。直到19世纪，皮蒙特由于分享人民的这一主要财富——纯正的语言，才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为意大利的一个真正的省。”

德国数百年来是一个分裂的、松散的“国家”，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得到承认，相当程度上仰仗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德意志标准语言的形成。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文和他创作的赞美诗《我们的主是坚强堡垒》，均使用平民的语言，传播极为广泛，从而为德语提供了标准语言。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20卷362页）。

当统一的意大利语替代拉丁文进行文化传播的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民族在确立的标准语基础上形成了。西班牙戏剧和当时的两部长篇小说（《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及其种种不幸》、《堂·吉诃德》）所使用的是加斯梯里亚语，文学的繁荣使这种方言成为西班牙的标准语。葡萄牙的史诗《卢兹之歌》则成为这个民族语言的基础。恩格斯谈到语言对这两个民族的意义时写道：“在比利牛斯半岛，当地的两个属罗曼语族的部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于是说普罗凡斯语的阿腊贡王国就屈服于加斯梯里亚的标准语；第三个部落则把它的各语言区（加利西亚除外）合并成为葡萄牙王国”（21卷457页）。

在法国，北方法兰西人征服了南方法兰西人，于15世纪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北方法兰西人的语言成为新的标准语。法国作家弗·拉伯雷（《巨人传》的作者）为新的标准语提供了范本。关于这一历史，恩格斯写道：“南方法兰西民族——vulgo [即一般所谈的]普罗温斯民族……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300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语言沦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5卷420页）。

英语是在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14世纪才初具规模，相对其他语言年轻得多。乔叟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为英语提供了标准语言。

现代民族语言的形成通常伴随着一场文学运动，历史上的这类文学运动往往是民族语言标准化和普及的契机，以至现在的语言学把标准语言和文学语言两个概念等同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在其形成的时候有否伴随文学运动，对民族语言的确立至关重要。特别是弱小民族，文学运动对其巩固和普及民族语言的意义更大些。马克思谈到过罗马尼亚18世纪的文学运动对巩固本民族语言的作用，他说：当时“大公们再度把法纳尔漂亮的演说家们所鄙视的罗马尼亚语放在了光荣地位。文学运动兴起于18世纪。这就是说，当罗马尼亚语在这两个公国中被禁止的时候，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忠实地保持着祖先的语言”。反之，缺乏这样的文学运动，弱小的民族语言便会消亡或成为纯粹的民间土话。恩格斯谈到的中欧地区十几个属于斯拉夫语族的小民族就是这样。他写道：“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轻视文学，而且其中大多数不开化，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间土话，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异族的，即非斯拉夫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语。”（6卷201页）

关于现代文明语言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作过一次综述，他们指出：“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3卷500页）尽管欧洲的六大文明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十分复杂，这一综述却使问题变得有条理了，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六种文明语言形成的各自的主要因素提炼了出来：意大利语和德语是历史悠久的语言，它们形成民族语言主要仰仗原有语言的根基；英语最年轻，却是民族语言融合的典型；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集中的结果。无论哪种语言，其形成都经历了数百年民族统一的历程，并且都不同程度地抓住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契机。

这六种走在前面的文明语言，对世界交往体系中的语言交流和融合产生了巨大影响。仅最近的几百年，世界用于交往的语言已经从12000多种减少为不到6000种，某几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扩大的趋势仍在继续，在信息资料、节目交流方面占据主要地位；大部分世界性交流甚至只使用一两种语言，以往民族语言造成的交往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被不断克服。语言作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的，正在成为公共的财产。这种情形强烈地影响着新一代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选择、态度心理和行为举止。计算机语言的出现，又是人类语言史上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如果真有上帝的话，那么他在地球上的羔羊们不会再害怕主变乱语言了，他们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语言分化、融合的过程后，已有可能再次商讨建造通天的巴别塔，那时，人们可以讲一种共同的语言——计算机语言。